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 ——基于钢铁企业的实证分析-马红旗.pdf
《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 ——基于钢铁企业的实证分析-马红旗.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 ——基于钢铁企业的实证分析-马红旗.pdf(15页珍藏版)》请在淘文阁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 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 基于钢铁企业的实证分析马红旗(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摘 要: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由来已久,梳理分析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结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对于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 1998 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企业性质及其与经营效益的关系。研究发现,产能利用状况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我国钢铁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在国有钢铁企业尤为突出。从变动趋势和结构差异来看,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与利润率具有相近的变化趋势,且具有相似的企业性质差异,即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明显低于
2、非国有企业。实证结果表明,产能利用率是影响我国钢铁企业利润率的诸多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有与非国有钢铁企业间的利润率差异。通过进一步区分企业的规模类型发现,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性质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因此治理我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问题除了考虑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外,还要区分企业的规模类型,同时坚持企业所有制改革和大型化的发展路径。关键词: 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产能过剩;利润率中图分类号: F4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50(2017)06-0031-15 一、 引 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钢铁行业都是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
3、未来供给侧改革路径与方式的理想选择。这不仅是因为钢铁行业本身的标准化特质,也是因为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长期性的顽疾,其治理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也提供了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考。实际上,自 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告别短缺经济以来,钢铁行业就显现了产能过剩的端倪,而中央政府也最早针对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出台了有关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和行业技术标准等多方面的产业政策措施,这应当属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第一轮产能过剩治理政策(徐朝阳和周念利, 2015)。随后,因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愈演愈烈,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更加严厉的产能治理政策,如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
4、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2003)、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 2004)、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2005)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快速工业化需求所掩盖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日趋严重,日益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钢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去一降一补 ”的产能化解更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于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治理进行得最早,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也最多。而总结钢收稿日期: 2017-08-15基金项目: 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我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检测及预警系统研究”(2017QC012)。作者简介: 马红
5、旗(1982),男,河南卫辉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第 19 卷 第 6 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19 No. 62017年12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c. 2017DOI: 10.16538/ki.jsufe.2017.06.003万方数据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历史演变及其结构特征,不仅事关化解钢铁企业产能过剩本身,也事关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回顾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演变路径,有几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第一,
6、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状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存在怎样的企业性质差异?第二,这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钢铁企业经营效益的企业性质差异?第三,产能利用状况的企业性质差异主要表现在哪种规模类型的企业上?因为在我国钢铁企业中,相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存在很大的规模差异。对于上述几个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产能过剩现实成因及其实际经济效益影响的准确解读,而且为破解产能过剩提供了突破口。据此,本文将在测算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础上,分析企业产能利用状况的变动趋势、企业性质差异以及与企业经营效益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分析企业性质差异的规模因素为治理钢铁企业产能过剩提供一个明晰的路
