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周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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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35卷第4期2017年4月科学学研究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V0135 NO4Apr2017文章编号：10032053(2017)04048110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周 全，汤书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安徽合肥230026)摘 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使用回归分析研究了媒介使用和信息认知能力对于公众环境科学知识获取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介使用能够同时提升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信息认知能力在媒介使用与客观主观环境知识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具体的媒介效果分析显示

2、，传统媒介使用对于客观主观环境知识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使用只与客观环境知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传统媒介中，报纸使用与客观主观环境知识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杂志使用仅与客观环境知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广播与电视使用仅与主观环境知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新媒介中，互联网使用能够同时对客观主观环境知识产生积极影响，手机使用与环境知识问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文章还讨论了研究发现在政策层面的意义。关键词：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环境科学知识；科学传播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现有研究表明，我国公众拥有的环境科学知识(environmental science knowledge)(以下简称“环境知

3、识”)非常有限H。，而且，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在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还存在显著的不平衡”儿“。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公众对于提升自身环境知识水平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2015年进行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显示，有高达833的公众希望更多地了解环境污染与治理方面的科学知识1。目前我国公众较低的环境知识水平和迫切的环境知识需求共同说明了开展环境知识传播与普及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是普通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重要来源1，为了有效地向公众开展环境知识传播，就必须对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在环境知识传播中的媒介效果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选取高传播效能的传播媒介开展有针对

4、性的环境知识传播活动。虽然现有研究表明传播媒介是公众了解环境知识的重要渠道。9 o，但尚没有学者就媒介使用对于环境知识获取的实际影响力进行量化分析。从个体层面而言，经由传播媒介的知识获取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学习(selflearning)的过程，其效果受到个体信息认知能力(information cognitive ability)的制约。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和公众的环境知识获取之问的关系，并对研究发现在政策层面的意义进行讨论。1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11环境知识的概念、作用与测度狭义的环境知识是指个体所具有的辨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标志、

5、概念和行为模式的能力，广义的环境知识则是指个体对于环境问题现状以及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了解程度。1“。在更高一级层面，环境知识与环境敏感度(environmentalsensitivity)和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等一起共同构成了公民的环境素养指标(environmental literacy)，其中，环境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环境素养的最核心的二级维度。1“。作为科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知识在个体有关环境问题的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环境知识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提供了理性的收稿日期：20160506；修回日期：20170117基金项目：中国科

6、学院规划战略重点研究项目(GHll046)作者简介：周 全(1985一)，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E-mail：zqymailUStCeducn。汤书昆(1960一)，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与科技政策。万方数据科学学研究 第35卷判断依据“。环境知识水平的提高助于公众更为准确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出判断“。研究表明，专业人士(专家)和普通公众对于环境风险判断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其环境知识水平的差距所造成的。1，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过高感知往往会导致过度的应对行为。例如，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环境群体事件是由于公众对于工业项目(例如PX化工

7、)环境风险的过度担心所引发的。提升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促使其理性看待环境风险，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众能够在面对环境问题时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一。其次，环境知识是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环境污染与破坏，公众会寻求通过自身开展实际行动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做出贡献，其中，环境知识水平被发现是个体主动开展环保行动的有力预测变量。最后，环境知识水平对于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环境知识水平的提升会唤醒公众的环境关注9。2，从而有助于公众形成积极的环境参与(environmen-tal partieipation)价值观，促使公众关注环境治理工作并寻求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心1j心2I，而

8、且，环境知识还能够为公众对环境治理工作的绩效进行评估提供判断依据旧32。对于环境知识相关研究而言，准确的测度个体的环境知识水平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使用两种方法来测度个体的环境知识水平，分别是客观环境知识(o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和主观环境知识(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2“。客观环境知识(实际知识)是指个体对于和环境问题相关的产品、议题或者对象的实际了解程度。主观环境知识(又称感知环境知识)是指个体自我感知的对于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2“。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客观环境知识测度量表大多数是基

