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浅谈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实证剖析.docx

2022年浅谈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实证剖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新法将敬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这是2004年将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第一次明确地将保障人权的规定写入部门法。新刑诉法敬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之一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一章中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和诉讼全程加强调解工作。以前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是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新刑诉法构建新的、独立的、有特色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逆境，使我国的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形同虚设。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法制日报报道，甘肃、宁夏审理的杀人、损害等重特大刑事案件赔偿率不足10%;广州市两级法院近3年来的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绝大部分以终止或中止的形式结案。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空判的普遍存在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使笔者更加剧烈的体会到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紧迫性。 被告人郭某与死者宋某因相互敬酒问题发生争吵，争吵宋某被捅伤导致死。法院经审理判决郭某赔偿宋某亲属186897元。后因郭某未主动履行笔者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被告人的确没有履行实力：一家四口皆以种地为生，父亲患病须要常年花钱治疗。母亲和弟弟在家务农，郭某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其根本难以负担赔偿款。反观死者宋某，自幼失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其父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因生活拮据不敢住院，只能每天自己吃药缓解病情。每年种地的7000元收入连医药费都不够，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害人的死亡使其父亲的生活陷入绝境，郭某的赔偿对于宋某亲属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笔者代理的案件只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的冰山一角。马加爵杀人案、杨新海流窜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几乎没有一个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有的家庭因为遭遇侵扰而一夜致贫，严峻的社会现实急迫呼喊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 被害人及其家庭因遭遇犯罪行为侵扰生活陷入逆境，当犯罪人无法赔偿时就应当有第三方担当起救助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当公民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国家理应担当起保障公民人权的责任。国家责任理论要求国家主动担当起救助刑事被害人的义务。 国家责任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于国家未能充分尽到抑制犯罪的义务和对国民的爱护义务，因此要担当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责任。首先，国家负有爱护国民的人权的法定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生存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因此，爱护公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是国家产然的法律责任。其次，当公民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时，国家有义务实行保障公民人权的措施。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丢失劳动实力的状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据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理论，假如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因遭遇犯罪行为侵害，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而导致自己或亲属的生活陷入逆境，国家理应担当起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义务。第三，从国际性法律文件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是一国应担当的国际义务。被害人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供应金钱上的补偿。宣言13条规定：应激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供应补偿的国家基金的作法。目前，我国已签署了该宣言，更应当制定并执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发呈现状 (一)地方立法的尝试 针对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我国各地区法院开展了广泛实践，其中代表性的有：(1)山东省淄博市在2004年首创了全国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2)2022年6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民政局推出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的看法，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符合城市及或农村低保待遇的北京市民可以申请各区县民政部门可根据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临时救助政策赐予救助;(3)2022年11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获得通过，这是我国首部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4)2022年4月2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大会审议通过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这是全国首创的地方性法规。 (二)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进步，但是现有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仍旧存在明显的缺陷： 1.缺乏统一的规范被害人救助行为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各地区都针对其详细状况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是其执行标准的差异导致在详细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比如，领先试点的淄博市规定：接受救助的对象是犯罪发生在淄博境内，政法机关对刑事加害人的处理程序合法、定罪精确、量刑适当的案件的刑事被害人本人及受养人，须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本人又无力支付等7个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北京市要求：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因人民法院在履行执行程序时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依法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或暂无履行法律义务的实力，而申请人生活困难、须要赐予救助的人员。出台首个地方性法规的无锡市要求申请救助必需同时符合五个条件。对比上述三地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三地的受害人可能得到三种不同的救助结果。针对这一状况我国立法及司法机关必需从社会公允正义的大局动身，制定全国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维护社会公允正义。 2.法律救济中心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靠法院、政法委、财政部门相互协调解决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申请国家救助的被害人基本都是经济困难的家庭，在诉讼过程中大部分被害人都会通过申请法律救济来维权，法律救济中心对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案件的详细状况已经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代替被害人申请国家补偿与其职能相悖。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充分发挥法律救济中心的作用。 3.申请救助的程序繁琐。任何法律制度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申请救助的程序设定是必不行少的，但是利益的实现也要讲求效率。但是我国部分地区的救助程序存在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比如，淄博市的做法是判决作出后，若被害人家属得不到任何赔偿，其方可向法院申请，法院审核通过后由政法委向政府财政部门协调救助金的发放。整个救助程序没有对各部门的工作时间作出相应的规定。结果是，正义虽然得到了维护，但是迟到的正义乃是非正义。因此，在制定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同时，还应当对各部门的工作期限进行规范。 4.救助金的来源比较单一。我国已经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地区救济金主要靠政府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导致救助金额普遍偏低，有的地区救助金额甚至低于城镇低保水平。比如，淄博市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市财政拨款。笔者认为，我国无需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财政的90%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由财政拨款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无异于让国家为犯罪行为买单，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四、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22年人民法院工作时就已提出了探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2022-2022年，我国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供应法律救济11593件。由此可见，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体系已经成熟。从保证刑事诉讼法的完整性和对被害人救助的有效性角度动身，我国应在借鉴各地区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单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规，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完善： 1.统一救助对象及范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救助对象不行过宽，其内涵和外延必需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方可申请国家救助：(1)因有意损害(致死)、有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放危急物质、抢劫、强奸、绑架等严峻暴力犯罪造成死亡或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刚好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严峻困难的;(2)因犯罪行为致伤、致残急需救治，而加害人无力赔偿或赔偿数额明显低于治疗须要支出的费用，本人又无力支付的;(3)因遭遇犯罪行为丢失劳动实力，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且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经济来源;(4)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或者以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因其遭遇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刚好赔偿，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 2.扩大刑事被害人救助金的来源。尽管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呈现10%以上的增长趋势，但是安排到各个部门后，我国财政每年都有几百亿的赤字，因此刑事被害人救助金不能全部依靠财政，我们应当拓宽资金的筹集渠道。笔者认为可以从没收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对犯罪人的罚没财产中按肯定比例提取部分资金用于救助被害人，同时应广泛吸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来扩大资金的来源。只有当这三项资金不足以补偿被害人时，才有必要由国家财政赐予适当投入。 3.救助金额的确定应符合我国国情。鉴于我国的人口多、经济不发达的特别国情，被害人救助金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被害人受损害程度和生活状况;(2)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过错程度;(3)被害人已经获得的赔偿数额。同时应规定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既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状况，又要考虑到城乡和地区差异。详细救助金数额的确定应以申请人常常居住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准，由司法行政机关一次性发放。 4.简化申请救助手续，严格审查项目。鉴于我国的法律救济制度不断成熟，而且大部分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都申请了法律救济，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可以由司法局下设的法律救济中心负责详细实施。笔者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首先应建立由政法委牵头，法院、司法局及财政部门有关人员参与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政法委具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分歧或异议。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可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随时提出救助申请，由救助委员会审查并确定是否救助，然后移交法律救济中心详细实施。必要时，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可以实行听证会，审查证据的真伪，对存疑证据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做作出是否救助的确定。 第8页 共8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