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型电力企业发展趋势研究.doc

全球大型电力企业发展趋势研究电力是经济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大机组、大系统、大投资、大企业一直是电力发展的主流方式与方向。2021年，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以及法电EDF等9国20家最大的电力企业，发电装机容量占到全球的24%、发电量占到31%，在过去20年间均至少10次荣登“世界500强”排行榜，成为全球大型电力企业的代表。然而，从青萍之末、到太宇狂飙，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近年来，在全球电力领域，大企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环境之间，都在发生着从潜滋暗长、到积重难返的变化。1 全球电力企业“减量”“减电”2017-2021年，13家外企平均发电装机容量下降15.2%，平均发电量下降8.5%；至2021年底，外企平均装机容量仅有中国五大集团平均规模的21%，平均发电量仅有28%。而依托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2021年五大集团平均装机容量高达20298万千瓦，比2017年增长了24.8%，比2011年增长了97.5%，比厂网分开、五大组建之初的2002年增长了841%。2017-2021年，虽然全球发电总装机增长不足10%，但风电装机增长了55%、光伏增长了135%，依然存在显著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如果说，中国各大型发电企业的持续增长是“地利”的正常反映，那么，普遍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语言文化/资本纽带/区域一体化等优势、2021年国际化业务占比平均超过50%的美日欧洲大型发电企业，在全球保持正增长的情况下、依然手拉手进入“减量发展”历史阶段，值得研究与思考。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不仅对电网不够友好，似乎天性对于传统大型企业也不够友好，资源本土化、项目小型化、地域分散化、周期简短化、技术门槛非专业化这些特点，均对已经不乏官僚化的电力巨无霸们提出严峻的变革要求。中国企业尚可借助大规模集中开发、远方消纳、基地式超大项目等延缓变革压力，缺乏这些有利因素的美西方同行们则首先显露落伍之颓势、在全球电力版图中的份额明显萎缩。减量发展的第二个影响因素，即投资方向的多元与分散。在装机、电量减量的同时，外国企业仍拥有与中国同行规模同等的资产（1726-1786亿美元）、营业收入（498-472亿美元）以及高达381亿美元的年均投资。显然，外国电力企业的减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减电发展”，与此同时依然积极推行多元发展的经营策略，保持企业的经济规模。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化，发电企业的多元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发电-输配电纵向一体化、或者电力+燃气模式，进一步向跨境跨行业发展，无需国资委批复所谓“主营业务”，越来越多的传统电力企业趋向更加自由轻便的多元化、乃至产业资本的金融化发展。减量发展的第三个影响因素，即电力市场内在的功能局限、单纯依赖市场无法持续吸引投资。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以明晰产权、公开市场、引进竞争、提高效率为主要目标与内容的电力市场化改革。但近年来，全球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电力供需平衡趋紧势头，装机增速总体低于电量增速。即使在需求增长缓慢、非电网供应模式丰富的美西方国家，表面似乎尚未出现电力短缺，但不论电厂还是电网，均长期亏欠更新投资，老旧破败显著，设备运龄远高于中国，从加州山火，到俄州脱轨，基础设施投资匮乏已经多年。传统上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技术门槛高、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而获得投资保障的方式，或者像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解决电力短缺那样，通过燃运加价、收益率约定、经营期电价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一定时期内实现较高回报、较快回本；或者给与投资者长期稳定的回报预期，尤其是在一次能源剧烈波动、或社会需求增长乏力的历史阶段；或者通过国资国企等特殊制度安排，干脆不再以投资回报为第一诉求。