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网络组织的关系治理机制——基于自组织的视角-胡国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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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第期双月刊总第 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 O F Z H O N G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E C O N O M I C S A N D L A W B i m o n t h l yS e r i a l 中国本土网络组织的关系治理机制 基于自组织的视角胡国栋 , 罗章保(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摘要:治理机制是网络组织研究的重要范畴,而信任是网络组织的核心治理机制.已有关于网络组织信任机制的研究忽略了信任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差异,从而未能提出针对本土网络组织治理的独特机制.
2、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与运行依赖于以血缘、亲缘、学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中国式关系” ,这种关系是本土网络组织信任产生的中介.依托这种关系独有的自组织特性,本土网络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彰显出强大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基于自组织视角,本文构建了本土网络组织的关系治理机制,并阐释了该机制下的各种运行规范.鉴于关系的利用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等负面效应,从守“诚” 、守“度”与守“和”三方面提出了对关系治理机制合理运用的建议.关键词:网络组织;中国情境;关系治理机制;自组织;平台型企业;企业战略联盟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3、新组织理论和组织治理研究” ( & Z D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话语权、启示录与真理” ( )作者简介:胡国栋( ) ,男,山东成武人,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罗章保( ) ,男,山东莘县人,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一、引言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使得组织间的沟通与协调变得更加频繁,组织间越来越重视在合作中实现共赢.随着平台型企业、企业集群、战略联盟、虚拟企业、技术外包等组织形式的不断涌现,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网络组织.不同于科斯( C o a s e )企业和市场的两分法 ,这
4、种以合作与协调为基础的组织模式是处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 P ) , L a r s s o n把这种网络组织形象地比喻为市场与科层企业的“握手” .随着网络组织的发展,利用何种方式保持网络组织内部的合作更加长久且有序,即如何对网络组织进行有效的治理,成为众多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探讨的焦点. M i l w a r d和P r o v a n认为,治理机制是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 .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是保证网络组织有序运行的具体方式或规则,治理机制完善,就可以有效减少复杂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治理机制缺失,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万方数据分歧就会使合作行为发生扭曲 .根据科斯对企业性质的
5、界定,市场和作为市场替代的科层制企业分别对应价格和权威两种治理机制,但网络组织与市场和科层制企业在规模、组织结构和沟通协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纯粹的价格和权威机制不再适用于对网络组织的治理.根据李维安等人的研究,现有的网络组织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信任、学习、利益分配、协调、声誉、文化、激励等 .另外,林闽钢在信任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引进了竞争机制、合作机制和透明机制 .彭正银将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归结为互动机制和整合机制 .沈运红等认为中小企业网络组织的生态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竞争合作机制、互惠共生机制和集聚分散机制 .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信任一直被看做是网络组织形成的触发因素及核心治理机制,组织间只
6、有形成了信任关系,才会展开合作.其他的治理机制以信任为中心,彼此间共同促进网络组织的有序发展.但是在研究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时,却鲜有学者区分组织间信任产生的社会情境因素,以及中西方网络组织的各种治理机制在具体行为规范上的不同,即忽略了对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情境化问题.那么,中国本土网络组织在治理上是否具有特殊的治理机制呢?这种治理机制的独特运行规范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国是一个“关系”取向的社会 ( P ) ,关系是连接个人同时也是促成组织合作的强力纽带.受传统儒家关系伦理的影响,这种关系突出表现为以血缘、亲缘、地缘、学缘等为纽带的泛家族式关系,关系的广泛嵌入使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
7、性特征,其治理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依托关系的自组织特性,本土网络组织演化为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自治理系统.因此,本文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关系为突破口,试图探寻本土网络组织形成的特殊路径.依据关系的自组织特性,本文构建了本土网络组织的关系治理机制,并阐释了其机制下的运行规范.由于关系的不当利用容易滋生组织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本文提出了对关系治理机制合理利用的相关建议.二、中国情境下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评述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对本土网络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中小企业是我国网络组织发展的重点,通过与国外中小企业网络组织的比较研究,得出我国中小企业网络组织治理中的不足并提出建
