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贬值与文明恐慌：春节回想思考.docx

文化贬值与文明恐慌：春节回想思考 一、现象：节日的报道 春节回乡本是件暖和、喜庆的好事，但今年多篇关于回乡见闻的负面报道屡屡刷屏并占据媒体头条，发人深思。这些消息或真或假，或肤浅感性或思辨理性，都共同反映当下以“家族”观念剧烈而著名于民的中国人，对自己根之所在的农村产生了深深的恐慌。中国人敢上天下地，用繁华的欧美炫耀身价，以荒蛮的非洲夸耀英勇，却不敢回乡哪怕一个星期。这种宁愿出国也不敢回乡的症结与其说在于现实上的艰难困苦，不如说在于观念上的标签化与妖魔化：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农村因其被甩出现代化潮流的状态而被贴上贫困、落后、困苦乃至于低等的符号，反映出以“文明”自居的城市居民对不符合现代化标准的农村环境的不适与排斥，可称之为文明恐慌。 在中国，城市人口往农村的迁住是短暂的，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住却是长期的，由此产生与文明恐慌交相辉映的另一个问题：文化贬值，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在价值信仰体系上被破坏、颠覆，在心理上陷入迷失、自卑、自我压抑，而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奇装异服、暴戾、敌视。我们经常看到进城青年吊儿郎当地在地铁上拿着苹果手机在刷屏，经常听到实业家们指责90后、00后的产业工人难以满意、喜爱跳槽，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在中国的再次重现。卡尔·波兰尼指出，“他们堕落的真正缘由正是在于他们生活在文化真空中他们在厌倦中慢慢死去，或者在放荡中奢侈他们的生命和财物”。缘由在于，“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确定的，而不是机体对诸如单纯食物的匮乏这样一种外在的、未经文化确定的情境的反应”，而现实正“将原始民族从它的传统道德中连根拔起”。 这些现象或许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终归历史上曾经发生；但是，卡尔·波兰尼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些现象却重现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仅此就足以使我们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 二、反思：今日的农村 首先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根本缘由在于，资本主义的指标和表征就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物质财产，而非好像虚无缥缈的文化。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言，资本主义的后果是“一种文明竟然会被一系列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盲目行为毁灭掉，而且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提高物质生产效率须要的是浩大的组织动员实力、规律的生产节奏、确定的产生结果与高度聚集的生产要素，这与分户劳作、季节性强、依靠自然、要素分散的农业文明是根本不容的，尤其是与中国传统上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内向型农耕文明不相容。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都经验了被掠夺、撕裂从而凋敝、堕落的过程。 但是，城市须要的生产要素恰恰在于农村廉价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对于原材料，实行的是价格剪刀差，即打压农产品价格对工业进行补贴；对于劳动力，实行的则是把农村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扶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村，这被陆学艺先生称为“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前者造成了农村视觉可见的经济落后，而后者却干脆摧毁了农村文化，导致农村价值体系严峻荒漠化与农村治理黑恶势力化。 媒体近年报道的问题农村，无非以下五种：留守村、黑恶村、暴富村、赌博村、邪教村，而凡此种种，根源就在于工业化进程对于农村资源的剥夺和文化的破坏。这并非中国特有，但中国付出代价尤为惨重，因为破坏了农村就相当于破坏了中国的文化根基。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全部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但是近一百零一年中，外来侵略在破坏农村，内在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在破坏农乡，中国近一百零一年史成为一部农村破坏史。由此，产生了当时的农村自救运动，并且可以认为持续至今每年中心一号文件不都以三农为主题吗？但是，文化是最最以人为本的，人都没有，文化无从谈起。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相识到这个问题呢？去年底的一则新闻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当李克强总理提出如何克服大城市病、突破人口分布胡焕庸线时，部分专家提出的对策是发展更多的大城市，理由是大城市在产业聚集等方面优势明显。 因此，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反思那么少，为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对资本主义发展，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弊端习以为常？为什么今日的中国鲜有人，至少是鲜有观点在主流媒体对当前发展模式和“现代化”概念进行旗帜显明的批判？反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数的学术、文学、消遣作品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最无情、最猛烈、最尖锐的鞭挞与嘲讽，甚至于近一百零一年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对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途作出预言并且感到痛心了。