而建立电力市场的主要目的是引进竞争、提高产业效率，而并非保护投资者收益，某种程度亦相当于趋向抑制投资。例如中国，在以解决长期缺电为核心目标的上世纪80-90年代，各级政府早已娴熟运用过各种高投资回报、高电价增长的政策工具来吸引多元投资；而随着长期缺电基本解除，新世纪以来则逐步通过电力市场、包括“厂网分开、比较竞争”这样的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普惠社会，投资回报的逐步下降是一种必然、也是边际递减率的体现。电力市场中，即使尖峰电价再高、在几十年的尺度上、也是高度不确定的。除了政府规划、纯技术性规划，真正的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者并不会仅仅依据尖峰电价来做大型决策；而且尖峰电价明显具有自限性，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失去需求空间，如果没有公权力加持、成熟投资者不会投资于此。而随着中国的风光补贴在4-5亿装机规模即无力延续，亦可打消对于煤电容量电价的幻想，从政治正确、到财政资源的分配与竞争，怎么可能提供足够养活煤电的容量电价？因此若单纯依赖市场、即使借补贴来打补丁，短缺仍将是大趋势、低碳则更无解。因此，即使是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下，即使投资者通过电力市场完全可以获得盈利，但依然缺乏引导投资的那种理想化的能力，价格信号所反映的短缺需求、电力市场甄别出的回报高地、都并不等于可以有效诱导投资者出手，通过电力市场可以实现投资收益，但无法引导投资行动，实现盈利不等于持续投资。总之，即使不考虑低碳因素，电力系统中“市场”也是有边界的、而不是万能的。单纯依赖市场，投资必然逐步下降，安全裕度必然越来越小，即使借补贴来打补丁，短缺仍将是大趋势、低碳则更无解。美西方大型电力企业的“减电发展”亦是案例。市场虽然永存，但暴力决定其边界、政治影响其质量，随着全球范围基础设施短缺+低碳政治正确，电力市场的适用空间越来越窄。近年来欧洲能源危机的历程已清楚表明，“市场”只是一种工具，坚持真正的现实主义，及时妥善应对危机、解决问题才是国家治理之道。面对国际能源价格飞涨，俄罗斯的国内气价、沙特的国内油价都不被允许跟风；面对国际能源价格飞涨，即使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限价、补贴、暴利税、出口管制各种政府干预；而中国煤炭，资源全部“国家所有”“全民所有”，企业大多已中央国有或地方国有，2021年一年之间从电厂向煤矿转移暴利4800亿，却依然将煤价从570被炒到2600元/吨视为“正常市场波动”影响投资者收益的最大风险，就是这种政治与政策风险。2电力企业长期资产负债率高、财务收益低、投资回报少2021年，外国电力企业平均收入负债比2.67，中国五大集团平均2.53；外国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78.33%，中国五大70.2%。而2002-2021的20年间、20家对标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总年度平均值74.9%，最低72.2%，最高77.8%，数据相对稳定。其中，中国五大与外国企业的20年总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7.5%与76.2%，著名的法国电力20年间平均高达86.35%、最高曾达90.41%，东京电力20年均值、极值分别为82.4%、94.54%较高负债率是全球电力企业普遍的统计特征。这再次证明，即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大量现实主义的政商合作、也需要兼顾价值与使用价值，全球电力能源领域20年来真正死于财务风险的巨无霸只有美国安然。2017-2020年为响应政府“降用电用能成本”的要求，中国火电上网价格持续压降12.5%，五大集团累计减收近3000亿，因此，利润/资产负债率等财务经营指标、并没有那么硬核，完全不必上升到国资国企的监管硬指标。挑战电力能源企业长治久安的真正风险，更多在于产业周期战略风险供需周期、技术周期、政治周期及政策周期。2021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约62亿美元，同期外国电力企业平均利润仅17亿美元，中国五大仅31亿美元；不仅2021当年一半企业亏损，即使上溯至2017-2021时间段，20家对标企业依然平均减少利润3.13亿美元。2021年，世界500强平均收入利润率8.2%，同期外国电力企业平均收入利润率3.07%，中国五大仅2.17%；而2002-2021至今的20年间，20家对标企业的收入利润率总平均值仅仅4.54%。