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陈亮.pdf
《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陈亮.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陈亮.pdf(7页珍藏版)》请在淘文阁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第38卷第1期2017年1月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Vol. 38 No. 1Jan. 2017金融与保险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陈亮1,陶冶2( 1.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 410079; 2.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长沙 410079) 摘要: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2003- 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农村二元分层金融发展的农民收入效应进行再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2、。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均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正规金融的影响效果不如非正规金融明显;农民收入、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空间变量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关键词: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农民收入中图分类号: F830. 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7217( 2017) 01- 0042- 07一、引言及文献综述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理论的经典路线常常不一致,以至于一直以来有“中国之谜” ( Chinese Puzzle)的命题,比较著名的有关于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 1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 2, 3 、关于“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的麦金农
3、“中国之谜” 4 ,等等。这样的发展悖论,在中国的农村表现更为明显。农村金融被广泛看作中国金融系统最薄弱的一环,与整体经济的强劲极不相称,大部分农村人口未能充分享受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李勇坚和王弢( 2016)基于农业生产需求发现, 2014年中国“三农”领域金融需求缺口达3. 05万亿元 5 。同时,中国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不平衡性尤为突出,上海、天津、浙江和江苏等经济排名靠前省市,地理金融密度达到6. 5个/百平方公里以上,而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经济排名靠后的省区,地理金融密度在0. 2个/百平方公里以下,地理金融密度排名第一的上海与排名垫底的西藏相差109倍 6 。罗伯特希勒在其著
4、作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将金融活动与好社会联系起来,将金融提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 7 。理想状态的农村金融应该是在金融服务总量和结构上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金融服务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既不过度,也无不足,不存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供求失衡。按照林毅夫等( 2009)的总结,金融结构按金融活动是否接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可以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8 。随着农村经济制度深化改革的推进,农村经济成分和农民收入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都离不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在其中发挥的推动作用。因此,深入了解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按照经济学的理解,金融活动如果有效发挥其功能
5、,将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提升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就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平行的关系 9- 11 ,甚至是促进的关系 12 ,并为此得出了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金融自由化的结论。随着实践深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或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入讨论。考虑到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结构,学者们一般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两个角度来探讨农村金融的作用。 Hans等( 1995)通过分析正规金融对印度农村经济的影响,得到扩大农村信贷规模和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6、13 。而Davide( 2014)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农村信贷市场研究发现,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产品种类的有限性,以及产品规模和产品期限的不适收稿日期: 2016- 03- 29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2AJL007)作者简介: 陈亮( 1964 ) ,男,湖南汉寿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理金融与计量金融;陶冶( 1994 ) ,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2017年第1期(总第205期) 陈亮,陶冶: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宜性,使得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地促进
7、农民增收 14 。相比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机制就显得十分灵活。 Dolla( 2011)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源自于被正规金融“溢出”的农村居民的融资需求,因此,其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融资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增长农民收入 15 。 Kar等( 2009)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贷款人可以根据借款人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规模、不同期限的信贷资金,使农户的小规模和短期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16 。同时, Jia等( 2010)也认为,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收集、监督成本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17 。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进行了很多相
8、关的研究。其中,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民收入的关系居多,且大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许崇正等( 2005)用农村信贷投资来反映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通过实证得到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农民增收的结论 18 。谭燕芝( 2009)用农村正规金融相关率来衡量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农民增收促进了正规金融的发展,但正规金融的发展却不利于农民增收 19 。同时,钱水土等( 2011)认为,农村正规金融低下的配置效率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 20 。刘旦( 2007)用农村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的比率作为反映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实证表明,
9、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确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21 。杜兴端等( 2011)通过实证发现,不管是正规金融发展规模,还是正规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均具有不利影响 22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通过发展农村正规金融,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刘玉春等( 2013)用农业贷款余额与农村GDP的比值来衡量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实证得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结论 23 。娄永跃( 2010) 、庞志强等( 2007)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出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24, 25 。另外,考虑到金融结构的二元性,越来越
