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知县与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docx

清初知县与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最后，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理想体现在行政委员会在区域一级的有效管理，以及通过广泛 分散的农村社会承认现有的全国人口。换言之，真正的国家统一进程可以从农村官员社会 管理成败的角度来看待。近十儿年来，尽管清史学界不乏边疆地区县官乡村社会管理的探 讨，一、于成龙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于成龙（1617T684年），山西永宁州人，汉族，出身副贡，顺治年间出任罗城知县，后 有“天下廉吏第一”的美誉。于成龙施政期间，广西罗城县乡村残破而又难以管理，时人指出，“天下最苦者，无如粤 西，粤西最苦者，无如柳郡，而百姓愈危，地方滋扰”。于成龙上任之时，即“申明保甲，间有截路伤命，无踪盗情，务期缉获。尽心推详，必得 真实，立时诛戮。境内虽平，苦于柳城西乡为邻。申明当事，辄以盗案为艰，置之高阁。约集乡民练兵，亲督剿杀。渠魁俯首，乞恩讲和。仍约每年十月犒赏牛酒。邻盗渐息，官 民亲睦，如家人父子。民俗婚丧之事，亦皆行之以礼”。在于成龙的有效管理之下，罗城县乡村社会最终实现了稳定发展，史载：“土谣武阳冈三 年必一反，比及三年，人心既和，谣言不验”。于成龙之所以取得乡村社会管理的成功，主要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于成龙 为官清廉且具有大无畏的施政精神。于成龙虽然出身不高，但为官清廉，乃至以“天下廉 吏第一”蜚声朝野，深得民心，这是他能够取得乡村管理成功的重要保证。于成龙具有大 无畏的施政精神，这是其政绩卓著的重要原因。例如，面对“辄以盗案为艰，置之高阁” 的局面，于成龙下决心整治，“约集乡民练兵，亲督剿杀”，乃至“邻盗渐息”。其二， 于成龙任职时间长、实权大。有清一代，县官的实际任期平均只有2. 5年二、管治约保与衙役蓝鼎元（1680-1733年），福建漳浦人，畲族，出身拔贡，雍正五年（1727年）授普宁知 县，后兼理潮阳县事务。潮阳县、普宁县为广东潮州府管辖，属于清代难治的海疆地区，时人指出，“边海难治， 闽粤为最。闽粤之难治，漳泉、惠潮为最”。蓝鼎元是一位敢作敢为的知县，史载：“新令至，必输金易新照。鼎元峻却之"蓝鼎元不仅大力管治约保与衙役，以确保政令畅通，而且深知维护国家“大一统”政治局 面的重要性，果断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史载：“仕镇豪雄犷悍，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获。 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被诱捕后的）仕镇犹不服，曰：'汝不实言，吾（蓝鼎 元）今毙汝'！仕镇直言不讳”。经过长期艰苦努力，蓝鼎元富有政绩。史载：“未两月而普邑大治。潮邑已臻大治，民有 仁让之俗”。尽管在任期间政绩十分突出，但后来蓝鼎元得罪上司而突然间被罢官入狱。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与上级关系恶化所致，导致本来富有成效的乡村管理活动不得不中 断，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其原因实质上来自于基层官府对民众生活的过 度干涉、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超强控制，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严惩钱粮拖欠 导致乡族武力对抗。针对当地严重的钱粮拖欠，蓝鼎元对乡村大族进行了武力镇压，导致 官民之间发生激烈对抗。史载：“以兵同往。寨内刀枪林立。吾等自祖宗以来，何曾一岁 完清?积十数年，率皆逢赦。檄谕到乡之后，各保正扼守隘口，声言县尉营弁大众且至。 赵佳壁等皆叩首曰：'止乡愚无知，积习固然'”。三、知县的职业生活状况传统乡村善治来自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官府与乡民之间的合作与努力。尽管知县 蓝鼎元、于成龙在乡村治理方面均卓有成效，然而他们仅是代表基层官府，也是县官群体 中的少数。为此，我们绝不能夸大县官的作用，恰恰相反，意识到其局限所在更使我们正 确认识县官对乡村社会的管理。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县官的类型各式各样。清代巡抚程含章将这一群体细分为八类:儒 吏、循吏、能吏、特长之吏、昏庸之吏、荒淫之吏、恶劣之吏、贪酷之吏，蓝鼎元、于成龙属于能吏乃至循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是一般性的县官。因此，县官 治理下的地方社会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蓝鼎元上任之前的潮阳地区，“当时新婚宴 尔，既遭贼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发觉，几于有冤无申矣。群贼横行莫当，一日数 犯不讳，善良受害，何可胜言”，这种历史的境况，“半由潮属三年荒欠，亦半由吏治姑 息成风”。于成龙治理下的罗城地区亦是如此，在这位强势知县上任之前，乡村社会十分难治，史 载：“县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为俗”，其次，由于天高皇帝远，在广大乡村社会里，各类乡村权威才是真正的主宰，这更加显示 出知县蓝鼎元、于成龙在乡村社会管理方面的局限。例如在乡村教化实践中，蓝鼎元意识到：“余不佞，不能家喻户晓，惟有随事诱掖，树之 风声，使知孝悌仁让，为官斯土者之所乐闻，而所藉以身体力行，为乡闾孝悌仁让之矜式。 则所望于诸生助我者非细也”。如知县蓝鼎元一样，知县于成龙亦是如此。