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docx
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分析上表所列诗论与诗序对这五十三首诗歌的评述，可 以把其间的异同关系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诗论与诗序的评述相互支持、相互补 充与发明,表现了基本一致的评判取向。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共有 三十五首，它们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兔宣，召南 的鹊巢、甘棠、蠢斯,邺风的柏舟、绿衣、燕燕， 鄢风的墙有茨，卫风的木瓜，王风的兔爰， 齐风的东方未明，小雅的鹿鸣、天保、菁菁者莪、 湛露、祈父、黄鸟、十月之交、雨无正、节南山、小 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谷风、蓼莪、无将 大车，大雅的大明、皇矣、生民、荡，周颂的清 庙。第二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述与诗序不发生在同一个层次上, 其间不存在可比性。诗论采用了流行于春秋时代的“断章取义” 之法一仅针对诗篇中某几句话发表评说,或在引诗之后用简单判语表 明主体态度，如“吾美之”、“吾信之”、“吾喜之”、“吾善之” 之类。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述以及感情性判断是不应该被当成篇章之义 而与诗序进行比较的。属于这一类因而可以排除不予讨论的作品 有猗嗟、宛丘、鸣鸠、大田、文王、烈文、昊天有成 命等。第三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说与诗序不合，二者表现了完全 不同的评判取向。诗论立足于歌辞本身进行评说，而诗序则按 “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把诗歌与伦理政治联系起来。属 于这一类的作品共有十一首：周南的卷耳、程木、汉广， 邨风的北风，王风的扬之水、采葛，郑风的将 仲子、褰裳，唐风的蟋蟀、有柢之杜，桧风的隰 有蓑楚。上述分析结果显示，诗论与诗序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 发明的情况占有压倒多数的明显优势。这说明它们应是同一系统的诗 说。那么，对于后一种情况中不相吻合的现象又应作如何理解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一首诗歌全部出自国风。这一现象是令 人感到奇怪的。为什么诗论与诗序不相吻合的情况会如此集 中的出现于国风当中呢?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要讨论国风作品 的采集目的以及先秦时代人们诗歌观念的演变。三、关于“采诗观风”在秦汉时代的史籍中，出现过许多关于“采诗观风”、“献诗讽 谏”的记载。“献诗”之制由于国语、左传的记录而得到了学 者们的肯定，但是出现于礼记、汉书等史籍中的“采诗观风” 之说,却由于缺少先秦信史的记载而一直是争论和怀疑的对象。直到 今天,在上博书公布的这批资料中，终于可以找到支持“采诗观风” 之说的证据了。诗论第三简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这支简文明确说了到邦风“纳物”、“溥观人俗”以及“大敛材”的特点。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观风俗，知得失, 自考正”之义。除此之外，在第十六、二十、二十四简又曾三次出现 过“民性固然”这句话。由此可以确认，诚如传世文籍所记载,除了献 诗讽谏的制度之外，“采诗观风”亦是圣王之制的重要内容。一旦确认了 “采诗观风”这一先秦古制，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 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理论核心内容的美刺之说了。所谓美刺理论,实质 上是关于献诗、采诗的理论;或者说,是对献诗、采诗指导思想的理论 化与系统化:总之是献诗、采诗制度的直接衍生物。其核心本质，则通 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诗之美 与刺,是序诗者依据诗歌创作或采集时代执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当时 社会的实际状况,对诗歌作品性质及意义作出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 规定与评说。假若一代之主并非有德之君,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 无论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会因这“一人”之无德而被纳入“刺”诗 的行列。通过研究诗经作品的创作与编辑时代可以知道,几乎所 有的“刺”诗，其被编辑的时代都晚于被创作的时代。