2021年，世界500强平均资产回报率1.94%，同期外国电力企业平均资产回报率0.93%，中国五大平均0.92%；而2002-2021至今20年间，20家对标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总平均值仅1.74%。上述跨度20年的实证追溯可见，电力领域的财务回报水平长期处于低位、远远低于绝大多数行业。这是因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如果单纯通过提高价格来吸引投资、无异于向全民全社会收税，而若长期低回报、又势必造成基础设施短缺无力更新升级，这就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有意识平衡投资者-消费者的利益、周期性灵活调整宏观政策导向，而不是单纯依赖所谓市场机制而放大波动、坐视短缺。进一步扩展历史尺度，在以解决长期缺电为核心目标的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早已娴熟运用过各种高投资回报、高电价增长的政策工具来吸引多元投资；只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才逐步通过电力市场、包括“厂网分开、比较竞争”这样的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普惠社会，投资回报的逐步下降是一种必然、也是边际递减率的体现。而鉴于基础设施领域难以避免的低财务回报特性，传统上存在着一种三足鼎立的基础设施治理模式，即通过大型专业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统筹规划调控三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既维持基础设施的供应能力，又控制全社会的成本水平。但近来，这种传统的基础设施治理模式，遇到方方面面挑战，正日益走向崩解。以电力为例，一是在大型专业企业层面，如前所述，传统大型电力企业受到新能源发展模式的挑战、多元化经营的诱惑、电力市场的反向激励，逐渐出现减量发展、减电发展势头。如果惯有管理模式对新能源效率差，更大范围轻资产投资的选择广泛，电力市场上增量资产不确定性大、而存量资产靠紧平衡更易度日，企业自然逐步放缓基础设施投资节奏。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方面，本有各开发银行、基础设施银行等政策性金融工具，来作为低财务回报的基础设施的制度性支撑。但随着金融领域“政治正确”愈演愈烈，国际资本影响力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罔顾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技术经济特性，罔顾地球上更多国家与地区电网基础/工业能力/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以“政治正确”的形式滥用金融霸权、追逐超额利润，争相表演弃煤减碳，傲慢粗暴干预各国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亦未能幸免。三是在政府方面，一些国家政府在安全-经济-外部性三角关系中、片面追求政治正确或短期政绩，逐步弱化对于电力供应与系统安全的监管，依赖或推锅所谓市场，以所谓“有序用电”自我推卸政府责任；不断弱化专业监管能力与监管责任，放任价格操纵，放任垄断暴利，破坏长期的政企合作互信，势必破坏投资者的长期主义信念。总之在电力领域，以大型专业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统筹规划调控三足鼎立的基础设施传统治理模式、正日益走向崩解，全球范围的供给短缺已悄然而至，为人类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韧性”的可悲走势、增添又一注脚。而中国五大集团之所以没有像外国巨无霸同行一样“减量发展”“减电发展”，中国电力基础设施领域的三足鼎立模式、虽有一定程度削弱，但总体尚可维持，一个重要的底层因素，即中国国资国企的社会责任机制。即使出现巨额亏损，也只有持续经营的义务、只有保障供应的义务，也没有“退出机制”、没有“不发展机制”，只有通过强力发展来抵消亏损、来对冲巨额负资产。即使在2008、2021年那样畸形的市场价格环境下，外资可以撤资，私企可以停产，唯有国资国企必须坚持保供，即使因煤炭价格管制失败，2021至今已连续2年动力煤均价超过1000元/吨、煤电机组全部沦为负资产，但为了保障系统安全、中国五大依然在捏着鼻子上马煤机。事实上，即使总体财务回报偏低，电力基础设施领域依然是一个角色丰富、不乏投资机会的生态体系。