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城镇功能的再认识——基于苏州的观察-侯爱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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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小城镇功能的再认识基于苏州的观察I侯爱敏文章编号:10096000(2016)04一0111一05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Bdoi:10 3969jissn 100960002016 04 019基金项目:江苏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BR201402)作者简介:侯爱敏博士,副教授苏州科技学院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研究院。新时期小城镇功能的再认识ReObserv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SmaI|TOwns in NewHistoricaI Period:A Case Study of Suzhou侯爱敏HOU Aimin搐要:小城镇的功能因区域发展
2、阶段、发展模式、发展条件而变化,因而相应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须能因应而创新。苏州案例的解剖,从微观角度揭示出新时期苏州小城镇理应承担的十大功能。其中虽有部分是小城镇传统功能的延续,但更多是新的历史阶段赋予小城镇的新使命、新责任。然而由于当前小城镇所执行的政策与制度,主要源自人们对前一个发展阶段中小城镇发展规律和问题的判断,客观上导致了当前小城镇城乡“夹心层”和“政策洼地”的处境,使小城镇难以畦任新时期新的历史使命。因此,改革那些源自前一个发展阶段小城镇功能定位基础上的战略和制度设计,满足新时期小城镇功能与潜力发挥的需求,势在必行。关键词:小城镇;功能:苏州Abstr丑ct: The funct
3、ions of small towns Vary with r号gional deVcl印mct phasc,mode and condi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洲盯d smalI towns should thercfbre chan弘accordingIyHoweverignorance ofthc ch蛆ging fIlnctions af small towns in thc眦w hi蛐Dri髓l pcriod h船cd thc、orrying si伽i叩inwhidI policies and stratc窖ies ste蚴ed ftDm the f
4、bnner devdopmcnt phase h嬲been exerted to small townsinvariably Bascd on long tc珊and thorough invcstigation in Suzhou,we summafized ten of thc mostimpor啪t fu眦tis of锄an tow砧under ch蛐百ng back窖To蚰d,somc ofwhich acor他spondingsponscto the new sitqationTo successfully complcte those血眦ti饥s,it is ofgre砒impon
5、粕ce to rcnovgtc mc top-levcI dcsign ofstracegies卸d policics Iowa州smaJl tows on account ofthc new sit眦ti1“y word-:sman tOwn;functi:Suzh叫1小城镇的功能因时因地而变有关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始终有大城市发展论、中等城市发展论、小城镇发展论之争,单从某些区域、某些领域、某个角度、某个时期来看,每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不难找出每一种模式的缺憾,并可在国外找到相应的佐证。譬如德国,紧凑的中小城市发展模式在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大城市病泛滥及土地的低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6、,但也造成了全国投资分散、投资效益不高、产业布局不集中等问题u1;而在日本“遗失的十年”中,生产和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被认为是经济增速减缓的重要原因口。因此,在中万方数据城镇化I uR队N1wIoN国这样一个从规模、多样化程度、不平衡程度上看更像是一个“大洲”的国家。一个要同时面对城镇化不同阶段不同问题的国家圆,脱离了区域背景和发展阶段。仅以经济或社会某单一领域的得失来判断,往往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对于小城镇功能的认识也是这样: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小城镇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苏南这一特殊区域的长期观察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小城镇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20世纪9
7、0年代以来人们对小城镇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批评,也是基于当时宏观和微观环境变化后小城镇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总结,而这种认识也导致了实践中小城镇功能定位的模糊、资源配置的不足与政策、战略的错位。即便在费老的家乡苏州地区,大量的小城镇在创造了苏南模式的辉煌之后,在先后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改革以及中心城市的迅速扩张中,因功能认识不清、地位模糊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沦为了事实上的“夹心层”。从苏州目前发展形势来看,小城镇当前模糊甚至被忽视的功能、城乡“夹心层”和“政策洼地”的处境,皆源于对前一个发展阶段中小城镇功能与问题的认识,已无法应对城乡社会经济新阶段、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对小城镇发展的新需
