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解读：唐诗里的酒宋词里的茶.docx

历史文化解读：唐诗里的酒，宋词里的茶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大唐盛世，诗酒风流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茶香入词，余味隽永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其一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其二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其三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