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doc

家庭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摘要：基于全国10个省份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72家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并探讨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禀赋各要素的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和社会参与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价值感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自然资本的农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作用。一、问题的提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不少农户依旧采用露天焚烧、堆放自然腐解等方式处理秸秆，每年仍有将近1亿吨秸秆未被有效利用，这导致秸秆资源浪费严重，产生大量温室气体1。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整建制全要素全链条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秸秆资源丰富的先行区，要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促进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现实情况下，秸秆综合利用呈多元化发展，以肥料还田、畜牧饲料为主1。众多学者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政府政策和认知水平等。从个体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技术培训、兼业程度等是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因素2-4。从家庭特征来看，农业收入占比、农业劳动力数量、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5-7。从生产经营特征来看，土地经营规模、地权期限、合作社组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影响较大8,9。从政府政策来看，环境规制、补贴政策会显著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10,11。从农户认知来看，技术认知、价值感知、风险认知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较大影响12-14。综上，现有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因素，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第一，众多研究在考察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时大多集中于资本禀赋的单一维度，缺乏对农户家庭禀赋的系统研究。第二，个别学者关注到了社会资本与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5，但鲜有学者将家庭禀赋与价值感知两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农业生产行为选择是一个包含自身禀赋、价值感知、潜在需求的连续性决策过程。事实上，受到资本禀赋的约束，农户生态生产的动力不足8。价值感知作为农户衡量收益回报的判断标准12，在诱发农户需求转变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15，激发农户实施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为此，本文拟立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方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并检验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发挥农户家庭禀赋优势，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家庭禀赋通常指家庭成员天然拥有及后天获得的共享资源和能力16。布迪厄将家庭禀赋概括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7，随后学者们对其进行扩展，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然资本。社会实践理论表明，个体因资本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不同类型的资本具有替代性，将资本进行整合能够促使优势资本替代弱势资本，从而减少资本禀赋约束17。农户的秸秆综合利用行为同样是基于家庭禀赋作用的结果，通过整合家庭禀赋实现效用最大化。不同维度资本禀赋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从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人力资本是农户各种能力的总和，以个人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标志。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掌握新知识的能力较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快速学习并接纳秸秆综合利用。农户拥有较多劳动力资源，且成员健康状况较好时，能够在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后着手处理农作物秸秆18。此外，农户将富余劳动力投入非农领域能获取更多资金收入19，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的支付能力。经济资本是指农户能够直接兑换成货币并制度化为产权的资本17。从成本层面看，经济条件优越的农户受资金约束较小，风险承担能力较强7，往往更有意愿和能力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从效益层面看，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直接决定其是否实施新生产方式20，当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较高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大，更倾向于提高农业收入，因此更愿意秸秆综合利用以实现增产增收。自然资本是指农户能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存量，以土地规模和地貌类型为主要代表。农户所拥有的耕地资源越丰富、种植规模越大、细碎化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21，降低秸秆综合利用成本。相比于山地丘陵，平原地区更便于收集、运转秸秆并建设集中处理设施，从而降低综合利用难度18。社会资本主要指农户能够获取的社会关系和信息资源，主要分为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三方面18。社会信任以人们的情感为纽带，在村庄内紧密的地缘和亲缘关系下，能为农户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来源渠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22，加深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社会参与是农户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能够帮助农户积累技术知识并获得及时有效的技术指导，有助于技术推广与运用23。社会支持为农户提供秸秆综合利用所需的物质资本和资金支持，打破个人资源积累的限制，提高农户承担风险的能力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1：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正向影响。H1a：人力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正向影响。H1b：经济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正向影响。H1c：自然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正向影响。H1d：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正向影响。（二）价值感知在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价值感知是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行为效益的主观反映。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可将农户价值感知分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指个体对技术使用的便捷程度感知，而感知有用性是个体对技术效益的评价。农户的感知有用性又可细分为经济感知和环境感知。经济感知主要关注技术采纳后的经济效益，例如增加农业产出和降低生产风险。环境感知则强调技术采纳对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耕地质量的环境效益。农户在评估这些效益时，会权衡成本与收益，从而决定是否采纳该技术10,24。农业生产行为并非完全由农户经济理性决定，若仅关注外部因素而不考虑内部心理动机，可能将无法解释农户行为决策的逻辑25。考虑价值感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理解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全面决策过程。高价值感知能够减轻农户实施新生产方式的心理压力，主要体现在降低利用难度感知和提高效益感知两方面。首先，在秸秆综合利用的初始阶段，感知易用性高能够降低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难度的心理预期26。由于新利用方式的操作门槛高，实施后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操作水平，文化水平低、社会资本欠缺的农户容易被排除在外16。感知易用性高意味着农户认为自身较容易掌握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能够避免技术操作不规范而导致的病虫害滋生、土壤板结等问题5，从而提升其增加资本投入的信心，促使其尝试运用新技术。其次，感知有用性高有助于提高农户对行为效益的感知程度，进而优化其资本配置方向。在总体家庭禀赋既定的前提下，有限理性经济人会优先将资本配置到回报较高的生产行为中27。秸秆综合利用作为一种跨期农业生产行为，其作用周期长、见效慢、前期收益少9，会阻碍农户的资本投入。感知有用性高的农户认为秸秆综合利用能够在未来持续增加农业收益，因此会积极投入资本以实施该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农户的价值感知水平较高，会增强社会资本对绿色生产行为决策的正向影响28。