既有被锁定持续经营、贡献使用价值为主、可接受长期低回报的大型国资国企，更多做技术/做设备/做工程/做服务的海量私企外企、依然可以在这个生态体系中挣到热钱快钱、享有更高的财务回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早期一机一价、保本保利的外资电厂，到近年资本市场风电、光伏产业链上的亿万富翁们，从来不乏盆满钵满的私企外企，也总有为私人煤老板收拾残局、干脏活累活的国资国企接盘侠，一味念叨“所有制”“制度性垄断”等叙事套路肤浅刻板、早已令人厌倦。3 全人类的低碳伦理与方案依然遥远，电力企业难以独进近年来，低碳，日益成为全球各领域的政治正确。2017-2021年，外国电力企业单位电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平均累计降幅32%，中国五大集团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平均累计降幅仅8.4%。但同样2017-2021年，国外企业通过降低单位电量排放强度而累计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每家企业1732万吨，而中国五大平均二氧化碳减排量高达3725万吨，相当于国外同行平均水平的2.15倍。一方面，中国五大集团均有规模庞大的煤电资产，低碳减排基数庞大、结构转型任务繁重，国电投2017-2021年通过结构转型、单位电量排放强度降低了19.4%，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7114万吨、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五大不可能像美西方同行一样、通过大规模资本运作等减量手段来实现减碳，他们不仅需要大规模的增量转型来推进低碳化发展，而且还要完成更加艰巨而不起眼的存量技改，目前中国发电机组的煤耗率、厂用电率、单机规模、平均运龄等技术经济指标均优秀于美西方同行。2017-2021年，全球都在加快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速度。外国电力企业新能源装机容量平均增加了1189万千瓦，中国五大集团则平均增加了2429万千瓦（超过美西方同行的2倍），其中国电投新能源阶段累计增量高达5387万千瓦显然，中国发电企业并没有选择减量与减电、而是投入了更多的真金白银。2017-2021年，中国五大集团新能源投资占比平均增加了29.6个百分点，其中大唐新能源投资占比从31%提高到77.95%、累计提高了47个百分点。总之，目前世界上还并不存在现成的、普适的低碳技术方案与低碳制度方案，真正全地球级别、全人类级别的低碳方案，还需要所有人共同的探索与努力。在电力领域，在相关技术没有突破的历史阶段，中国依然需要较大规模的煤机-煤矿支撑。但一是不可能通过电价或补贴把它们养起来，中国的风电光伏都补贴不下去、没能力没道理养煤机-煤矿；二是容量电价/尖峰电价这些对策，方向是可以的，但规模远不够，传导到全社会、承受力更有限；三是中国也不可能像美西方一样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减量发展来实现低碳这并非全地球级别、全人类级别的正解与正道，不可复制，不可延续。因此，只有让煤机-煤矿保持“高产能-低产出”“高投入-低回报”的近乎非营利模式，只有通过国资国企的社会责任机制，才可能实现并长期维持电力系统的低碳发展而这显然是反市场的、完全建立于公权的再次证明，低碳这种人为设定的政治正确，必然建立于高比例公权力、而非自然自发的市场机制，包括各种碳价、碳税、碳准入的制度设计，哪个不是靠公权+强权撑腰？哪个属于自然自发市场？以兜底式国资国企制度来实现第三种“廉价而充裕”，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之基，可能亦是地球人类低碳发展之阶；在此基础亦可探索建立真正全地球级别、全人类级别的低碳伦理，在消费侧以基本人权为基础，在生产侧以排放绩效为基础，同时不忘历史责任。2010-2011年间笔者曾在电力企业管理连载过8篇低碳专栏，并出版了独著低碳旗帜下电力行业技术经济指标体系，提出二氧化碳在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分配等问题。随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几度倍增，笔者洞察摩尔定律在新能源领域的失效，提出补贴滥发问题；此后，光伏/电池上游的垄断操纵亦提供注脚。2020年9月中国双碳目标发布，五大发电集团纷纷将50%非化石占比写进各自十四五规划、并竞相提前年限，而笔者质疑碳竞赛碳跃进、呼吁以第二个“百年目标”统领3060低碳谋略的文章无处刊发，直至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2021年10月国内煤价跃上2600元/吨、并长期治理不力至今赖在1000元/吨高位，导致国内煤电机组全部沦为负资产，若非响应保供要求、已无人购煤无人发电，至2022年底五大发电集团煤机发电量减少114亿、同比下降0.42%，某种意义上、已提前开始进入“碳达峰”模式。凡此种种反映出，人类对所谓“低碳”的认识过程、行为过程、表述过程都是复杂的、依然处于发展中变化中的。