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及对其历史观的影响.docx

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及对其历史观的影响 摘要：科学不等于真理，一切科学学问都是可错的，批判和批判的探讨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手段，这些是波普尔科学相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相识的产生有着科学实践、思想、本体论和人性方面的依据。在本质上，波普尔的科学相识论强调了科学学问的本性是可错的、理性批判是推动科学学问增长的根本途径、科学学问的命运是被证伪的，它不仅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也是波普尔历史观形成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科学相识论；可错性；历史确定论；波普尔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1385401006403 波普尔认为，科学不等于真理，科学中存在错误，一切科学学问都是揣测的、可错的，批判和批判的探讨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手段。波普尔的这种科学相识论的核心是强调科学学问的可错性，因而开创了可错论的传统。基于此，拉卡托斯在自称可错论者的同时，认为“波普尔是第一个真正的可错论者”。由于可错论自始至终贯穿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著作之中，厘清其发生根源、本质特征，以及它在波普尔历史观的形成中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的实质。 一 自柏拉图起先，西方哲学就有追求学问确定性的传统。柏拉图本人就认为，“学问是确定牢靠的，并且是恒久不会错误的”。这种传统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而走上了巅峰，科学因此被视为学问理论的体系，也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理论一旦得到证明，就再也不会被否定或抛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并高举可错主义大旗，认为“理论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为公众接受的陈述系统”，“真理往往很难达致，并且一旦发觉，也很简单得而复失”。波普尔的这种科学相识论并非无本之木，其产生有着各方面的依据。 首先，科学中新旧理论的不断更替，为波普尔的可错论供应了科学实践依据。揭示大自然的奇妙，是人类普遍的预期，同时也是哲学和科学的追求。当哲学和科学“不再探究和思索世界之谜时，它们就都丢失了吸引力”，而这种探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便是理论。波普尔认为，用理论描绘宇宙图景可溯及泰勒斯，但从泰勒斯伊始，永为真的科学学问不仅尚未存有，而且历史上的科学理论总是在不断的更替。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诞生，再到量子力学出现，一度被视为权威的科学理论都相继被证伪和被新的理论替代。波普尔因此得出结论：科学中并不存在肯定无误的学问，“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猜想，即使是那些已经胜利地通过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严格检验的理论也是如此”。 其次，历史上的怀疑论，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为波普尔的可错论供应了思想依据。波普尔认为，确定性的学问观从其产生到发展始终受到其它理论尤其是怀疑论的挑战。尽管这些怀疑论的论证缺乏劝服力，但还是起过肯定的作用，它减弱了传统学问观的影响，起先孕育了可错论的萌芽。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对传统的确定性的学问观以致命一击，为其划上了句号。正是受怀疑论的影响，波普尔的可错论蕴含着怀疑论因素。在拉卡托斯看来，在1960年以前，波普尔“从来未说过任何反对怀疑论的话，也没有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来”，波普尔在探讨的逻辑中所主见的是一种怀疑论的可错主义，科学被波普尔看作至多只能是摸索性地发觉错误，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最激进的怀疑论者所不能同意的”。因此，波普尔的可错论是“怀疑论再加上对科学嬉戏的赞扬而已”。 再次，世界3的存在为波普尔的可错论供应了本体论依据。在波普尔看来，多层次进化的而且性质多样的宇宙基本上可分为3个世界，其中，世界1和世界2为传统所指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世界3则是人类精神产物的客观世界，即由客观学问和客观艺术作品构成的没有相识主体的世界。世界3尽管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建物，但它也像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建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因而，作为世界3的主要成员，科学学问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科学学问系统是开放的，它须要新旧理论的不断更替来推动自身的进化。“可错性”天经地义是科学学问的题中之义。 最终，波普尔的可错论还有人性方面的依据。波普尔认为，全部的科学工作都是旨在发展学问，然而人天生有简单犯错误的本性，“我们是发展客观学问的工人，我们的工作像全部的人类工作一样是简单错的”11，因此，“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12。科学学问之所以可错其实也是人简单犯错误的本性的详细表现。 二 对于错误，西方哲学家早已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典型代表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之后，洛克、贝克莱、莱布尼茨等人都论及了错误。依据他们的观点，错误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符合”或“不一样”。但早期的这些西方哲学家探讨错误旨在将错误与真理相区分，并将错误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由于“实证”风潮，这种相识更是“深化人心”，在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科学的“可证明性”判别标准之后，科学被视为真理的体系，错误因与真理格格不入而在科学中被彻底放逐。但是波普尔以其敏锐的哲学思维洞察到错误在科学探讨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阐述可错论给予错误在科学相识活动中的合法性。因而，这种可错论思想具有独特的本质特征。 首先，可错论强调了科学学问的本性是可错的。波普尔认为，将“科学真理”视为一体化的做法是传统相识论的误区，不利于科学学问的增长，“科学同寻求确定性或概然性或牢靠性毫不相干”13，“我们所谓的科学学问是假说性的，并且往往不是真的，更不用说确定真或可能真了”14。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科学学问在本质上是可错的，这至少可以从科学学问的来源和进化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其一，波普尔反对视察和试验是科学学问的来源和基础，认为“学问不行能从无从白板起先，也不行能从视察起先”15，“科学只能从问题起先”16，而且科学学问就是对问题的大胆的揣测性回答，即使它们已经充分得到确认，归根结蒂还是一种揣测、一种假说。“由于科学理论是尝试性、揣测性假说，所以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多么胜利，也不管它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17；其二，可错的科学学问在科学的进化中是必需的。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但“科学的进步总意味着向着更好玩、更不平凡，因而也更不概然的理论的进步，这通常也意味着向着更不熟识、更不轻松或好像更无理的理论的进步”18。