此外，价值感知水平高会促使农户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技术，以此提高长期收益预期，推动技术采纳4。总而言之，当价值感知水平高，农户会更大程度地利用家庭禀赋，积极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2：价值感知在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家庭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一）模型设定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行为的选择，包括实施和不实施两种情况，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公式如下：（二）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在秸秆资源处理行为中，随意丢弃与焚烧会导致环境污染，而秸秆还田、饲料发酵、栽培基料、秸秆燃料化以及回收出售则属于秸秆综合利用行为。因此，若农户做出任意一种秸秆综合利用行为，则被定义为实施了秸秆综合利用行为，赋值为1；若农户选择将秸秆丢弃或焚烧，则被定义为未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赋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根据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水平和平均文化程度进行测度。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水平按照“很差”“差”“一般”“好”“很好”赋值15分并取平均值，家庭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按照“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5，职高技校=6，大学专科=7，大学本科=8，研究生=9”赋值并取相应的平均值。此外，将男性家庭成员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纳入模型，这是因为性别构成差异会导致农户投资秸秆还田的意愿存在差异18。经济资本以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结构进行衡量29。以家庭收入总额测度家庭收入水平，以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测度家庭收入结构。自然资本则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必须使用的土地资源出发，选取当地的地势特征、农地规模和土地细碎化程度来表征3。社会资本从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三个方面表征。社会信任根据农户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进行测度，依次赋值15分18，社会参与根据农户加入合作社情况进行测度8，社会支持以向亲戚朋友能够借钱的人数来衡量30。控制变量：由于户主的个人特征和能力可以代表整个家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31，因此需要控制户主的个人特征才能体现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本文选取户主的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政治身份、兼业情况。调节变量：本文选择价值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包括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两个维度。感知有用性包括经济感知和环境感知，经济感知是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是否会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认知；环境感知为农户是否认可秸秆综合利用能够保护农村环境。感知易用性指农户认为秸秆综合利用是否便捷。借鉴乔金杰等11研究的处理方法，1个正向认知得1分，反之得0分，累计加总，得到农户价值感知的分值，取值范围为012的整数，详见表1。四、数据来源和实证结果分析（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覆盖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河南、黑龙江、贵州、四川、陕西和宁夏10个省份。该调查从2020年8月开始，首先，考虑区位地理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状况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以1/3比例抽取10个调查省份；其次，根据人均GDP水平将各省份所有县（市、区）分为5个组，每组随机抽取1个县（市、区），共抽取5个县（市、区）；随后，在每个县（市、区）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随机抽取3个乡（镇）；最后，在每个乡（镇）内不同的村庄随机抽取1214家农户，就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户收入等情况展开调研，共获得3833份有效问卷。在剔除缺失和异常数据后，最终得到1072个农户样本。调查样本中，在户主个体特征方面，95%的户主为男性，56.44%的户主年龄在4060岁之间；户主文化层次偏低，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样本占86.74%。在生产经营特征方面，29.48%的户主为兼职，种植规模在50亩以下的样本占比为98.60%。在农户秸秆处理行为方面，分为随意丢弃、焚烧、秸秆还田、饲料发酵、栽培基料、秸秆燃料化以及回收出售七种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二）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考虑到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回归结果的一致性与无偏性，因此，回归前需对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8，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1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分析通过熵值法对人力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赋权，测算样本家庭禀赋水平。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中家庭禀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表明家庭禀赋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决策的基础，是促进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因素。验证了假说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禀赋水平每提高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会提升0.492%。从分维度禀赋水平来看，模型2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户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自然条件越好，更有可能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重视农业可持续生产，有助于农户秸秆综合利用。验证了假说H1a及H1c。从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当所有解释变量处于均值时，人力资本每提高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增加0.61%，而自然资本每提高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相应提升1.656%。这表明自然资本的提升更有利于推动农户秸秆综合利用。2家庭禀赋各要素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分析家庭禀赋各要素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要素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从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每增加1个劳动力，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会提升1.7%，而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每提升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增加0.034%。这可能是因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完成收集、打包、利用及加工秸秆资源等一系列工作，从而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较为优良时，农户有更多精力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经济资本中家庭收入结构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影响且系数为正。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水平每提升1%，农户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将增加0.029%。可能的原因是，较为依赖农业收入的农户更注重农业生产的收入及其持久性，而秸秆综合利用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所以往往会促使农户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自然资本中地势特征和土地细碎化程度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产生显著影响。地势特征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正向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从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地势水平每提升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相应提升0.165%。该结果表明，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农户更容易实施该行为。就秸秆还田技术而言，大部分环节需要依赖机械设备，而地势平坦可以降低作业难度，使得操作更为便捷。