8、议 .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出现的新型网络组织 如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的研究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孙国强等人的统计,国内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模式、结构、能力、机制和绩效等方面 ( P ) .虽然国内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较多,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单独的一种网络组织形式,缺乏对本土网络组织整体性特征的把握.而且,这些研究缺乏对本土文化在网络组织形成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使本土网络组织的治理模式逐渐趋同于西方,掩盖了本土企业治理模式真实而独特的运作过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研究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内的网络组织发展总体上滞后于西方,而本
9、土中小企业网络组织竞争力的下降,更加深了对本土治理模式的质疑,所以在网络组织治理上倾向于学习西方的治理模式.但在向西方网络组织学习时,却忽略了对治理模式的本土化转换.其次,传统的本土治理模式倾向于一种非正式治理,这种治理的根本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或依靠正式契约的治理.虽然非正式治理具有增强信任及促进组织间亲密性的积极作用,但却容易造成各种经济纠纷和不良行为,因此国家在法律和政策上会对这种非正式治理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从而相对弱化了本土传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最后,虽然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社会道德进步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组织利润最大化的观念逐渐在本土组织管理者中深化,基于“效率”的计算逻
10、辑逐渐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本土网络组织治理的自律性,从而不得不依靠严格的正式契约进行治理.本土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要以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为理论背景,以整体性的视角探讨本土网络组织在形成和治理上与西方存在的差异,这不仅是对本土组织文化延续的要求,也是寻求本土组织间合 万方数据作中现代理性与传统非理性平衡的重要基础.在本土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中,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在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态上,罗珉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网络封闭性是其典型特征.他认为中国本土的网络组织是基于亲情、友情等人伦关系而建立的具有高凝聚力的封闭式网络,处在封
11、闭网络中介位置上的联结属于强联结,而不是西方结构洞理论提出的弱连接.造成这种结构洞悖论的原因是中西方人性假设的不同,即西方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 ,而中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是一个明显带有家文化和“关系式交换”特点的国家,在“礼、义、情”等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中国网络组织呈现明显的封闭性 .在本土组织的网络治理研究中,胡国栋从泛家族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中国本土组织的家庭隐喻及其网络治理机制.他认为,家族主义文化是影响中国本土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重要因素,组织间的关系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家庭式组织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组织形式,可以有效缓解西方式组织只注重工具理性而缺乏情感价值要素的弊端.家庭式组织
12、依据其自组织能力在后工业社会中具有高度适应性.家族主义信任是本土组织的特殊治理机制,由此,他建构了本土家庭式组织的治理机制 由信任、价格和权威三者主导,由彼此互动与协同的感召机制、交换机制和惩戒机制构成的立体网络治理机制 .另外,马斌等在研究温州民间商会生发机制时指出,温州民间商会的形成和运作是基于社区性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关系性契约,这些产业集群尚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产业集群,其产业组织形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其运行机制更像是一个“社区” .金高波等在分析中国网络组织的控制与信任现状时发现,中国战略经营网络(包括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的网络、以跨国大资本为中心的网络和中小企
13、业网络)的宏观制度控制和制度信任都比较低,而社会声誉控制和特征信任比较高,特征信任产生于“与依据家庭背景或种族等特征的个人相互联结” .从以上的研究发现,中国本土的网络组织具有封闭性、自组织性、 “家庭”或“社区”的隐喻以及重声誉、依靠个人特征的信任等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出中国本土传统的“家文化”以及伦理道德在组织间合作中的重要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本土网络组织的结构、形态或信任治理等单一方面开展的静态研究,没有对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及其治理过程展开动态研究.只有深入了解本土网络组织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探寻支撑本土网络组织结构、形态及信任的深层次因素,才能更有效和更主动地完善本土网络
14、组织的治理.三、关系、信任与中国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路径网络组织作为一种复杂的组织结构,其产生与后工业时代信息技术对组织环境的冲击以及组织战略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斯科特( S c o t t )等人在分析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认为,技术变革会使产业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从而使组织结构发生改变.此时,诸如网络组织这样的新型组织形式,因其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在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还指出,组织必须通过战略规划设计合适的组织结构,以实现对现有资源进行正确的选择和有效的整合利用 ( P ) .按照斯科特的观点,组织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环境(主要是技术) 战略组织结构”的过程.虽然技术