从发电集团、到电力系统、到工业系统、到民族国家、到地球人类，一层一层剥洋葱，单一企业、行业、地区、国家的所谓碳达峰碳中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例如严格来说，国有大型发电集团并无资格独自抢先达峰）。唯有坚持专业本分、不盲从现实政治，才可能减少翻车、不怕挖坟。当然，“低碳”二字虽热，或国际政治博弈，或争资源争政策争眼球争名利，真正信低碳推低碳者又几何？笔者从国内最早的低碳研究者、到最早的质疑者、到中国式低碳伦理的呼吁者，唯一值得坚守的只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已。4中国电力企业已整体跻身世界一流，但分化大、竞争激烈时光荏苒，河东河西，厂网分开20年来，中国电力市场固然进入新时代，国际电力领域亦格局翻新。通过对20家全球最大的电力企业进行综合对标量化排序可以发现：*2021年世界主要电力企业综合对标量化排序国电投通过坚决的新能源大规模投资、快速提升企业规模，紧紧抓住低碳风口在二氧化碳减排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实绩，以89.0%的得分率、获得综合对标量化排序的第1名，这是新能源资产价值的回报，也是中国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成功。国家能源通过规模超大的煤电联营重组、实现企业跃升，从他人的能源价格危机中兑现自身的历史性机遇，以88.3%的得分率、获得综合对标量化排序的第2名，这是煤炭矿产价值的超额回报，也是适应中国特色价格机制的成功。排序前10名企业中，坚持发展势头的中国五大发电，借助新能源与煤炭增值而全部入选；中国两大电网，虽然指标框架于己不利，凭借雄厚的实力依然入围；欧洲同行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法电、意电、伊维尔德罗拉等老牌企业仍底蕴犹在；而20年前俨然霸榜常客的美日企业，则已进入相对走弱周期。厂网分开以来的新世纪20年，是中国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20年，电力能源领域亦然。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即使曾有电力能源企业昙花一现，但在持续性方面尚无法比肩，真正后发而兴起者唯有“中国版块”：2021年世界主要电力企业分版块对标阶段性指标均为2017-2021年在如上全面覆盖物理层、价值层、文化层的34项总计赋值100分的综合对标框架中，“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相比、已在86%的分值领域领先，仅有国际业务占比、人均营收/人均资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幅、新能源占比增幅以及收入利润率等6项指标落后。由此，中国电力企业已经实现对“外国企业”版块整体上的全面超越，站到了全球同行的前列，乃至显著拉高了“世界平均”版块的总体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交出了电力企业范畴的答卷。*2021年世界主要电力企业综合对标五大集团阶段性指标均为2017-2021年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企业”作为一个版块领先于世界同行，并不等于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已是一流。如上表可见，在34项总计赋值100分的综合对标框架中，与“世界平均”相比，既有国电投这样在84%分值领域领先的比较令人信服的领头羊，也有国家能源、华能这样在70%以上的分值领域领先的优秀企业，而大唐集团虽也跻身前10名、但对比“世界平均”仅有41%分值领域领先、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厂网分开20年，五大发电集团之间虽非你死我活的那种原教旨主义市场竞争，但其间“比较竞争”的市场态势设计、已颇有些类似中国乒乓球之“内战难于外战”，做世界一流“易”、争中国最好难。总之，从青萍之末、到太宇狂飙，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企业对标只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角度，既没必要自我矮化、言必学习，也没必要锱铢必较、数字争先，宜通视以得大略、而不必一味放大细节，应平视以判大局、而不必惯性妄自菲薄，可回视以察大势、而不必过度拘泥得失，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还是继续超前看朝前走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