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蒋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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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总第190期产业经济79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 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蒋 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 430073)摘 要:利用2000 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 (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
2、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 (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就业文章编号:2095 -5960(2017)05 -0079 -11;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与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就业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
3、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过分偏向易拉动GDP的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通过牺牲环境质量降低辖区内企业的环境成本以及吸引辖区外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形成所谓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现象。由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代价之一便是环境的急剧恶化。日益恶化的环境引发了社会公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也在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200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并强调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释放了环境保护
4、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的信号。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大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的“五位一体”中,就业增长是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环境保护与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环境规制除了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影响经济增长外,涉及的就业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纵观既有的研究文献,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受到的关注少之又少。那么加强环境规制会对我国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加强环境规制和促进就业这两项目标究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5、”,还是“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收稿日期:2017 -04 -10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B2016477)。作者简介:蒋 勇(1981 ),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环境财政。万方数据80 产业经济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总第190期从当前的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对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起初,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规制难免会对就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会因此缩减生产规模,导致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Greenstone,2001)。1随着研
6、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的同时也会创造就业机会(Schneider,1997;Morgenstern etal. ,1999)。23Bezdek et al. (2008)对美国环保行业的规模和与环保产业相关的就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增加环境保护行业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4这是因为环境资源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环境规制的实施会提高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迫使企业转向利用劳动力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来替代环境资源,从而有利于就业的增加。然而,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负向关系,环境规制对受规制行业的就业到底会产
7、生什么样的影响,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Rolf et al. (1997)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包括一个不确定的替代效应和一个负的规模效应,总的就业效应不确定。5实际上,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行业间的就业分布变化,而不是整个经济范围内的就业水平(Walker,2011)6,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很大差异。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环境规制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是否与发达国家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国内对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陈媛媛(2011)采用2001 2007年中国2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环境管制的交叉价格弹性为正
8、,也就是说劳动与污染品是总的替代品,环境管制加强会促进就业上升;污染排放强度也确实会提高交叉价格弹性,这意味着污染密集型的重化工行业,环境管制加强所引致的就业创造相对较大。7但该研究没有从行业的角度对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分析。王勇、施美程等(2013)在Morgenstern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3 2010年38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生产效应和需求效应两个角度对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就业存在着U形关系,即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某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对工业行业就业产生促进作用;随着工业行业劳动力成本份额的上升,环境规制对就业的
9、影响会减弱。8李梦洁等(2014)的研究也验证了王勇、施美程(2013)的结论,同样得出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的结论,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另外,李梦洁等还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9陈超等(2014),李珊珊(2015)也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1011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有研究也至少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研究视角的局限。即有的研究普遍将各个地区视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忽视了各地区间环境规制
10、竞争这一重要的特征事实,进而没能考虑到互为竞争对手的对方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与制约。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即有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非空间计量模型与方法,忽视了空间事物具有的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因而存在着模型设定偏差,研究结论不够严谨与科学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这一视角,利用我国2000 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识别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探索不同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下的地区就业效应,以期得到更具有解释力的研究结果。二、研究方法设计(一)理论模型本文借鉴Bhringer(2012)的方法,将环境规制视
11、为一种环境投入,并将其纳入生产函数框架中。12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地区i(i =1,2,. . . . . . N)在第t期(t =1,2. . . . . . T)的产量水平Yit由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生产投入要素和非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非生产投入要素来决定,其中技术水平、资本与劳动为生产投入要素,而环境投入为非生产投入要素。令Ait为地区i在第t期的技术水平;KDit为万方数据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总第190期产业经济81 地区i在第t期的内资资本存量;KFit为地区i在第t期的外资资本,即FDI存量;Lit为地区i在第t期的劳动投入量;ENit为地区i在第t期的环境投