9、于Maloney和Ward。2最早提出的量表开发的，一些学者主要关注被访者是否准确知晓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旧，另一些学者则会综合考察被访者对于环境问题的成因、过程和影响的了解程度。2。就主观环境知识的测度而言，请被访者直接就自我感知是否了解某方面的环境知识进行判断是主流的测度方式4儿”。12传播媒介、信息认知能力与科学知识获取公众的科学知识获取主要经由三个途径：学校教育、人际传播和传播媒介。其中，学校教育在学生毕业后即终止，因此无法长效地提升个体的科学知识水平。人际传播则受限于个体的社交网络，往往会导致个体获取科学知识的信息源和信息内容都过于单一。传播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优势在于其能够突破上述两种

10、传播方式的局限性：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平台，传播媒介能够以科学纪录片、新闻消息、科学报告、甚至互动游戏的形式将最新的科学发现与科研成果向全体社会公众大范围传播3。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例如报纸、广播等)通常被认为是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平台。大多数研究表明，传统媒介使用对于个体的一般性科学知识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例如，Nisbet等人的研究发现，观看电视和阅读杂志与个体的一般性科学知识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3“，Miller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观看科学教育类电视节目6周之后，观众仍能够回忆起大量的科学信息。3“。此外，相关学者还进一步分析了传统媒介使用与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11、，在包括纳米科技、生物技术”刊和气候变化旧8。在内的科学领域，传统媒介使用与科学知识水平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兴起，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得到了扩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科技信息获取媒介的美国公众从2001年的95上升到了2014年466，互联网在2010年以后便成为了美国公众最重要的科技信息来源。就国内而言，2015年开展的第九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显示，534的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这一比例较2010年(266)上升了超过一倍。一系列数据表明，新媒介平台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媒介，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

12、息的主要来源。现有的经验研究也初步肯定了新媒介的科学传播效果。例如，Dudo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教育程度等变量情况下，互联网使用时长与个体科学知识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H。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使用要求用户具备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和一定的计算机技能，曾有学者担心新媒介会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间科学知识差距(知识沟)的进一步扩大，然而，纵向追踪研究的结果显示，新媒介使用能够有效地帮助低教育程度群体提升其科学知识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科学知识差距(知识沟)“。当然，新媒介平台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万方数据第4期 周 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在

13、科学传播中重要性的降低。实际上，相较于大量的有关传统媒介与科学传播关系的研究，目前仅有比较有限的经验研究探讨了新媒介使用在公众获取与理解科学知识中的作用“，新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力仍需要进一步经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M 3|。而且，调查数据表明，传统媒介目前仍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来源4“。基于以上对于媒介使用与科学知识获取的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假设，具体到环境知识领域，媒介使用同样能够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假设Hl：媒介使用与个体的环境知识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正如前文所言，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对新媒介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进行检验，而且，我们希望了解具体类型的

14、媒介使用的环境知识传播效果，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研究问题Q1：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在环境知识传播中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二者的影响力是否存在显著的差距?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具体类型的媒介使用与环境知识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通过传播媒介获取科学知识实质上是一个主动学习与知识更新的过程。这一知识获取过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信息内容选择：公众从媒介平台甄别并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内容；第二阶段，信息价值评估及整合：公众在信息内容消费(例如阅读新闻消息、观看电视节目)的基础上将媒介信息内容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H“。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本身所具备的信息认知能力发挥着

15、关键性作用：现代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内容远远超过了个人日常所能处理的信息总量的上限，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合理的发现、鉴别并选取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是公众借助传播媒介主动获取知识的基础。特别是在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兴起之后，信息内容“把关人”的缺失使得虚假新闻和不实信息大量传播，这要求公众能够基于自身所具备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进行判断，以确保自身所获取的信息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H“。在公众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中，包括信息获取和信息评价在内的信息认知能力是评价个体媒介信息获取能力的核心指标“。基于以上对于信息认知能力和个体知识获取的关系的分析，我们