这意味着，所谓 采诗观风,一方面表现为采诗之乐官通过歌诗向君王呈现与作品相联 系的民俗土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乐官通过这些诗篇向当朝君王呈现 前朝的社会风貌，提供历史鉴戒，以达到“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 与仪式配乐一样，出于讽谏目的采诗观风也是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 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则是造成用诗之义与歌辞 本义疏离的重要原因。国风中大量抒写男女欢爱的情歌被诗序 当成“刺时”之作，皆缘此。尽管毛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 之本,谓之风”，但是,这种序诗方式并非国风的专利,它也同样也 出现于小雅当中。小雅中与时政无关的“刺幽王”之诗，亦因 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成果。周代社会的教育制度，除了以瞽蒙为对象、服务于礼仪的乐教之 外，还有以国子为对象、培养政治人才的乐语之教。周代乐教的重要 内容是“风、赋、比、兴、雅、颂”，而乐语之教的中心则是“兴、 道、讽、诵、言、语”。前者实际上是瞽蒙传诗时弦歌讽诵的六种方 法，而后者最重视的，则是立足于歌辞的“诗言”与“诗义”之教。8 萌芽于西周中期的引诗、赋诗,正是实施乐语之教的成果与表现。乐 语之教使乐歌的文辞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引诗、 赋诗之风的逐渐盛行，当人们赋引的对象由雅、颂而延及国 风之时,依据采诗观风的思想对诗义的解读所造成的与诗辞本义之 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适应当时社会“赋诗言志”的现实需要，调 整诗序与作品歌辞本义的矛盾,立足于歌辞对之重新阐释,遂成为 实施乐语之教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一旦“赋诗言志”成为诸侯聘 问的重要外交手段，那么，立足于文辞本身的引申与阐发必然成为各 国诗教的重要内容。这应是诗论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也是诗 论对卷耳、汉广、采葛诸诗的评述与诗序发生分歧的 根本原因。在从汉四家诗说之异同看诗序的时代9一文中，笔者 曾对毛诗和齐、鲁、韩三家说诗特点作过分析,认为：“在毛诗 一系传承旧说并作进一步申述的同时，儒家后学亦有人开始从诗本身 出发去理解诗义，由此出现了突破传统说法的诗学流派,发展到汉代， 形成了齐、鲁、韩三家之说。史籍记载今文三家或出自战国末年的荀 子,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是可信的。”在分析了诗论中相关的内容 之后,我们知道,汉代今文三家从诗歌内容出发理解诗义的作法,实际 上应该萌芽于孔子时代之前，而在孔子以诗立教的授诗实践中， 也已经有了立足于歌辞阐发诗义的先例。这就是说,原先被认为出自 荀子的今文诗说,实质上仍然是孔子传诗系统的支流。而这些支流的 存在,则进一步证明诗序（准确说是毛诗首序）的产生时代， 必然在孔子之前。10作为周代乐教的成果，诗序的产生与诗文本的形成过程相始 终，它的解诗习惯的转变一由早期重视仪式功能转变为后期专注美刺, 实质上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由重视礼仪之教向重视德义之教的转变。 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原来由大师执掌的 乐教与由大司乐执掌的乐语之教,开始在孔子恢复周道的实践中走向 融合。当他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 融合乐教与乐语之教为一体的诗论也就产生了。因此可以说，诗 论是在诗序的诗说传统面临挑战之时，与当前需要相结合的产 物。作为诗序向汉四家诗说传承发展的中介环节，它表现出了一 种承上启下的意义:上承诗序建立的诗说传统,下启儒家后学据诗 立说之先河。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派所传，自成一系，至汉代出现的四家诗，便是孔子所建立的诗教系统中最有影响的几条支流。1为排版方便，引文部分采用了上博书所隶定的文字。本 文完成后,从网上看到了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廖名 春上博诗 论简的形制与编连等文。本文中的引文亦有少量使用了李、廖二 位隶定的文字。2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2页。3同上书第140页，第146-147页，第166页。4文章完成彳急从网上读到一些相关文章，已有多名学者据包 山楚简确认上博书“又葬”即墙有茨。5同上书第157页。6同上书第145页。7同上书第148页。8参见王小盾：诗六义原始，载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又载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 1998年版。9载文史第五十一辑。10参见马银琴：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