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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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 本文作者:张德明单位: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吕进曾这样概括“诗的定义”:“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249之所以强调诗歌是“歌唱生活”、“直写情感”的,是因为在吕进看来:“反映生活,这是文学的一般品格。诗的内容本质在于:它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反映生活。大量诗歌现象表明:诗虽然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一般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表现人的情感;诗不长于细致地叙述客观现实,而是长于细致地叙述感情浪花。”249对于“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这点,吕进的解释是:“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首先表现在它的音乐美。音乐美将诗的语言和散文语言明显地隔开
2、,使前者变为抒情的语言,谈心的语言,而后者只是叙述的语言、办事的语言。”257“听觉美感与视觉美感的交叉,外在的音乐美与内在的抒情美的融合,使诗的语言成为最优美的语言,使得散文语言相形见绌。”257紧接着,吕进还分析道“: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还表现在语言的高度精炼性。和散文语言相比,诗的语言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和散文语言相比,诗的语言是富有弹性的和跳跃的,每个字都有广阔的天地。”258在这些阐述中,吕进通过比较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异,鲜明凸显诗歌语言的艺术特性,并以语言为窗口展示出诗歌文体所具有的独特美学规律。吕进对诗歌定义的阐释,是在综合了郭沫若和何其芳等诗人关于这一文体的界定之后所得出
3、的,既吸收他人的成果,又融入了自己的学术心得,因而显得更为准确和妥帖。更重要的是,吕进对诗歌的这一解释,其实暗含着与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对话与辩驳关系。我们知道,新诗“第一次革命”之期,以胡适为首的初期白话诗人对新诗这种文体的理解和阐释是很稚嫩的,很不成熟的,这由此造成了新诗先天性诗性贫弱、形式感不强的毛病。在那篇被朱自清誉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3的谈新诗中,胡适认为,新诗的创作原则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又反复强调新诗应该是“自由”的和“自然”的4。胡适的诗学观念,成为近一百零一年新诗创作的思想指南,既使新诗创作一直保持活跃、开放的艺术态势,同时也使新诗始终摆脱不了
4、诗美淡薄、语言粗糙的痼疾,使这种文体长期处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尝试”阶段。这也难怪,近一百零一年来,人们对新诗的责难、对胡适的批评不绝入耳了。吕进关于诗歌本质的论述,或许正是他在反思胡适的新诗创作理念的偏误之后所做出的高度理论概括。从文体学角度研究新诗,是吕进诗学建构的重要路径,由于吕进等诗评家多年来的积极探求和不懈努力,“新诗文体学”已然成为新时期以来新诗研究的一门显学。吕进的新诗文体学于1101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诗学1101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是11010年代初中国诗学界系统阐述新诗的文体特性的两本不可忽视的学术力著。在新诗文体学中,吕进对诗歌的“文体可能”进行了仔细辨析,
5、他认为,诗歌是一种“内视点”艺术,“内视点决定了作品对诗的隶属度,或者说,内视点决定了一首诗的资格。”5157与此相对,散文则是一种“外视点”艺术,与诗歌判然有别。“描绘、叙述外在世界,遵循事件第一的原则,是散文的旨趣。”而“描绘、叙述心灵体验,遵循情感第一的原则,是诗的旨趣。”5156吕进对诗与散文在艺术旨趣上的差异性分析,是极为精准的。从文体学层面阐述诗歌的语言特性时,吕进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超常结构”,“诗歌语言是特殊语言,它的交际功能已经退化到最大限度,它的抒情功能已经发展到最大限度。凭借诗中前后语言的反射,日常语言就披上了诗的色彩,蕴涵了诗的韵味,变成了情人语言(不是办事语言)。”5
6、164对新诗的文体可能进行科学分析之后,吕进提醒人们,诗歌创作一定要避免“脱轨”,不要脱离自身的美学轨迹,这是诗歌文体自觉的艺术反应,而胡适当年提出的诗学观念就潜藏着让诗歌创作“脱轨”的隐患与危机。吕进说:“在语言上,胡适在新诗初期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其实,这样的设想意味着中国新诗在艺术的真正革命并没有开始。它给初期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建设带去迷茫,类似主张的后遗症是忽视新诗形式的理论建设和忽视新诗媒介学的意义,于是,新诗与散文的分界模糊了。”51731101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学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新诗文体学等已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对新诗文体学所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
7、的阐释。该著共设十九章,分别论述了抒情诗的审美视点、视点特征、艺术媒介、媒介特征、语言正体、抒情诗的生成、抒情诗的最新轨迹、抒情诗人的修养、诗的分类、诗的风格等诗学问题,因为“提出了一个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6,而受到诗学界一致赞誉。这部著作以“抒情诗”为主要观照对象,深入剖析了现代诗歌的美学规律,精彩的学术创见俯拾即是,如谈论抒情诗的审美视点时,吕进指出:“离开审美视点而言诗只能是隔靴搔痒。抒情诗是内视点文学。内视点就是心灵视点,精神视点。内视点决定一首作品对抒情诗的隶属度。”7300“抒情诗是内视点文学”这一观点,在新诗文体学里已经论及,可能并非新的诗学发现,不过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吕进并