16、提出以下假设：研究假设H2：信息认知能力对于媒介使用和环境知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此外，现有的有关媒介使用与科学知识关系的研究往往只测度主观或者客观科学知识中的一种。然而，研究表明，个体通常会对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做出比实际更为乐观的估计。具体到环境知识上，媒介使用是否会对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造成不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会同时针对客观主观环境知识开展研究。2研究方法21数据来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于2013年开展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项目。CGSS2013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点覆盖中国大

17、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单位。该抽样方案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个城市以及随机抽选出的100个县级单位作为基本抽样单位(basic sampling unit)。从五个大城市随机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县级单位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村委会，共得到480个二级抽样单元(seeondary sampling unit)，每个二级抽样单元随机抽取25个家庭户，在每个家庭户中，采用Kish表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设计样本量为五大城市共2000，100个县级单位共10000，总计12000，实际完成的有效样本量为11438。22变量选择与描述(1)研究变量客观环境知识水平。问卷中使用一个包含10个题目

18、的量表对受访者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进行评估，具体包括：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质意味着要比I(1)类水质好；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其中1、3、5、7、9项是错误的表述，2、4、6、8、10项是正确的表述。被访者被要求根据自己的理万方数据科学学研究 第35卷解对上述表述做出判断

19、，选择该表述是正确、错误或者不知道，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编码，1=实际判断正确，0=实际判断错误或者不知道。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826)，可以看作单一维度的量表进行累加，因此我们将各项值进行加总，得到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变量，取值范围是0到10，为连续变量。主观环境知识水平。问卷中使用一个包含12个题目的量表对受访者的主观环境知识感知进行评估，具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绿地不足；森林植被破坏；耕地质量退化；淡水资源短缺；食品污染；荒漠化；野生动植物减少。被访者被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就自己对以上环境问题

20、的了解程度作出判断。1=知道；0=不知道叫。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919)，可以看做单一维度的量表进行累加，因此我们将各项值进行加总，得到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变量，取值范围是0到12，为连续变量。(2)解释变量媒介使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new media)”兴起之后，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massmedia)”通常被称为“传统媒介(traditionalmedia)”。在本文中我们将遵循这一媒介划分标准。媒介使用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备选项包括报

21、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共计6项。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我们将所有6类媒介使用频率的加总均值作为总的媒介使用变量，取值范围是1到5；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4类媒介使用频率的加总均值作为传统媒介使用变量，取值范围是1到5；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2类媒介使用频率的加总均值作为新媒介使用变量，取值范围是1到5。信息认知能力。作为最基本的信息载体，语言对于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H 8|，提升语言能力被认为是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途径之一。4。个体语言能力是公众理解媒介信息的基础，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语言能力作为

22、衡量个体信息认知能力的指标。问卷中分别针对被访者听说普通话的能力和听说英语的能力进行了测度，1=完全听不懂；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我们将所有4类语言能力的加总均值作为总的信息认知能力变量(Cronbachs alpha=0782)，取值范围是1到5。(3)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1=男性，0=女性，女性为对照组。年龄：使用2013减去出生年份计算得出。教育年限：0=没有受过任何教育，6=小学或私塾，9=初中，12=高中及中专，15=大专，16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个人年收入：单位为千元。主观社会阶层：对应的问题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

23、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1=最底层，10=最顶层，取值范围是1到10。居住地：1=城镇，0=农村，农村为对照组。地区划分：根据我国三大经济带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文根据需要对地区划分进行了重新编码，1=东部地区，0=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为对照组。3研究结果表1是环境知识与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的多

24、元回归模型。模型1到3是客观环境知识的回归模型，模型4到6是主观环境知识的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乘积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模型都通过了F检验(P0001)。选项中还包括：一3=拒绝回答；一2=不知道；一1=不适用，选择这些选项的样本量不到总样本量的1，被编码为缺失值，下同。以往的研究中一般会按东、中、西部三部分的划分研究地区间差异，在本文中，通过回归分析，研究者发现中西部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为了简化模型与分析，故将中西部编为一个分组作为对照组。万方数据第4期 周 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 。485注：括号