8、求。因此,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顺应时代潮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制度供应,对苏州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从全国层面看,苏州案例的分析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小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条件下对小城镇开展差异化的战略与政策设计的必要性。2新形势下苏州小城镇的功能愈益提升、扩展苏州小城镇在20世纪8090年代”2的蓬勃发展,成就了苏南模式的辉煌,对集聚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致富农民、繁荣农村集体经济,起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作用,引领了苏州改革开放前20年的城镇化发展。之后,随着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在外向型经济
9、动力诱发和差异化政策设计的指引下,小城镇产生了分化,除了5个县级市城关镇和吴江震泽、张家港塘桥、昆山陆家等一批产业基础雄厚、区位条件好、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之外,多数小城镇发展速度放缓,发展动力减弱。进人21世纪以后,尤其是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方面农村地区在先后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改革中成为资源配置和政策供应的重点,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另方面中心城市在强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和产业高端化与服务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唯有小城镇始终是“政策的洼地”和资源配置的“盲点”,发展方向迷失,发展路径不明。尽管如此,苏州的小城镇依然是苏州经济社会的重要载体,集聚了全市约30茗的就业人口,创造了
10、30茗的GDP和25的税源,吸纳了300余万外来人口。随着苏州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战略进人新的阶段,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亦进人攻坚阶段,这种形势伴随着全球性的新产业革命浪潮与区域一体化、城市区域化等等趋势的推进,扁平化、网络型都市区格局逐渐形成,中心城市功能趋向在更广域空间的平铺化,对小城镇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小城镇在苏州不同领域发展中的新功能已逐渐显现,迫切需要新的战略和制度设计来应对。21小城镇是逆城市化阶段提升城镇化质量效益的最佳着力点截至2011年末,苏州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达7131,其中市区达到8181鬈,已跨人“逆城市化”阶段。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
11、速增加和交通的改善,因向往农村地区的开敞空间、新鲜空气、安静环境而渴望离开城市,回流到附近农村地区的苏州城市居民越来越多,“逆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所谓逆城市化,实质上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均衡布局以期提高生活质量刚。逆城市化的推进,对疏解中心城市压力、提高中心城市品质品位、降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降低城市集中度、避免或降低规模不经济现象的必然选择嘲。如果合理引导,逆城市化的推进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然而,逆城市化若不加以引导,则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郊区蔓延等不良后果。因此,将这批在逆城市化进程中流向
12、乡村地区的“中产以上、比较富裕的阶层”引导向何方,是苏州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苏州的逆城市化面对的是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苏州本是人多地少、能源匮乏之地,长期高速工业化又使生态环境承受了极大压力。根据苏州市委农办资料,330万亩耕地由105万农户分散经营,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与效益提升难以实现;紧缺的土地资源大量沉淀、分散切割于每户27884m2的农村宅基地上(且很大比例被长期闲置),无法释放应有的红利;零星分散的乡村居民点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益低下,还让改善环境的努力举步维艰。这种形势决定了苏州能够腾挪的空间有限:方面,打破二元制度造成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土地、资金
13、等资源僵化滞留、零碎分割、低效配置困局,推动农民向城镇集聚,是苏州必须直面的改革重任:另方面,对于逆城市化扩散出来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不允许在广大农村腹地提供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满足其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只能通过小城镇的建设提升来吸引其入住,引导人口的流向。而在逆城市化阶万方数据段大力支持新城镇、卫星镇的建设,已被英、德、法等发达国家证明是缓解中心城市压力、促进区域均衡和城乡均衡的成功经验刚。由此可见,小城镇必须承担起疏解逆城市化压力的缓冲器之职。22小城镇是农民市民化的主战场221小城镇是本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场所推进农民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市民化叉是需要庞大成本