在地势较为崎岖的山地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基础薄弱，缺乏适用于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农业机械，并且作业成本过高，从而降低了该地区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关于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细碎化程度每提升1%，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反而下降0.032%。该结果说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过高导致机械化作业难度增加，农户难以实现秸秆规模化综合利用。社会资本中社会参与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正向影响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入合作社能够促使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概率提升4%。究其原因，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可以获得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32，并且能够使用更为完善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具备更便捷的秸秆综合利用条件，这将降低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壁垒，因此加入合作社能够提高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总体来看，在家庭禀赋各要素中，地势特征的边际效应最高，说明农业具有较高的自然属性，其生产依附于自然条件，决定着农户对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位于地势平坦地区的农户更有可能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三）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本文以农户价值感知作为分组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低于均值组与高于均值组，并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不同组别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水平，以检验不同水平的价值感知在家庭禀赋与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自变量、控制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家庭禀赋在两组中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1），且在高于均值组中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说明价值感知高的农户会投入更多家庭禀赋资源以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验证了假说2。从分维度禀赋水平来看（模型2），人力资本在高价值感知组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低价值感知组中未通过检验，说明价值感知高的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有更全面的了解，会积极学习并运用新技术。社会资本在高价值感知组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未在低价值感知组通过检验，说明农户价值感知水平越高，越会调动自身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资金或信息支持，从而增加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从家庭禀赋各要素来看（模型3），在人力资本中，性别结构和健康水平均在高价值感知组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该结果说明，价值感知对人力资本中的性别结构和健康水平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可能是因为，在农村地区，男性通常信息接触渠道更广，价值感知高的男性更愿意尝试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等新型农业生产行为，并且男性人数占比较高的农户家庭具有开展秸秆收集和运输等体力消耗较大的农业活动优势。健康水平较高的农户有较好的身体素质条件，而高价值感知水平促使其重视秸秆综合利用活动。在自然资本中，农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均因价值感知起到调节作用。农地规模在高价值感知组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户拥有较大规模农地时，高价值感知反而阻碍其秸秆综合利用。究其原因，过大的农地规模会导致秸秆处理成本较高，即使农户价值感知高也难以选择秸秆综合利用。土地细碎化程度在高价值感知组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在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价值感知高的农户会因土地细碎化造成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难度增大和成本提高，而不会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为。自然资本中的地势特征在低价值感知组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高价值感知组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该结果说明地势特征无法通过价值感知进行调节。在社会资本中，社会参与在高价值感知组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是因为，价值感知高的农户会积极加入合作社组织，学习更多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知识，并且能够获得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降低综合利用成本，因此更愿意采取绿色环保的秸秆处理方式。（四）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检验家庭禀赋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通过更换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Probit模型对上文Logistic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通过对比表3、表4的结果可知，表6模型1中的家庭禀赋，模型2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模型3中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土地细碎化程度以及社会参与影响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结果与表3、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存在显著影响。（五）内生性讨论基于现有文献，地区特征可能会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产生影响6，但上述回归过程中并未控制地区特征，可能会因遗漏变量出现内生性问题，产生有偏的实证结果。因此，本文借鉴张爽等的研究33，采取虚拟变量回归的方法，将10个省份划分为四大地区（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置虚拟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以东北地区作为对照组，以此进行地区固定效应的控制，如表7所示。表7模型1中的家庭禀赋，模型2中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以及模型3中的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土地细碎化程度以及社会参与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比表3、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对地区进行固定效应控制后，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地区特征在本文的模型中并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五、研究结论与启示本文基于全国10个省份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72家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并引入价值感知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价值感知在家庭禀赋与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禀赋各要素的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和社会参与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价值感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自然资本的农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对于推进农户秸秆综合利用、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促进农业生产节能减排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应加强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农业技能水平。第二，应提升自然资本水平，开展土地整治项目，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使土地连片流转，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同时加快秸秆利用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户能够较为便捷地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第三，应充分发挥社会网络、合作组织的作用。对于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户，可以建立“农户合作社”秸秆收储利用的合作平台，强化小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结作用，降低秸秆处理费用，为农户进行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提供信息支持与技术保障。第四，应提高农户的价值感知水平，激发其秸秆综合利用的内生动力，应重视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经济感知和环境感知，进一步完善农技推广体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