25、内为非标准回归系数的标准误；+P05，一P01，P001。模型2和模型5分别对媒介使用对于客观和主观环境知识获取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媒介使用对客观环境知识(B=0677，P0001)和主观环境知识(B=0694，P0001)的回归系数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这表明，媒介使用对于提升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传播媒介是有效的环境知识传播与普及渠道，研究假设H1成立。模型3和模型6进一步分析了信息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媒介使用和信息认知能力的乘积项对客观环境知识(B=一0153，P0001)和主观环境知识(B=一0477，P000

26、1)的回归系数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信息认知能力对于媒介使用和客观主观环境知识间的关系均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更为准确地分析信息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我们分别在高信息认知能力和低信息认知能力状态下绘制了媒介使用与客观主观环境知识的关系图。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媒介使用频率一定的情况下，信息认知能力地提高显著的提升了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在高信息认知能力和低信息认知能力群体中，媒介使用频率的提高都显著地提高了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而且，媒介使用对于低信息认知能力群体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提升效应要高于高信息认知能力群体(特别是对

27、主观环境知识感知而言)，研究假设H2成立。在表2中，我们分别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和6类具体媒介加入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与环境知识的关系。模型7至10均包含表1中的控制变量，为了节省篇幅，在表2中不再列出。F检验的结果表明这4个模型的回归效应均整体显著(P0001)。万方数据486 科学学研究 第35卷低媒介使用 高媒介使用 低媒介使用 高媒介使用图1 信息认知能力对媒介使用与客观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 图2 信息认知能力对媒介使用与主观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表2环境知识与不同类型媒介使用的回归分析传统媒介使用新媒介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N调整后的R2F值0372(0038)0306(0

28、028)1011203245402420221(0028)0106+(0034)O02(0023)一0015(0025)0277(0023)一0013(0025)10112O33l3864280657(0054)0035(004)1013601752397560232(0041)004(0048)O108(0032)0303(0036)0073+(0033)一0007(0036)101360177168607注：括号内为非标准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回归模型均包含控制变量001。从模型7可以看出，传统媒介使用(B=0372，P0001)和新媒介使用(B=0306，P0001)对客观环境知识水平的回归

29、系数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表3中wald test的结果表明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影响效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模型9表明，传统媒介使用对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回归系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B=0657，P0001)，新媒介使用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传统媒介使用的影响要显著的高于新媒介(t=8663，P0001)(表3)。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被略去；+P05，一POl，P表3新旧媒介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注：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基于wald test得出：P001。通过模型8和模型10，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具体类型的媒介使用与环境知识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阅读报纸对客观环境知识水平(B

30、=0221，P器最挥媾餐州器景挥酶霞婶万方数据第4期 周 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0001)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B=0232，P0001)的回归系数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互联网使用对客观环境知识水平(B=0277，P0001)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B=0073，P005)的回归系数分别在0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阅读杂志(B=0106，P001)对客观环境知识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收听广播(B=0108，P001)和观看电视(B=0303，P0001)对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

31、值。手机使用对客观主观环境知识的归回系数均不显著。4结论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环境知识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媒介使用对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都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个体的信息认知能力在媒介使用和环境知识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信息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同时提高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和主观环境知识感知，而且，对于低信息认知能力群体而言，媒介使用对于个体客观主观环境知识(特别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提升效应要高于高信息认知能力群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与客观主观环境知识问的关系存在差异

32、。具体而言，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均对提升客观环境知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只有传统媒介使用能够显著的提升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就具体的媒介而言，纸质媒介(包括报纸和杂志)和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的提升客观环境知识水平，纸质媒介中的报纸和互联网对于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视听媒介(包括广播和电视)仅能提升主观环境知识感知，却并不能带来客观环境知识水平的提高。这些研究发现在政策层面有着以下两点意义：第一，研究证实了传播媒介使用对于提升公众环境知识水平的正向效应，其中基于具体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分析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环境知识传播与普及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在传统媒介中，相对于仅

