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中国 cgss2013数据的多层分析-王玉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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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13JJD840006)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JOURNAL OF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2 2016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 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多层分析王玉君 韩冬临摘要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围绕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的分析发现,中国公众的环保行为需要区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维度,两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在个人层面,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收入和教育变量,以及个人环保知识和环境污染感知变量都对个人的
2、环境保护行为有正面影响;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交织作用对公众环保行为产生影响。经济发展对个人环保行为有促进作用,而环境污染变量对个人环保行为的影响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关键词 环保行为;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多层模型作者简介 王玉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韩冬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中国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 EPI)排名从2006年的94名(共133个国家)降到2014年的118名(共178个国家) ,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3、中国的口号。然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不仅要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更需要民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因此,对中国公众环保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如此,研究中国公众环保行为也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理论层面,现有的公众环境保护运动的研究对环保运动的兴起和变化发展存在诸多争议。 2另一方面,现有对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跨国数据或者国别的数据,针对中国公众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并且多集中于环保意识上 3 ,而对公众个人环保行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另外,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因素,或只是控制宏观因素,而忽视了宏观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污染如何交织作用对个人环保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从宏观因素
4、入手分析中国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还可以在理论层面对现有公众环保行为进行实证检验以厘清相关争论。斯特恩( P. C. Stern)就曾指出,在环境观念和行为的调查研究上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展和深化。 4公众的环保行为是多元和复杂的。较早的研究将环保行为和态度相提并论。 5然而,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人的态度、意图和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三者之间还存在距离,如哈里斯( P. G. Harris)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表达保护环境的意愿,但在实际行动上往往畏葸不前。 6对环保行为也存在不同的区分:斯特恩最先区分了97三种类型: ( 1)激进环境
5、行为,比如踊跃地参与社会运动等; ( 2)公共领域中的非激进环境行为,如为环境问题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等; ( 3)私人领域中的环保行为,如绿色消费、节能住宅等。 7后来不少学者合并前两项行为,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私人和公共环保行为两个维度。 8此外,还有其他几种分类方式,如廷德尔( D. B. Tindall)提出的环境激进行为和环境友好行为分类 9 ,道尔顿( R. J. Dalton)的政治性行为和保护性行为分类 10 。不同的分类方法,导致关于环境行为一般模式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11本研究将借鉴亨特( L. M . Hunter)等人 12的分类方法,分析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在中
6、国的现状。本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公众环保行为,试图从理论上厘清经济发展和环境衰退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在经验层面上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如何交织作用于个人环保行为。研究将运用多层分析方法,检验各种宏观和微观的因素,特别是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有关的变量,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一、环保行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假设(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1.经济发展的繁荣/富裕假说繁荣或富裕假说 13认为经济发展将会促进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该观点认为,一方面,环境的质量不仅是公共产品,同时也是收入增长后人群的要求 14 ,因此,经济增长导致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只有个人财富增加,才能使预算约束
7、上移,从而使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投放更多资源成为可能。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公众变得更加富裕,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和能力也会随之上升。因此,繁荣假说认为:一个社会的财富与其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和环保行为成正相关关系。相关研究对此也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例如,经济发展与公众的环保行为无论是在政治性活动或是保护性行为间都存在明显的关系。 15另外,对环保组织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环保组织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 16然而,对繁荣假说的质疑也一直存在。有学者认为,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并不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17直接的证据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公众与发达国家的公众一样,也有很
