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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录片的领域中一些原本不敢运用的手法，如今也开始大量的使用。一般是限于一个人时隔不久环境无大变化，重现的内容与整个作品内容没有明显的视觉差异，即对象本身经历的重演。 1998年英国卡尔顿中央独立电视中心发布的道歉声明，在世界影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称1996年制作并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关联是一个捕风捉影、缺少事实根据的节目。故事所揭露的一条从哥伦比亚到伦敦的地下毒品运输线并不存在，纪录片的主要部分都是表演出来的。2008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曝出纪录片欺骗观众的丑闻。他们在制作一部关于英国流行音乐歌手斯科特·沃尔克的纪录片时，竟然使用虚假的采访镜头冒充真实采访镜头，欺骗并误导了观众。这种情况在世界影视业的发展中并不少见，一个个造假节目被揭露出来，而一个个造假节目又被制作出来。这一切都与“情景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广泛应用相关。 动摇了纪录片真实性的根基。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根本。真实的影像永远是纪录片创作的主源，它们是纪录片中最有含金量、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元素。而“情景再现”是影视艺术中的一种“扮演”手法，它不具有“纪录”的功能，而“再现”的也不是“真实”。在纪录片创作中，寄希望于“再现”的做法，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挑战，久而久之纪录片将失信于民，生存之路将更为艰辛。 真假相交，误导、欺骗观众的视听。 “情景再现”手法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危害，就是真假相交，真真假假，导致观众雾里看花，误导、欺骗观众的视听。一部纪录片中间夹杂的“情景再现”片段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不难分辨，但是当一部纪录片古老到被后世当作文献资料来观瞻时，那时的观者是否也能理清片中哪些是原始记录，哪些又是“扮演”和“再现”呢？纪录片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欧美，经历近百年发展到今天，形成了风格流派多元并存的局面。我国纪录片创作起步较晚，从80年代开始算起，到现在也只不过是短短的二十余年，这与西方有着六七十年的时间差，要想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的制作水平，借鉴与模仿就成了快捷有效的方式。于是，国内一些编导不分良莠将西方的创造手法一并拿来，特别是看到国外一些用了“情景再现”手法的纪录片拿了大奖以后，更是不顾一切将其纳入囊中。 过分追求技巧，舍本求末，也是情景再现滥用的现象。有些编导把纪录片当成表现个人艺术品位的东西，当成实验电影来拍，精心雕琢，形式大于内容。片子过度追求画面效果、结构安排、三维特技，当实际拍摄达不到编导想要的效果时，就运用电影中的布景、扮演或是三维模型等手法。 还有一些纪录片用情景再现的手法故意混淆概念，编导历史责任感不强。有些编导故意模糊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概念，把故事片的手法应用到纪录片中，拍的片子既像电影又像纪录片。如果前清秘史、故宫、郑和下西洋等片子说成是再现式连续剧或纪实故事片，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电视纪录片与故事片不同，电视纪录片中传递的信息均应为“确确实实的存在”，任何形式的虚构都会破坏纪录片的可信度。 一些人关于“情景再现是有根据的还原，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杜撰虚构，是构筑于真实基础之上的再现”的说法，在纪录片的历史功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再现的。再真实的再现，充其量只是对于已经消失在镜头前的“真实”提供历史的“可能性”。“情景再现”作为一种电视创作手法无可非议，但把它放在纪录片中就有问题了。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虚构的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事情模拟重现出来的“情景再现”与“真实”相差甚远，不足以担当“纪录”的重任。 不难看出，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手法是“纪录”，“情景再现”作为一种电视艺术的虚拟手法不能随意应用于以“真实”为基础的纪录片。纪录片千万不要因追求观赏性，而让子孙后代误入“真实”的陷阱和“历史”的谜团。 结论 纪录片的灵魂是真实，是纪录片创作者们不懈追求的目标，“真实地再现真人真事”，是纪录片无可辩驳的命题。纪录片里的真实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真实是不可能的。纪录片风格多样，技巧从属于纪录片的表现需要，没有硬性要求，因而灵活丰富，在特定时刻并不拒绝扮演、动画特技等手法，这不仅没有损害纪录片的真实性，反而使它更形象化和更易理解。如果创作上确实需要，我们应当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只要把握住这种“虚构”或“扮演”的比例，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 我们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理解应该是更多层面的，纪录片所包含的“真实性”也是多角度、多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