33、能提升公众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视听媒介(广播和电视)，能够切实提升公众客观环境知识水平的纸质媒介(报纸和杂志)应该成为大规模环境知识传播与环境议题宣传的首选平台。与传统媒介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被证实能够在环境知识传播中发挥正向效应的意义更为重大。以新媒介平台为载体的环境知识传播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借助全球联网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新媒介平台能够极大的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这意味着在资源投入与传统媒介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新媒介平台开展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环境知识传播活动；其次，新媒介平台能够为公众提供更为多元化的环境科学知识来源，信息源的多样化则有助于提

34、升个体的科学知识水平；最后，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最新互联网应用服务强调“用户创造内容”，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崛起不仅能够为环境知识传播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资源，还能够推动环境知识传播从“科学传播”模式向“公众参与科学”模式转变，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既要看到新媒介在环境知识传播中的巨大潜力，也要正视其与传统媒介间存在的差距。在传统媒介上，包括记者、编辑在内的信息“把关人”会对信息内容的准确性进行鉴定，因此其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一般较高，公众在通过传统媒介接触环境信息时通常是不需鉴别的直接接收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增加个体的环境知识存量，而且还有助于个体

35、获得知识学习过程的满足感，从而显著提高其主观感知的环境知识水平。与传统媒介不同，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平台上，环境信息往往庞杂而无序，并且缺少专业的信息“把关人”为用户甄别信息内容的真伪，个体需要基于自身的信息认知能力对所接触信息的可信度做出判断，并决定是否应当将浏览的环境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环境知识储备，这一过程实际上增加了个体经由新媒介平台获取环境知识的成本。虽然新媒介平台上存在一定数量有失偏颇甚至错误的环境知识信息，但海量的信息资源和高度便捷的信息可获取性帮助其克服了信息可信度方面的局限性，通过新媒介接触，个体的客观环境知识水平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但是，由于用户对新媒介平台的信息可靠性存在

36、疑虑，因此其对于提升个体主观环境知识感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未来的新媒介环境知识传播中，如何将传统媒介的公信力与新媒介的信息资源和信息传播优势相结合，有效地降低公众从新媒介平台万方数据488 科学学研究 第35卷获取环境知识的成本，是提升新媒介环境知识传播效力的关键。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考虑以社会化媒体等高交互性新媒介平台为依托，引入环境知识真伪的用户评价模式，以全体用户的智慧与参与解决新媒介平台的信息可信度难题。第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传播媒介开展环境知识传播是缩小全社会环境知识差距(知识沟)的有效途径。本文的分析发现，传播媒介接触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环境知识水平，而且，低信息认知能

37、力群体经由媒介使用所获得的环境知识增益要大于高信息认知能力群体，这意味着通过长期的传播媒介接触，不同信息认知能力群体间的环境知识水平差距将能够逐步缩小。在现代社会，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资源的不平等是造成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甚至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相关环境知识的缺乏会导致公众对于工业项目、在建工程环境风险的认知偏差，由此所造成的盲目性恐慌是相当一部分环境群体事件的起因“。借助传播媒介开展有针对性的环境知识传播，将有助于消除个体间的环境知识不平等，从而为遏制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使用2013年的截面数据(secti

38、onal data)开展研究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今后能够获取面板数据(panel data)，我们将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媒介使用与环境知识问的关系。此外，限于调查数据的分类方式，本文将所有互联网视为一大类媒介进行分析，考虑到目前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服务的兴起及其对科学知识传播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十分有必要将其独立出来进行单独考量。34567891012参考文献：1He X，Hong T，Liu L，et a1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一 132vironmental knowledge，attitudes and beh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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