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读王国维札记.docx
学而优则仕读王国维札记（一）官本位：王氏及其“文化”最近，读了王国维的书，我发现这是由天才情结和生活贫困的失衡引起的灵魂之痛。作为 王的内驱力，它接受了叔叔的中国风格，并引导了他的精神。随着血液气体的消耗，其审 美研究的动力也被戏剧化了。因果律。一切都那么自然，近乎简单。但,若将王氏放到20世纪中国美学背景去考察，你又会发觉他不简单。因为从王氏到李泽 厚,整个中国现代美学的演化过程，其实又是“西学东渐”之过程，但不论朱光潜还是李泽 厚,都未将人本生命感悟作为其接受西学或投身美学的原动力；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史上 的所有大家,谁也不曾像王氏那样执着于宇宙人生，陷得这么深。王氏作为跨世纪的一代宗师（从19世纪 20世纪），就其身份而言,拟属旧文人。但这位旧 文人在接触西学时竟无隔膜，即当他奋起超越中西文化时差与位差时,不仅没有脱毛蜕皮、 脱胎换骨式的心灵阵痛,相反,他对叔氏哲学是一见钟情的。他是中国本世纪初被迫开放年 代的学术长子。马、恩曾说急遽的历史进程往往使统治阶层分化，导致一部分优秀者转向 新兴力真一一我看王氏正是一位被历史大潮从传统学仕营垒分离出来的佼佼者。“学而优 则仕”的儒生传统，在王氏身上已出现断裂。王氏不是没有“负罪感”。他明白其选择意味着什么。传统赋予儒生的人格模式是“内圣 外王”，即把封建教义积淀于心（“内圣”）是为了投身政伦秩序的维系与巩固（“外王” 这就将学士阶层变成志愿参政的战略后备军，正是这一 “官本位”文化塑造了中国历代文 人的灵魂。但对王氏，却无效。王氏反其道而引之，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 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是的，为了救国救民，中华民族不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近代精英，如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但王 氏也看到在“西学东渐”之初，“上海、天津所译书”大多为非人文的数学、历学等“形 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关系也。”这表明王氏确是知世知己的大彻大悟者，他知道他是谁,他能干什么，及其在历史上将占何 等位置。他发现历史亟需他做的，恰好是他本人愿意做的，他在自我成就与民族文化的终极 需求之间找到了一个和谐的交接部,而不是让暂时的时代急流来泯灭自我追求。耍心安理 得地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障碍有二:一是政治禁忌，“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 皆酿乱之王氏正是这么一位不为时势所动,不以政教之见杂之,而唯得学术真伪的旷世哲贤。学界素 来推崇王氏的美学建树,现在看来,不够了，这不仅因为没有他的清高傲骨,就可能没有执着 的人生探索进而无所谓美学实绩，更重要的是，在那儒学法统即“官本位”象汪洋般泛滥的 国度,青年王氏竟如出水芙蓉,洁身自重,忠诚于生命与睿智，实在难得。所以,如果说洪秀 全和孙中山是代表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政治先行者，那么，王氏则是代表近代中国向 西方寻找人生真谛的哲学一美学先驱。我还想说,幸亏王氏们痴迷于纯学术,不随大流,才 使中国学界在世纪初能留下若干力作。（二）学与学、艺、学、林、语之争王氏作为世纪性巨子所以能超越其时代,主要得益于他那开放型全球意识,正是这一恢宏胸 襟或眼光,导致他的文化态度、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明显优越于旧文人。形上归一的文化态度。王氏以为：“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 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 我怀疑之痛苦者，则一也。”学无中西的学术视野。王氏无痴为学界中的世界公民,毫无国粹派的狭隘与封闭。他 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 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国， 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皆盛，衰则俱衰,风气既 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而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 而西学能兴者。” “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鳗鳗焉虑二者 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兼通世界的知识结构。王氏不仅是大学者，更具大教育家的胆识。他善于从自身治学经验 中提炼几套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文研究人才的课程结构方案，既思路开阔，又有操作性。譬如 他为史学设瞳的课程就有历史哲学，比较神话学，比较言语学，人类学等。其特点是,通过丰 厚渊博，又不乏关联的多学科交叉传授及其兼容并蓄，以期使学员萌发跨学科的创意。这是 王氏所以高于一般教育家的地方，也是他高于一般学者的地方。因为他发现世界作为学术 对象往往是复杂的,其构成是多元的,而单一学科的方法视角却不免是简单的，一元的,这就 很难较全面地涵盖对象。蓄如他说科学是“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的,史学是“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的，若仅从科学出发，则实事求是即可，至于“今日所视为 不真之说”何以能风行一时,便很难回答，因为这是史学的事，（三）“明眼者”的历史观在结束本文前，总有一悬念在我脑海盘旋：即学术思想史到底该怎么写?有人将思想史描述 为纯粹概念或范畴发生与演化的历史，至于这些概念或范畴是如何在人脑中酝酿且发展的, 这不重要，因为英雄是时势造成的,某人不扮演时代思潮主角，自有他人顶替，特定时代需要 有人来作它的大脑或喉舌,这是必然的,很重要,谁来充当大脑或喉舌，便是偶然的,不太重 要。明眼者一看便知这是黑格尔式的思想史观。这一史观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思辨逻辑水 平滴晰地勾勒人类概念或范畴的辩证演进过程;但缺点是，由于疏忽了对概念或范畴的发生 学研究（即为何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位”思想家来充当时代发言人），这就使上述史观成了某种漠视思想家主体价值的史学模式，仿佛思想家仅仅是时代精神赖以学理地显现自 身的临时道具,犹如棒冰外边的包装纸,一旦想吃棒冰,包装纸也就甩了。于是有人间：思想 史是否首先是思想家创造的历史?若是,则思想史就不会简单地受制于经济、政治与传统文 化背景,而是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背景将通过思想家这一中介对思想史发生作用，也因此, 思想家的个性追求或灵魂跌宕就不是纯偶然因素可忽略不计,相反,它很可能变成思想史演 进到某一阶段的人格标记。我所以关注且着力剖析王氏接受叔氏哲学的价值心理定势，并 将其视为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真正序幕,原因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