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吝啬”皇帝的难言之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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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吝啬”皇帝的难言之隐 郭晔旻 过去有段时间，鸦片斗争前后的林则徐几乎是以“孤胆英雄”的姿态出现的。外有狡诈阴险的鸦片贩子与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强盗，内有琦善这样的奸臣拖累，再加上一个遇事瞻前顾后显得不怎么靠谱的道光皇帝林大人实在是太难了！对于这样的“刻板印象”，别人姑且不论，那位道光皇帝或许是会为自己叫屈鸣冤的国库空虚 大清朝也有过一段“不差钱”的美妙时间。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努力，清政府每年的赋税收入，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3200万两左右，渐增为18世纪中期的4300多万两。在农业社会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体现了“康乾盛世”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 相应的，朝廷的国库存银也水涨船高
2、。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其最高点是乾隆四十二年，竟达8182万两，大体相当于朝廷两年的岁入。 惋惜到了道光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力早已由盛转衰。乾隆帝让位时（1795年），朝廷库银尚超过6900万两，而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四年之间，平均每年库存不过2716万两左右。考虑到一场类似张格尔之乱的中等规模的斗争就会耗费上千万两的战费，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的“渺小”了。更何况，这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存银数还会更低。这样一来，一旦遭受突发事务，朝廷国库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救急，就显得更加可疑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状况，主要还是由于收入趋于下降而支
3、出隧然增加。在鸦片斗争之前，清代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立国，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所以财政收入中始终以地丁漕粮为大项。而为了爱护农业生产，便不能随意加增田赋，田赋数额相对稳定，关税盐课亦有定额，其他杂税数额更少。问题在于，道光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与天灾的频发，“岁入每年多有缺少”，其中尤以占财政收入最多的地丁银缺少更多。 另一方面，朝廷在道光年间的支出却呈现出“前此未有”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天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1823年，清朝发生了“癸未水灾”。全国有九个省（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百多个县受灾严峻。 “天灾”之外，尚有“人祸”。“河工”本
4、就是朝廷的一项主要开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也在上涨。河工所需的物料要从民间采买，佣工要从民间雇佣，工价和料价都随着市场价格变动。嘉庆道光年间，一堆柴草的价格就是“旧例”的四倍。另一方面，当时朝廷的治河之臣又往往把河工看作中饱私囊的“肥缺”。早在嘉庆十六年春，就调查出“河工糜费至四千余万而工程未尽坚实”的弊端。吝啬皇帝 面对财政上的危局，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又有什么对策呢？在他看来，大清朝“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月深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袓宗成法”在其心中有着不行动摇的地位。 在守旧心态的驱
5、使下，在财政方面朝廷所能想到的对策，“无他良法，仅数开捐例已耳”。所谓“开捐例”，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官鬻爵。光是道光七年，清朝政府就因为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开销收捐项银750余万两。这是在饮鸩止渴。卖官鬻爵导致吏治的败坏，不但使得贪污现象愈演愈烈，还令大清朝堂之上充斥着无能的庸才。 既然无力从制度创新寻到出路，道光皇帝所能做的，也只剩下“节俭”二字。要是在中国历史上评一个最“小气”皇帝排名，道光皇帝认其次，也许也只有那位南北朝时期苦行僧一般的梁武帝萧衍可以叫板一番了。 早在即位之初，道光皇帝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声色货利谕的节俭宣言书，表达其崇尚节俭的志向和提倡节俭的目标，颁布全国。其中开篇就引用古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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