7、径。二、 文献综述目前学术界主要用产能利用率指标考察企业产能过剩状况及其实际影响,该指标的测算主要取决于对生产能力的界定准则。 Chamberlin(1947)首次提出产能过剩的概念,并以生产成本最小化为逻辑基础,从经济学角度对生产能力进行了界定:认为生产能力是完全竞争均衡下的企业产出水平,也即平均成本最小时的企业产出水平。理论上,该观点以微观企业生产理论为支撑,其对生产能力的界定完全贴近经济学意义,但构建成本函数的复杂性和数据获取的难度却给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阻力。为了统计便利, Smithies(1957)又从工程学意义上提出了新的生产能力界定准则,即现有设备在正常运转和工人运转轮班制情况
8、下的产出水平。根据Smithies(1957)的界定思想,这里隐含两个测算准则:一是设备正常运转,如把机器调试、机器故障以及工人替换衔接等一些因素造成的设备暂时性停工时间排除在外;二是工人上工实行轮班制,需要排除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机器运转小时数的不同对产能估算带来的偏差,若两个企业具有完全相同的机器设备,一个企业采取 8小时工作制,而另一个企业采取10小时工作制,若不考虑轮班制则会统计出不同的产能水平。当然, Smithies(1957)产能界定准则还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即每个设备或每条生产线具有核定的产出水平。对此,只需统计每个企业设备和生产线的数量便可核算企业整体的生产能力。基
9、于 Smithies(1957)的界定思想,Foss(1963)利用企业最大用电量衡量企业的生产能力,原因是企业设备的核定功率是一定的。工程学意义上的界定方法显然有利于统计部门的实践,在美国早期统计企业生产能力的五家独立机构中,有四家就是从工程意义上展开调查统计工作的,包括麦克希尔经济部、国民工业委员会、财富杂志、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 Phillips,1963;Klein等, 1973)。然而工程学界定方法仍面临两大缺陷:一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一般的研究团队难以企及的,因此该方法仅限于政府决策部门和大型的研究机构,很少见之于学术研究;二是工程意义上统计的生产能力无法与经济学
10、意义上统计的生产能力保持一致的波动趋势。因为即使不受需求约束,企业设备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持续性地运转,而且企业运营的核心不是产量而是利润,这也从客观上造成工程意义上的生产能力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能力无法保持一致。因此,在随后的拓展和应用中,产能利用率的工程学测算方法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和推广,而经济学测算方法则得到了不断的修正和推进( Berndt和 Morrison,1981)。目前产能利用率的经济学测算方法主要发展了峰值法、前沿面分析法和函数法三大类。( 1)峰值法。该方法把企业平均成本函数的最低点的产出水平界定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并认为厂商在完全竞争时的均衡3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1、年第 6期万方数据产出处于平均成本函数最低点,而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出将低于平均成本函数最低点的产出,由此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具体测算过程中, Klein(1960)及后续研究 Klein和 Summers(1966)、Klein等( 1973)利用了统计学上的 “过峰趋势技术 ”进行了近似替换。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假定一定时间内实际产出的峰值年份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而非峰值年份未得到充分利用,进而把相邻两个峰值点拟合成一条平滑线,若第三个峰值点超出这条平滑线之外,则取消这条平滑线并把第一个峰值点和第三个峰值点拟合出一条新的平滑线作为生产能力的评估曲线,依次类推可以得出一条最终修正后的生产能
12、力趋势线,实际值与趋势值之比便是产能利用率。该方法最早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测算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编制 “WhartonIndex”时所采用(开创者为 Klein(1960)教授),沈利生( 1999)、Kirkley等( 2000)也沿用了类似的估算方法。这种 “过峰趋势技术 ”是把生产能力趋势线上的点假定为厂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出,而把生产能力趋势线以下的点则假定为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出。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生产能力趋势线上的点并不一定为厂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出,正如Phillips(1963)、Frank(1968)对峰值法批判时提出的 “弱高峰 ”问题,经济复苏阶段
13、实际产出所表现出的高峰就是在产能未实现充分利用的 “弱高峰 ”,若此时采用峰值法测算产能利用率必定是高估的。( 2)前沿面分析法。与峰值法的处理手段一样,为了避开函数设定的复杂性,前沿面分析法并没有完全依照 Chamberlin(1947)的生产成本界定准则,而是首先假定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等同于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前沿生产面,用每个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相对效率来衡量产能利用率。目前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法( Fare等, 1989、2000;Bruno和Kerstens,2000; Kirkley等, 2002;Coelli等, 2002;Pascoe和 Tingley,200
14、6;Lindebo等, 2007;Bye等,2009;Karagiannis,2015)和随机生产前沿分析法( SPF)(Kirkley,2002)两类。然而,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和随机生产前沿分析法毕竟是学术界测算企业技术效率的惯用统计技术,当我们用这种类似 “索洛余值 ”的形式来衡量企业技术效率时,完全忽视了产能利用率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生产单元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产出的差距起码糅合和了技术效率和产能利用率两种效应,因此如何分离、应怎样分离是前沿面分析法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虽然 Fare等( 1989)对产能过剩和效率损失的分离做了一定的尝试,却又遭遇更多的质疑, Coelli等
15、( 2002)认为技术效率的损失部分实质是 “落后产能 ”,因此技术效率应属于产能利用率的一部分。 Pascoe和Tingley(2006)又指出除自然环境等无法消除的因素导致的技术效率损失外,其他情况下产生的效率损失均可以看作为过剩产能。( 3)函数法。函数法的具体做法是先设定成本函数(或利润函数)的具体形式,通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条件求出企业的生产能力,最终用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之比表示产能利用率。函数法需要预先设定先验性的成本函数,函数构建的不确定性、要素价格数据的难以获取以及参数估计的复杂性是难点,这也是峰值法和前沿面分析法避开函数设定的主要原因。函数法的争议焦点在于均衡条件的设定:其