12、入,即环境规制强度。因此,地区i在第t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如下:Yit = f(Ait,KDit,KFit,Lit,ENit) = Ait1KDit2KFit3Lit4ENit5 (1)其中, 1,2,3,4,5均为大于0,小于1的参数。劳动边际产出MPLit = YitLit= 4Ait1KDit2KFit3Lit4 -1ENit5 (2)假设地区i在第t期的社会平均名义工资水平为Wit,物价水平为Pit,则有:WitPit = MPLit = 4Ait1KDit2KFit3Lit4 -1ENit5 (3)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ln WitPit = ln4 + 1lnAit + 2
13、lnKDit + 3lnKFit + (4 -1)lnLit + 5lnENit (4)上述等式变形,得:lnLit = ln41 - 4+ 11 - 4lnAit + 21 - 4lnKDit + 31 - 4lnKFit - 11 - 4ln WitPit +51 - 4lnENit (5)令0 = ln41 - 4,1 = 11 - 4,2 = 21 - 4,3 = 31 - 4,4 = - 11 - 4, = 51 - 4,则有:lnLit = 0 + 1lnAit + 2lnKDit + 3lnKFit + 4ln WitPit+ lnENit (6)由于1,2,3,4,5均为大于0
14、,小于1的参数,因此可以判断模型(6)中各变量的参数符号,其中1,2,3,取值大于0,而4取值小于0。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观点,FDI的进入可能带来东道国环境恶化,东道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将影响FDI进入的数量及结构,进而影响就业水平。因此,本文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此外,考虑到各地区就业规模或水平与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变迁等息息相关,因此,在模型(6)的基础上再加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GDP)、产业结构(IS)等控制变量,得到本文最终的基本计量模型(7)。lnLit = 0 + lnENit + 1lnAit + 2lnKDit + 3lnKFit + 4
15、lnKFit lnENit + 5ln WitPit+ 6lnGDPit+ 7ISit + i + t + it (7)(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说明被解释变量是我国各地区就业规模或水平(L),用各地区就业总人数来衡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EN)。目前尚没有权威的直接测量环境规制的指标,傅京燕(2009)使用地区污染投诉率、失业率、人口密度等指标代表环境规制;13陈媛媛(2011)采用环保相关的行政处罚案件和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来表示环境规制;7原毅军(2013)等众多学者普遍采用污染治理投资来代表环境规制强度。14受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借鉴学术界的普遍做法,采用环境污
16、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其他解释变量包括:(1)技术水平(A)。使用各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表示。 (2)内资资本存量(KD)。首先借鉴张军(2004)的方法测算各地区资本存量,然后用测算出的资本存量减去已推算出的外资资本存量从而计算得出内资资本存量水平。 (3)外资资本FDI存量(KF)。已有的文献普遍采用各地区FDI流量指标来代表外资资本投入水平,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使用FDI存量指标更能准确表达FDI对就业的影响,这是因为除了当前的FDI流量对就业有影响外,既有的FDI存量水平也在很大万方数据82 产业经济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总第190期程度上影响就业水平,并
17、且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现有的统计资料仅仅公布了FDI流量数据,并没有公布FDI存量水平,在此我们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由于改革开放之前与开放初期FDI流量金额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利用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以1978年为起点估算历年各省外资资本存量,并利用价格指数折算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存量数据,外资资本折旧率参考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等的做法,设置为6%。15(4)工资水平(W/ P)。工资水平是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水平。 (5)地区经济增长水平(GDP)。用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后的各地区实际GDP表示。 (6)产业结构(IS)。用各地区历年第三产业产值占
18、GDP比重表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本文选取2000 2014年中国30个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其中,由于西藏数据严重缺失,没有包括在内。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此外,为了减少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除取值为比率外的各变量全部进行对数处理。表1是对相关变量的具体描述性说明:表1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变量名lnL lnEN lnA lnKD lnKF lnW/ P lnGDP IS平均值7.530 11.243 8.444 9.330 6.476 9.918 8.568 39.807
19、最大值8.796 13.794 12.506 11.597 9.493 11.248 10.814 77.950最小值5.619 6.929 4.248 6.586 2.492 8.842 5.575 28.600标准差0.826 1.078 1.592 1.006 1.626 0.524 1.021 7.589观察数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三)空间相关性检验与计量模型设定首先,计量模型的设定需要考虑是采用非空间面板模型或者空间面板模型,这需要通过构造合适的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Moran指数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大量的空间计量实证研究通常采用0 1
20、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或经济权重矩阵。但是0 1空间权重矩阵认为只有彼此相邻的区域才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不相邻的区域不存在相关性,这明显不符合事实。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或经济权重矩阵承认了不相邻地区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但是它们将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度同等看待也不完全吻合实际。事实上,考虑到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对称,如相对发达的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空间辐射与影响作用更大,因此我们借鉴李婧等(2010)的做法,建立经济距离嵌套矩阵16,具体形式如下:W = Wd diag -Y1 / -Y,-Y2 / -Y, ,-Yn / -Y( )式中, Wd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Yi为考察
21、期内地区i的GDP的均值, -Y为考察期内所有地区GDP的均值。通过构建的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可以发现,如果一个地区经济相对更发达,其对周边相对落后地区的空间影响强度也相应更大,因此这种权重矩阵更符合实际。在建立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基础上,根据Moran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测算了2000 2014年中国省际就业水平的空间Moran指数值,如表2所示。表2 2000 2014年省际就业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指数及检验年份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Moran指数值0.167 0.165 0.164 0.164 0.160 0.157 0.157 0.156年
22、份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平均Moran指数值0.155 0.154 0.152 0.153 0.152 0.146 0.155 0.157注: 、分别表示空间自相关检验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水平。表2结果显示,2000 2014年间中国省际就业水平的Moran指数值在所有年份均显著为正且变动幅度较小,表明历年省际就业水平存在较为稳定的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即我国历年省际就业水平并不是万方数据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总第190期产业经济83 呈现完全的随机分布,而是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依赖性)。进一步绘制考察期内2000年和2014年省
23、际就业水平的Moran散点图(图1),通过对两幅Moran散点图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约三分之二以上省份的观测值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具有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表现出“物以类聚”的类似特征值集聚态势,并且这种集聚态势从时间上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图1 省际就业水平的Moran散点图在通过测算Moran指数及描绘其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量省际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之后,本文需要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而非普通面板计量模型进行省际就业效应的实证检验,以期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解释结果。常见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包括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空间面板误差模型以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由于事实上因变量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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