8、高的环保意识。如盖洛普1992年全球健康调查数据显示,从平均水平来看,贫穷国家的民众比发达国家的民众更关心以及支持解决环境问题。 18甚至1995 1998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富裕国家的民众比贫穷国家的人更抵制参与绿色消费和环保运动。 19因此,学者们认为对国家繁荣和公众环保行为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202.环境污染驱动假说环境污染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其逻辑非常简单:环境污染严重,导致公众环保意识觉醒,从而采用各种环保行为来保护环境。英格尔哈特( R. Inglehart)对世界价值观调查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污染相对严重的国家,民众对
9、环境保护的支持表现得更为强烈 21 ,其他跨国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2 。环境污染驱动的假说也部分地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即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公众往往具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如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捷克。然而,之后的研究显示了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 ISSP2000年数据表明,环境质量(基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ESI指标)会对公众的公共环保活动产生影响。 23另一方面,同样基于ISSP数据( 1993年和2000年) ,弗兰岑( A. Franzen)和迈耶( R. M eyer)发现,环境质量并不会对个人的环境观念产生影响。 24而道尔顿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9 2002年数据进行的研究
10、发现,环境污染状况在预测国家环保组织成员发展水平上作用有限。 25总之,在国家层面上,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学者指出,环境污染驱动的假说必须考虑公众的感知,即只有当公众感知到当地污染的严重程度时才能够激发其环境保护行为。 26现实的情况是,许多污染物往往难以被公众直接感知,因此也难以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或者,公众感知的污染受到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与真实的污染不一致。 27其结果是真实环境污染程度的变化同公众与环境有关的态度和行为并不一致。以空气污染为例,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空气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担心却不断上升。 283.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复
11、杂关系经济发展会影响环境污染水平。实证研究发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29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的污染水平将会先增加而后减少。其机制是,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个人和政府的收入提高,从而能够负担起环境保护的开支。然而,对中国是否存08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直有争议。虞依娜和陈丽丽对该曲线的国内研究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发现关于工业“三废”的实证研究中,倒U型曲线的研究结论大约占了35% ,而关于三废和其他环境指标的实证研究中,倒U型曲线占大部分。 30此外,还有倒N型等曲线的研究发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废气和二氧化硫的
12、排放量数据均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吻合,呈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而烟粉尘的曲线不符合。 31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更加复杂。鉴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复杂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不仅会独立地对公众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会相互作用交织影响环境保护行为,但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对个人环保行为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对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和环保行为的文献回顾,我们假设:在宏观层面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都与公众的环保行为,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呈现相关关系。而且,地方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对公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
13、与产生影响。(二)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收入、教育、环境知识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个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环境知识水平,并且使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因此,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个人环保行为的影响,必须同时分析个人收入、教育、环境知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做出假设。( 1)收入。经济发展带来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哈德勒( M . Hadler)和哈勒( M . Haller)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私人环保行为正相关,而与公共环保行为负相关。 32在加拿大,收入对保护性环境行为影响显著,但对激进性环境行为影响不明显。 33在中国,以CGSS2003年数
14、据为样本分析收入和民众的环保观念得到不一致的结果。 34( 2)教育。教育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具有叠加效应。一方面,教育承载着价值观的社会化功能,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人们积极投入到环保行动中。另一方面,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个体往往有更高的收入,而高收入群体往往更关心环境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教育都是预测各种环保行为的显著指标。 35在埃及,教育与公共行为、激进运动显著相关,而对私人行为影响不明显。 36相反,在加拿大,教育对保护性环境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但与环境激进主义相关性则不明显。 37之前对中国的数据分析也发现基本一致的结果。基于CGSS200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显
15、然是最重要的预测中国民众环境关切的因素,并与民众环境关切高度相关。 38( 3)环境知识。环境知识包括关于自然环境及其主要生态系统的普遍性知识、概念和关系。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个人如果没有具备相应的信息与知识,就没有办法参与到各种公共活动,特别是公共抗争中去。 39以往研究发现,环境问题的认知对公共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在私人行为上的影响则不明显。 40前文我们讨论了宏观层面环境污染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但在个体层面,个人只有感知到这些污染的存在,才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根据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本文假设:在个体层面,个人的环境污染感知、环境知识、教育和收入水平都与公众的环保行为相关。 二