梁漱溟先生提到，19世纪20年头一位美国作者来华时特别缺憾地表示： “欧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涡，无法自拔之苦；而远东方面不引为前车之戒，反思效尤，其结果岂不将同出一辙乎？日本早已从乎欧西之后，今日更无选择之自由。乃中国年来所实行之途径，概括言之，也不过锐意发展物质建设与提倡民族主义两者。此殆由某种环境之影响，中国人士或认为非采此途径不行；然循此途径以往，将来所生结果如何，实为一极端耐人寻思之问题也！” 一百零一年前中国人与外国人都能预见并反思，一百零一年后为什么缺少反思？缘由可能有二。第一，不敢想，因为社会主义的话语禁忌。三十年浩劫的教训太深刻了，这当然为我们改革开放凝合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与动力，但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思维固化与概念禁区好像社会主义就剩下安排经济，好像谁再谈论社会主义就代表着“左”、狂热、迷信，但这本身何尝不是构成一种迷信与狂热？只是以前我们迷信安排经济，现在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走上了神坛而已。但是，安排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更非其全部内涵与宗旨。世人喜爱以成败论英雄，即因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胜利而崇拜资本主义。其实，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实施美国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而失败的国家比比皆是，拉美国家就是典型的重灾区，依这种逻辑，市场经济也不足为信。事实上，这种宏大的标签化概念远远不足以总结、描述一国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详细状况，武断地仅凭概念与口号而臧否一个完整的“主义”，带来的后果就是固步自封，以至于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甚至不敢往旁边的路瞟一眼。 其次，不能想，因为学科的机械划分与视野的自我限缩。中国经济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定不是因为智力或基本功，因为我们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都发展起来了，而且数学实力从小到大都是世界排得上号的。很多媒体和探讨都在反思并列出种种对策，但始终不得其要。事实上，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探讨关注的落脚点都无外乎公允正义，无外乎人的华蜜，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手段与数据，只要稍加留心不难发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法学家。例如阿玛蒂亚森，探讨领域是福利经济学，还围绕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和发展撰写了正义的理念。反观今日的中国经济学家，无不热衷于预料经济学、增长经济学，有谁探讨过公允正义，探讨过政治学、法学？西方的一切人文科学都离不开人本主义思想，并且在学科建设上也更强调跨学科、交叉学科探讨。中国文化传承既丢掉了传统的人本思想，又没有经验过文艺复兴运动，只是机械地学习西方的学科设置与探讨方法，而缺乏最重要的人文关怀，这是我们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的重要缺陷之一，也是缺乏反思实力的深层次缘由所在。 三、发掘：隐藏的价值 关于农村凋敝的缘由以及危害，远有梁漱溟，近有陆学艺等等学者作了深化的探讨与阐述，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能够正视并真正重视这个问题。但须要指出的是，今日之种种，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其实隐藏着我们文化的朝气与希望。 从世界历史来看，文化贬值不足奇，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发生；文明恐慌也不鲜见，如日耳曼人之于罗马帝国，又如女真人之于南宋。但是，一个国家同一时期同时存在文化贬值与文明恐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和平常期发生的非入侵斗争的文明恐慌，是一种群体性的主动选择，那么我们不由得思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这个问题还可以转换为，是什么力气使中国那么多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定居的人们在庆祝的节日里要往发展阶段明显满后的农村迁移？又是什么力气，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反映的，使得已经出城定居，并且不负法律义务的个体，选择了对整个亲族进行支持与帮助？ 你可以说，是因为过上好日子的人因为要衣锦还乡；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没过上好日子的人去寻求心理劝慰；你还可以说，这是封建家族观念的残余。但是我要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气，是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国家是建构性的，而这种文化就是中国的建构基础，也是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的根本缘由，正如犹太教之于以色烈一样。曾经，我们这种文化的力气是如此的强大，甚至于有人宣称当年日本侵华胜利也不过成为第57个民族。可见它虽然无影无形，但某种程度上赛过钢铁长城。中国的基础在于这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基础就在于农村，它的力气就映射在虽然农村凋敝，虽然很多人们感到不适与排斥，却仍旧对农村不离不弃，对在农村里的亲族不离不弃。凤凰男们的惦记，农村儿媳们不得不承受的负担，恰恰隐藏着中国文化的力气，隐藏着我们国家建构的根基。或许它正随着农村的败落而渐渐逝去，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歼灭，但是它恒久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惜。 第9页 共9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第 9 页 共 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