15、和战略对网络组织的产生有很大影响,但在技术与战略影响下形成的并不一定是网络组织,也可能是其他组织结构,比如矩阵结构和事业部结构等.所以,还需要其他的媒介才能最终形成网络组织.当前多数研究认为,信任充当了这种媒介,信任是合作的开始.如J a r i l l o就认为,网络组织的“粘合剂”既不是价格信号,也不是行政命令,而是信任 .信任是网络组织形成与运作的基础 .一般来说,信任的形成主要依靠组织间签订的正式契约,以此来约束组织的行为.另外,技术和战略只是形成网络组织众多因素的一部分,孙国强将网络组织的形成因素归结为外部因素(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分工与协作的需要)和内部因素
16、(传统组织结构弊端的暴露、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资源依赖的需要和企业间合作的需要) ( P ) ,这两大方面基本概括了当前对网络组织万方数据形成影响因素的研究.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得出,目前对网络组织形成路径的一般观点为:由于组织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使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组织开始谋求战略变革 从竞争战略转向“竞合”的战略,因此组织开始寻求合作伙伴,以签订正式契约的方式规避合作中的风险并以此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随着组织合作的扩展,网络组织逐渐形成(如图所示) .UNI6210UNI672c、UNI8d44UNI6e90UNI7b49UNI73afUNI5883UNI53d8U
17、NI5316UNI6280UNI672f、UNI4ea7UNI54c1UNI7b49UNI4e0dUNI786eUNI5b9aUNI6027UNI589eUNI52a0UNI6218UNI7565UNI53d8UNI9769UNI5bfbUNI6c42UNI7ec4UNI7ec7UNI5408UNI4f5cUNI4fe1UNI4efbUNI6b63UNI5f0fUNI5951UNI7ea6UNI7ec4UNI7ec7UNI5408UNI4f5cUNI6269UNI5c55UNI7f51UNI7edcUNI7ec4UNI7ec7图 网络组织形成的一般路径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固然与环境的变化和组织战
18、略的转变关系密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本土组织在规模、技术和协调等方面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使得本土组织的管理者在进行战略设计时开始谋求组织间的战略合作,以减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但网络组织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在我国古已有之,比如我国传统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网络组织的雏形.但封建时代的中国在技术、产品等方面变革缓慢,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商人实施战略变革的要求较低,因此以环境和战略因素作为这些非正式组织形成的原因显然缺乏说服力.那么,除了环境和战略因素外,还有哪种因素能够在促进本土网络组织形成时发挥出较大的影响力呢?本土组织在建立合作关系时,并不注重签
19、订十分完备的正式契约,那么没有正式契约的保障,组织间的信任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文认为,本土网络组织形态以及组织间信任的产生,根源于本土传统的关系,正是由于关系在这个过程不断的嵌入,才使得本土网络组织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独特性.这里的关系不是西方社会中普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而是指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学缘等社会纽带,包含了情、义、礼等社会性法则和伦理规范在内的中国传统的特殊关系.费孝通将华人社会的这种关系特征描述为“差序格局” , “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 P ) ,按距离中心的远近划分亲疏.黄光国则将这
20、种关系概括为“工具性关系” “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层次,不同的“关系”层次对应不同的交往规则 ( P ) .总之,这种关系带有明显的家族取向和差序结构.这种关系的差序结构会造成信任的差序 与自己关系亲密,信任度就高;与自己关系疏远,信任度就低.而西方的信任通常源于理性和契约,更加注重在平等的交往中建立“制度信任” ,中国的这种信任则更多的是一种“亲缘信任”和由亲缘衍生的“习俗信任”与“滋生信任” .中国本土网络组织的形成也通常受到这种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差序信任的影响.在本土网络组织形成路径中,关系充当了信任发生的中介(如图所示) .中国是一个信任壁垒较高的国家,组织间合作发生时,信
21、任的产生是有条件的,要想取得对方的高度信任,需要以关系为中介.本土网络组织的地域封闭性正是这种关系影响的体现.以家庭为中心、以所在的地域为界限建立组织集群是中国常见的网络组织形式,如古代的商帮、现代的中小企业集群等.本土组织在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时,往往依托组织管理者个人之间的关系状况,个人“身份”的认同往往在形成和促进组织间交易的过程中发挥很大效用.怀特利( W h i t l e y )就曾指出,华人家族企业通常会通过与生意伙伴的私人关系,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组织间合作 .彭四清认为,怀特利所说的这种建立信任的机制其实是一种“关系运作”的思想,即建立、发展、维持和利用关系的活动,并通过实证证
22、实了“关系运作”在建立和增强信任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只有拥有了关系的连接,才能拥有一种合作的“身份” .而这种“身份”是信任的始端,不同的“身份”会造成信任程度的不同. “身份”是进入封闭网络组织并在其中得以 万方数据顺利交易的依据.如果没有这种“身份” ,就会增添许多进入障碍.即便能够进入其中,如果一旦交易过程中出现摩擦和矛盾,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协调.UNI6210UNI672c、UNI8d44UNI6e90UNI7b49UNI73afUNI5883UNI53d8UNI5316UNI6280UNI672f、UNI4ea7UNI54c1UNI7b49UNI4e0dUNI786eUNI5b9aU
23、NI6027UNI589eUNI52a0UNI6218UNI7565UNI53d8UNI9769UNI5bfbUNI6c42UNI7ec4UNI7ec7UNI5408UNI4f5cUNI4fe1UNI4efbUNI6b63UNI5f0fUNI5951UNI7ea6UNI7ec4UNI7ec7UNI5408UNI4f5cUNI6269UNI5c55UNI7f51UNI7edcUNI7ec4UNI7ec7UNI5173UNI7cfbUNI5deeUNI5e8fUNI7ed3UNI6784 UNI9690UNI6027UNI5951UNI7ea6UNI8840UNI7f18、UNI4eb2UNI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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