在波普尔看来，这种进步的根源在于科学学问是可错的，“错误的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异的生命力”19。正因为科学学问的可错性，它激发人们去批判、去探究、去证伪，不断用更真的理论去替代，促进科学进步。 其次，可错论强调了理性批判是推动科学学问增长的根本途径。所谓理性批判并不是“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20。波普尔赞同苏格拉底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批判探讨来探求真理，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最好的方式，并称自己的批判看法是“批判理性主义”21。为此，他将理性批判作为反对的一个重要环节贯彻于其方法论，“我们的学问通过尝试和解除错误而增长，学问的前科学增长与科学增长的主要区分在于，在科学水平上我们自觉的搜寻我们的错误：自觉地实行批判方法，成为学问增长的主要手段”22。波普尔指出，科学和哲学的爱好仅仅在于大胆尝试增加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学问，改进关于我们世界的学问的理论，而批判和批判的探讨是我们接近真理的惟一手段。“科学的看法是批判的看法”23，“没有批判，就没有变革理论的理性动力，也就没有智力的进步”24。批判因此被波普尔视为科学方法的表征和区分科学家与生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再次，可错论强调了科学学问的命运是被证伪。波普尔认为，科学学问是普遍性的全称陈述，它不能从有限的单称陈述中得出。从逻辑上看，科学学问不行能被证明，而只能被证伪，即使发觉一千只，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天下天鹅皆白”这一陈述。但只要发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推翻它。科学学问是可错的，它“要么被证伪，要么恒久是假说或猜想”25。基于此，波普尔还将可证伪原则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证明原则”并不能供应理论系统一个阅历的、非形而上学性质的恰当标记，它不适用于科学实际。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不在于它们能否被阅历所证明，而在于它们能否被阅历所证伪。 三 可错论不仅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而且也是波普尔历史观形成的思想根源。波普尔的历史观就是以可错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史与思想史“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26，全部的学问都带有揣测的性质，科学理论基本上类似于神话创作。不仅如此，以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为依据，波普尔不同意狄尔泰和柯林伍德等人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原则性区分的主见，他认为“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劲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想与反对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纳的”27。“行为，因而连同历史，可以说明为解决问题；而利用揣测和反对的图式12所做的分析可以适用于历史。”28依据这种观点，历史的学问也都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和不断地订正错误来实现的，它同科学学问一样，都只是揣测的产物，人们不行能有一部真正照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对历史做出各种不同的假定和说明。他声称，历史学家“主要的是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实行批判的看法，也就是说，在叙述事实时尽量避开无意识的、因而也是无批判的偏见”29。正因为人们抱着判定真伪的批判看法对待历史学问，所以，历史学问犹如自然科学学问一样，都可获得科学的性质。 基于上述相识，波普尔最终走向了反“历史确定论”。他认为，历史确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历史预料视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发觉隐藏在历史演化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实现这个目的。波普尔认为，在历史领域里，科学的任务是发觉“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说明趋势”，而不是去发觉社会进化规律。历史是自由意志创建的，无规律可言。历史主义学说所教育和认为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料历史发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长远的预言只有当它应用于可说是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时，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料中引出。而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确定不是这样一个系统”30。社会在改变着、发展着，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再者，社会的人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预料可以影响被预料事务，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料是不行能的。为彻底反对历史过程存在规律以及我们能够对历史演化作出科学的预料，波普尔还提出了一组包含五个论题的论证：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学问增长的剧烈影响；其次，我们不行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料我们的科学学问的增长；第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料人类历史的将来进程；第四，这就是说，我们必需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料历史的依据；第五，所以历史确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确定论不能成立。 总之，波普尔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揣测性的、短暂性的理论假说，它们本质上都是可错的。他一再强调一切科学学问是揣测的、可错的，这种相识渗透到社会历史领域必定会放逐历史规律，否认历史的可预料性。 注释： 朱德生：西方哲学名著菁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1011年版，第16页。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1019年版，第12页。 111213181920 纪树立：科学学问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1017年版，第43、10、435、325、1、193、331、10、3页。 1516242630奥地利波普尔：猜想与反对，上海译文出版社11016年版，第193、40、318、451、310、520页。 英拉卡托斯：科学探讨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1016年版，第218、217、221页。 2728奥地利波普尔：客观学问，上海译文出版社11016年版，第20、196、178页。 1421222325奥地利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1018年版，第151、159、158、158、105页。 17 怀劳特：爱因斯坦对我的科学观的影响波普尔访问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1010年第3期。 29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1012年版，第155页。 第10页 共10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