14、、并需要克服诸多矛盾的艰难过程。在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可能是一个延续上百年、涉及几代人的以自发为主的漫长过程,诸多矛盾可以随时间而化解。在苏州,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尤其是在城乡一体化改革推进的3年多时间中,苏州经历了发达国家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市民化历程,多个发展阶段重叠在一起,使原本可以由时间来消化的矛盾叠加起来,市民化的戍本在短时间内集中产生,矛盾需要在短时间内尽快克服。因此,寻找成本最小、矛盾最少的市民化载体便是紧迫任务。比较而言:在中心城市展开市民化的农民,要同时经历物理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多个进程,并且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成本高、矛盾多:在农村地区就地市民化的农民,不必
15、经过痛苦的物理适应和社会适应过程,市民化的进程平缓且可逆,但由于农村地区容纳能力有限,且容易对乡土地域文明的传承造成打击而不可能成为主流:向各级小城镇集聚的农民,由于位居城乡之间,拥有了更多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可以依托,且与乡村原本的生活落差相对小些,市民化的进程虽不可逆但却相对平缓,因此成本相对较小、矛盾相对较少。如此,小城镇必然是本地农民市民化的绝佳载体。拥有数量众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完善的小城镇,是苏州的优势,也是苏州赖以平稳、快速完成市民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在实践中,通过“三集中”、“三置换”而离开村落的苏州农民新时期小城镇功能的再认识基于苏州的观察I侯爱敏绝大多数聚居于小城镇上的大规
16、模农民安置区,要让这数百万在居住就业、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等层面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半城市化”居民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必须进一步完善小城镇的功能以适应农民市民化的需求。222小城镇是外来人口固化的理想场所根据“五普”数据,截至2010年末,苏州拥有408万外来人口,占苏州总人口的39茗,其中约246万人(约占603引分布于城关镇及各类乡镇。长期以来,外来人口在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拉动投资、繁荣市场、促进房东经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放眼未来,外来人口的固化对苏州至关紧要:(1)从市场规模扩展来看,如若数百万外来人口在苏州没有定居的希望,他们只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尽量压低本地消费不买房、不买车,而
17、是把钱寄回原居住地。这样苏州相当大的一部分内需市场就流失掉了(苏州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能达到居民存款余额的186鬈,而外来人口较少的成都市,同一指标可以达到478鬈)。在供给不足的经济周期里,也许这部分消费的损失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消费不足的经济周期里,市场规模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人部争取别人到本地消费的竞争中,苏州本地大量的市场却长期流失,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城市所无法忍受的。(2)外来人口固化可以使苏州生产成本的上涨不至于过快,为经济转型升级争取宝贵的时间。(3)这些没有永久身份、流动性极大、风险抵御能力低的外来人口。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子,因此外来人口固化是建设和谐社
18、会的需要。(4)固化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人口,对缓解苏州高龄少子化困境意义重大。那么,外来人口固化的理想场所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小城镇。理由有三:(1)中心城区承担着吸引高端产业要素、提升城市品质品位、引领城市未来发展的重任,没有空间提供众多的公共产品。即便勉强容纳了外来人口,也因为城市发展中的“贵族化”倾向u1对低成本居住、就业、出行的限制众多而提高了生活成本进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2)乡村村落容纳空间有限,还要承担地域文化传承等重任,不能兼容过多异质文化人群;(3)小城镇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能够为外来人口提供相对低成本的住房及其他生活设施,降低了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19、起到缓冲作用,同时,小城镇叉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区,能够提供众多就业岗位。当然,要担起这一重任,小城镇不只是要提供劳动岗位,更要提供居民生活的所有条件,包括住房、学校、医疗机构和社会保障等,这就对小城镇公共服务功能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3小城镇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组织中心和服务中心乡镇自古就是农村地区的组织中心和服务中心。尽管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农民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可能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紧密,使乡镇的部分功能出现弱化,但中心城市依然无法直接对接成千上万异质性强、组织性弱、资源分散、以血缘宗亲为联系纽带的农户,必须通过小城镇这个不可或缺的组织中心和服务中心作为中介。这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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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 小城镇 功能 再认识 基于 苏州 观察 侯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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