16、、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2013) 。该调查采取四级分层抽样方案,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18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 CGSS2013的样本量为11 438人,去除相应信息缺失的观测值,得到的有效样本为10 178人。本文还使用了被访者所在区县2013年的宏观社会经济和环境污染指标,其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二)变量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公众个人的环保行为。 2013年CGSS通过10道题对公众的环保行为进行了测量(见18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会影响环境行为,但很难得到验证,在
17、中国也未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参见洪大用、卢春天: 公众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 基于中国CGSS2003的数据应用 ,载社会学研究 , 2011 ( 6) 。此外, 2013年CGSS调查问卷中没有直接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以本文并未考虑其对环保行为的影响。虽然我们使用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资料,但样本中包括全部城乡居民。一是因为随着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我国工业污染源在相对集中于城市的基础上加速向广大农村扩散、转移。如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的,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另外,只包括城市样本的模型结果结论不变。表1) 。首先,我们对这10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两个不同的环境
18、行为组成部分:第一部分( 1 4项和第6项)显示在同一个维度,根据之前研究和选项内容,我们将其定义为私人环保行为因子,包括垃圾分类投放和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等;第二部分(第5项和7 10项)在另一维度上,我们将之定义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因子,包括从为环境保护捐款到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等。此测量与之前的研究 41一致。我们考察了这两个因子测量的信度,发现其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 669和0. 748,所以可以对这些选项进行累加分析。参考哈德勒和哈勒 42的研究,我们对环保行为测量分类进行了指数化处理。 表1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统计单位: %环保活动或行为从不偶尔经常垃圾分类投放55. 9
19、31. 8 12. 3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51. 1 41. 0 7. 9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24. 1 35. 5 40. 4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18. 7 31. 0 50. 2为环境保护捐款83. 1 15. 1 1. 8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50. 0 36. 9 13. 1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77. 8 18. 3 3. 9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84. 0 13. 7 2. 4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85. 5 10. 8 3. 8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91. 3 7. 4 1. 42.自变
20、量( 1)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前面的讨论表明了财富对个人环境行为的重要性,为了评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2013年各县级辖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环境质量。本文选取了三个宏观层面的环境污染指标变量,用以表现不同地区居民所面临的客观性环境压力。它们分别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反映了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状况,数值越高意味着环境质量越差。( 2)微观层面本文采用的基本模型包括个人的收入、教育、对环境污染的感知、环境知识、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城乡地域和中共党员。自变量中,收入的数据来源于问卷中关于2012年个人总收入的问题,因
21、其存在严重右偏,我们在建模时,将收入从低到高分成五分位组。教育采用线性测量方法,测量其接受学校教育的总年数。环境知识采用一系列对环境问题认知的指标 ,如果受访者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然后将每个指标的分值累加,从而获得环境知识的分值( 0 10) ,高分值意味着受访者具有更高的环境知识水平。其克隆巴赫系数为0. 821,表明环境知识是一个可靠指标。个人层面的环境污染变量采用受访者对当地环境污染程度的感知测量。根据受访者对所在地区空气、水、噪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食品污染等6种污染感知的严重程度赋值,参考之前因变量的指数化处理方法进行处理,结果为0 100的环境污染感知指数。其克隆巴赫
22、系数为0. 847,表明环境污染感知指数是一个可靠指标。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龄、性别、调查时居住地、就业状态和政党归属等变量。28以私人环保行为指数为例:首先,将每一项值累加并且除以5,得到均值X,然后进行百分化处理( X- 1) ( 100/ 2) ,最后得到0 100的私人环保行为指数。 0代表最低程度的私人环保行为,而100代表最高程度的行为。公共环保行为也进行同样处理。这些题目包括: ( 1)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 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 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 ( 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 ( 5)酸雨的产生与烧煤
23、没有关系; ( 6)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 ( 7)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 ( 8)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 9)水体污染报告中, ( 5)类水质意味着要比 ( 1)类水质好; ( 10)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三)模型与分析策略考虑到CGSS调查多阶段抽样设计导致的数据嵌套结构,同时更是为了探讨区县宏观经济特征和环境状况对个体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分别对公众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进行建模。以私人环保行为为例,步骤如下:首先,我们估计不包括任何
24、解释变量的零模型,将环保行为的差异来源分解为区县内部和区县之间的方差,在考察其组内相关系数显著不为0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个人层面的解释变量。随后,我们分批纳入区县层面的宏观社会经济变量与环境变量: GDP模型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区县人均GDP指标。由于3个宏观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在GDP模型基础上分别加入一个环境污染指标,单独考察区县层面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私人环保行为的影响。最后,为了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两者如何交织作用对公众环保行为产生影响,我们进一步加入两者的交互项,形成最终的交互模型。为了防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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