16、一, Berndt和Morrisom(1981)、Berndt和 Hesse(1986)、Nelson(1989)、Garofalo和 Malhotra(1997)、Gokcekus(1998)、Lazkano(2008)等从短期角度考察了企业的生产能力,认为企业在保持固定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其最大生产能力应该用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水平表示;其二,Paine(1936)、Cassell(1937)、Hickman(1964)、Morrison(1985)则认为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应该出现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均可调节的情况下,由此将企业生产能力界定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水平;其三
17、, Klein(1960)最初在所编制的 “Wharton Index”中的论述是赞同从长期角度考虑企业生产能力的,但 Klein(1960)又作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实践中更大程度上表现为 L形,以找到曲线的最低点,主张把企业生产能力界定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的产出水平上。这一建议后来也得到了 Segerson和第 6 期 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 33万方数据Squires(1990)、Morrison(1985)的采纳。 Pascoe等( 2003)和 Pascoe和 Tingley(2006)基于不同的均衡条件测算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发现不同的
18、均衡条件所测算的生产能力是有差异的。Morrison(1985)对不同的均衡条件进行甄别后指出,企业规模报酬是均衡条件选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当企业规模报酬不变时宜采用短期成本曲线最低点的产出作为企业生产能力,否则采用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切点的产出作为企业生产能力。可见,尽管函数法操作起来比较棘手,但学界对其论证和改进的研究热度不减,这主要源于函数法的理论基础和统计技术更容易使得产能过剩概念还原为 Chamberlin(1947)首次界定的初衷。国内文献对产能过剩监测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国外模型的中国应用。工程学意义的测算方面:龚刚和杨琳( 2002)、何彬( 2008)
19、假定一定时期内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然后以用电量乘以该比例代替无法观测的资本服务使用量来求得我国的资本设备利用率;经济学意义测算方面:沈利生( 1999)利用了峰值法,董敏杰等( 2015)利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孙巍等( 2009)、韩国高等( 2011)、国务院研究中心 “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 ”课题组( 2015)利用成本函数法分别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本文试图基于 Morrison(1985)的研究架构,结合钢铁企业的实际运行特征,采用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切点的产出测算我国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采用成本函数法测算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终来分析其产
20、能过剩状况、所有制格局及对经营效益的影响。三、 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及企业性质差异我们首先在借鉴 Klein(1960)、Nelson(1989)和 Morrison(1985)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 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微观数据,测度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一)理论模型假定代表性企业在技术水平为 T的情况下组织资本 K、劳动 L和中间投入 M进行生产,生产函数设定为:Y = f(K;L;M;T) (1)其中, Y表示总产出,用时间变量来衡量技术水平 T。假定资本 K为短期分析的固定要素,劳动L和中间投入 M为可变要素。若用 P1和 P2分别表示劳动和
21、中间投入的市场价格,根据 Lau(1976)的定义可以把可变成本表述成一个由 Y、K、T、P1和 P2决定的函数形式:VC = (Y;K;T;P1;P2) (2)把式( 2)用超越对数形式表示为:lnVC =a0+fFDf +iai lnPi+ 12ijaij lnPi lnPj+by lnY+ 12byy(lnY)2+ibyi lnYlnP+ck lnK+ 12ckk(lnK)2+icki lnKlnPi+cky lnKlnY+dtT + 12 ttT2+idtiT lnPi+dtkT lnK+dtyT lnY(3)其中, i和 j表示可变要素的种类, f表示企业数量; FDf表示企业的个体
22、特征,用来控制企业的个体效应; ai、aij、by、byy、byi、ck、ckk、cki、cky、dt、dtt、dti、dtk和 dty为各要素组合的参数值; a0为常数项,表示企业固有的可变成本。在可变投入要素价格的对称性和线性齐次性条件约束下,式( 3)的待估参数满足:Iai = 1;ibyi = 0;icti = 0;idki = 0;iaij =jaij = 0 (4)对式( 3)取对数微分得出可变要素投入的份额方程(谢波德引理):34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 6期万方数据Si = lnVClnPi=ai+jaij lnPj+byi lnY+cki lnK+dtiT (5)假定
23、企业的固定成本方程为资本的市场租赁价格与资本的乘积:TFC =r K (6)则企业短期总成本函数可表示为:SRTC =VC+r K (7)进一步可得出企业短期平均成本函数(在式( 7)左右两边同除以总产出 Y):SRATC =VC=Y+r K=Y (8)根据 Klein(1960)和 Morrison(1985)的思想,企业生产能力应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SRATC)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LRATC)切点处的产出水平。当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相切时,假定企业处于长期均衡时的资本为 K*,对式( 8)求关于长期均衡资本 K*的导数可得:SRTCK =VCK +r = 0 (9)式( 9)表明
24、,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企业增加一单位资本给生产成本带来的增量为资本的要素价格。把式( 9)右边第一项再次拓展为:VCK =lnVClnK VCK (10)自此,对式( 3)关于 lnK*求导可得:lnVClnK =ck+ckk lnK+icki lnPi+cky lnY+dtkT (11)将式( 11)和式( 10)代入式( 9)则可求出企业在既定资本存量条件下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切点处的产出水平,也即企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之比便可以得出企业产能利用率。(二)数据选取1. 样本提取样本主要从 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取,范围为所有行业类型属于黑色金属冶炼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产能利用率、企业性质与经营效益基于钢铁企业的实证分析-马红旗
限制15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