8、不是对原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重申这一观点之后,对内视点的存在方式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抒情诗的内视点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种基本方式是以心观物,即现实的心灵化。诗人以心观物时总是倾心于表现性很强的事物。第二种基本方式是化心为物,即心灵的现实化。以心观物的诗,其意象是具象的抽象;化心为物的诗,其意象是抽象的具象。第三种基本方式是以心观心,即心灵的心灵化。以心观心是原生态心灵向普视性心灵的升华。”7300这段阐释使诗歌的“内视点”特征得以具体化和明晰化,从而体现了吕进诗学思想的新开拓。再如谈论抒情诗的语言正体时,吕进认为,一切好诗均可用“有”、“无”二字加以概括7356。具体而言包括两种情
9、形:第一,“有诗意,无语言”17,“诗篇之未言,才是诗人之欲言”7356,这与古人所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颇为切近。第二种,“有功夫,无痕迹”7364,“外在的技巧是诗人不成熟的可靠象征。诗的最高技巧是无痕迹的技巧。”7356理论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通过建构完整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吕进不仅为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照标准,而且也借助这套理论烛照到中国新诗存在的若干美学痼疾。可以说,新世纪之前的诗学研究,为吕进在2004年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2022年11月初,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文艺研究杂
10、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如期举行,这次论坛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探讨“中国诗歌的一百零一年之变与千年之常”的关系,很显然,这个话题就是本次论坛的主席吕进所提议的。事实上,有关诗歌发展中“变”与“常”的辩证关系是吕进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一个学术命题,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他在2004年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思维逻辑。新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新诗是中国诗歌在近代以来发生“变化”的一种产物,正如吕进所说:“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8中国诗歌因“变”而新,“变”给新诗的诞生与发
11、展提供了契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变”的历史合法性。不过,由于人们错误地理解了“变”的可能性,没有对因“变”而生成的“新”进行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新诗不知不觉走入了某种创作误区:“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一百零一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有一种不无影响的说法,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就在于它的自由。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8新诗在近一百零一年的变化之中逐渐迷失了方向,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成了没有风向标的航船,没有源泉的流水,以致到了新世纪之后,“梨
12、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不具有诗格的作品不断涌现,人们对新诗加以责难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针对这种情况,吕进提醒人们,一味纵容诗歌的“变”并不恰当,在诗歌的“变”之外,我们还应该理性地对待诗歌之“常”,他认为:“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8在吕进看来,诗歌之“常”,既是之诗之为诗的一些美学规定性,还有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民族传统,他指出:“讨论中国新诗发展时,中国新诗近一百零一年之变与中国诗歌几千年之常的关系是一个关
13、键话题。中国新诗应该中国,应该有民族的身份认同,对民族传统的几千年之常的批判继承是涉及新诗兴衰的问题。拒绝这个常,新诗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倍感寂寞,甚至枯萎。”9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对着这种文体遭遇各种创作危机的时刻,究竟应该“认领”哪些诗歌之“常”呢?吕进结合自己30多年来诗学研究的经验与体会,明确地指出,中国诗歌之“常”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诗歌精神之“常”,“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它是内在的,又是强有力的。”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诗歌国度里,其诗歌精神之“常”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吕进认为,“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8“玩世玩诗、个人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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