为了实现罗城地区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知县 于成龙一方面推行铁腕统治，以树立地方官府权威，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推行保甲制度、 建立地方乡兵、犒赏少数民族首领牛酒、力促当地官民亲睦，从而借助民间力量控制地方 社会，可谓用心良苦。如此之下，前辈学者指出，“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亦就是公'和'私'两大 系统相互冲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四、清代社会控制的强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边疆社会，国家“大一统”历史的复杂面相需要多重解读。就理论 而言，国家“大一统”实质上是政治“大一统”，并最终通过文化“大一统”而真正实现; 就现实操作而言，经过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多方努力，国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最 终体现在县官对广大而分散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取得各族基层民众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 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 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有民族认同作保障，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四 者之间有一致性、兼容性”。清朝初年，虽然是崛起于东北边疆而一统华夏的少数民族，但是满族统治者却能够超越本 民族文化，充分汲取内地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最终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平衡格局，清朝顺治年间与康熙初年，满族统治者刚刚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其统治基础还十分薄弱， 后来发生的波及全国的三藩之乱即是明证，此种历史的情形之下，国家对边疆乡村社会的 控制可谓是力不从心。而陆疆知县于成龙却由于诸多有利因素，成功地实现了乡村社会的 有序发展。恰恰相反，清朝雍正年间，满族统治者在全国的统治已是十分稳定，国家对边 疆乡村社会的控制趋于强化。尽管如此，然就少数局部地区而言，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 有效控制仍未实现，海疆知县蓝鼎元管理下的潮阳县西南地区即是其一。虽然生活在清初不同的年代与地区而凸显时空的差异，虽然均是出身不高而施政风格各异, 虽然都是政绩显赫而个人结局恰恰相反，但是，陆疆知县于成龙乡村管理的艰难与仕途上 的荣升、海疆知县蓝鼎元乡村管理的艰辛岁月与罢官入狱，却共同演示出了清朝地方政治 微观运转的生动画面，展现出了清初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呈现 出了清初边疆“小历史”的丰富多彩！五、历史结论: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转由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我国乡村管理传统文化可谓历史悠久，博大 精深，作为传统乡村管理中“官治”的代表，县官对乡村的管理不失为其中的一部分。这 里尚需指出的是，尽管县官乡村社会管理的传统经验不乏合理所在，但成功地实现其现代 转换，服务今天的乡村建设，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通过知县于成龙乡村管理的研究，我们觉得，现代中国理应汲取历史上注重提高基层行政 官员素质的历史经验。罗城县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实现，固然得益于上述有利因素，但这 其中最为重要者乃是人的因素，亦即知县于成龙的廉洁与才干。这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廉 吏，施政雷厉风行，何况其任职时间长，又有更大的实政实治之权，如此之下管理一个县 域乡村社会可谓是绰绰有余。尽管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三个多世纪，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今天，这同样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何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 开展，“金钱万能”逐渐泛滥，人们思想信仰开始滑坡。如此之下，更是凸显这一历史经 验的重要性、迫切性。通过知县蓝鼎元乡村管理的研究，我们觉得，基层官府与乡村民众、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 这两种关系的和谐运作是乡村善治的基本内容，而基层行政长官的社会管理则成为这两种 基本关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石，这一点古今亦然。为此，如何在我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乡 镇行政长官的“实政实治”与“国家与乡村管理中介”的功能，避免行政权力的分散与滥 用，将传统与现代、方针与实践、国策与政情有机地结合，成功地摸索出适合当地的乡村 管理模式，又好又快地推进社会主义村民自治的历史进程，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时期国家基层政权管理乡村社会的重点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