10、多的学者开始探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唐礼智( 2009)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实证发现非正规金融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 26 。高艳( 2008)则认为短期内非正规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民增收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明显 27 。胡宗义等( 2012)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均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28 。杜金向和董乃全( 2013)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农户正规金融的信贷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投入与农户收入增长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 29 。邹小芳和姜学勤( 2014)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规模和效率在短期内均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的正效应,并会扩大城乡收入
11、差距 30 。张宁和张兵( 2015)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通过为低收入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而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及贫困具有缓解作用 31 。李祎雯和张兵( 2016)认为,在面临信贷约束和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基于信息获取、契约执行和交易成本优势,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促进农村家庭从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 32 。不难发现,现有文献未能充分考虑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为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农民收入空间效应进行再考察,进而探讨中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性与农民收入的区域不平衡性之间的关联机制,寻求后
12、发地区依靠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实现农户增收的可能路径。二、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一)变量选取受我国数据统计口径变化影响,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市2003- 2010年的相关数据来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其变量选取如下:1.因变量的选取。考虑到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衡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选用农民人均纯收入( INCOM E)来作为因变量。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各省市2003- 2010年的农村CPI进行平减处理。2.自变量的选取。我国现在还没有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统计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参照胡宗义等( 2013)的选取方法 33 ,用
13、去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农村正规金融比农村总人口数来代表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 FFIR) ;用去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比农村总人口数来代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 IFIR) 。另外,为了使模型更加全面和完整,将人均农业财政支持( FISC) 、城市化水平( URBAN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LAB-TR)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其中城市化水平用非农人口数和总人口数的比值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用从事非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口比农村总就业人口34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2017年第1期数来表示;人均农业财政支持是用财政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比农村总人口表示。考虑到农林水事务支出是在2007年才开始
14、被单独统计的,之前并没有相关的数据,故用农业支出加林业支出加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总和来表示2003- 2006年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上述数据分别来自于2004- 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 。另外,为了减弱异方差的影响,在建模时对上述各指标均做对数处理。(二)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采用一阶邻接Rook的方法来构造空间矩阵W ij 。具体构造方法是:若省市i和省市j相邻,则W ij = 1;若不相邻,则W ij = 0;矩阵对角线上表示的省市i和省市i本身,设为0,即W ii = 0。另外,海南省四面环海,位置特殊,但是考虑到其与广东省密切的经济关系,假定海南省和广东省相邻。
15、最后,对得到的空间权重矩阵做行标准化处理。三、实证分析(一)空间自相关分析1.全局M oran s I指数检验。利用OpenGeo-Da软件对2003- 2010年全国31个省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见表1) 。表1 2003- 2010年农民收入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全局M oran s I指数年份INCOM E FFIR IFIRM oran s I P值M oran s I P值M oran s I P值2003 0. 5574 2. 73E- 010 0. 0888 0. 283 0. 4275 1. 29E- 0062004 0. 5671 1.
16、 19E- 010 0. 4695 7. 01E- 006 0. 4635 2. 05E- 0062005 0. 5420 4. 17E- 009 0. 3783 4. 5E- 006 0. 4094 3. 08E- 0062006 0. 5334 8. 62E- 009 0. 2444 0. 000634 0. 4976 6. 66E- 0092007 0. 5327 1. 08E- 008 0. 3036 5. 33E- 005 0. 5160 2. 98E- 0092008 0. 5245 1. 38E- 008 0. 2393 0. 000703 0. 5486 2. 75E- 010
17、2009 0. 5244 1. 14E- 008 0. 3376 1. 39E- 005 0. 5671 7. 65E- 0112010 0. 5205 1. 6E- 008 0. 3523 9. 57E- 006 0. 5788 7. 27E- 011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3- 201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全局M oran s I指数均大于0. 5,而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我国31个省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存在显著的正向的自相关性。也就是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的地区趋向于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高的地区集聚相邻
18、接;反之,则相反。同时,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也存在十分显著的自相关性,而且农村非正规发展水平的M oran s I指数也有逐年变大的趋势,说明各省市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持续增大的。而农村正规金融的M oran s I指数(不包括2003年)虽然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整体上不如农民收入和非正规金融显著,可能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规金融自相关性的改变。2. M oran s I散点图检验。由于M oran s I指数不能显示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进一步用M oran s I散点图来分析农民收入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图1给出
19、的是2003年和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M oran s I散点图。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点都位于第一、三象限,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各省市之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另外,在2003年的时候,位于High- High型聚集区的省市有京津、江浙沪和福建,这是高收入省市和高收入邻近省市的集群;位于Low- High型聚集区的省市有河北、江西、安徽和海南,这是低农民收入省市和高农民收入邻近省市的集群;位于Low- Low型聚集区的省市有湖南、陕西、黑龙江、吉林、湖北、四川、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重庆、西藏、河南和青海,这是低农民收入省市和低农民收入邻近省市的集群;
20、位于High- Low聚集区的省市有山东、广东和辽宁,这是高农民收入省市和低农民收入邻近省市的集群。 2010年的M oran s I散点图和2003年的基本相似,只有山东省从High-Low区转移到了High- High区,说明在2003 -2010年,山东省的农民收入对相邻地区的农民收入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发挥“卫星城”的作用,带动了周边省市的发展。图2给出的是2003年和2010年各省市农村正规金融的M oran s I散点图。在2003年,江浙沪和京津这五个地区处于High- High型聚集区,安徽、山西、福建、重庆、黑龙江、河南、湖南、辽宁、海南处442017年第1期(总第205期)
21、陈亮,陶冶:中国农村二元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视角于Low- High型集聚区,吉林、湖北处于High- Low型聚集区,其余都位于Low- Low型集聚区。到2010年,位于High- High型高值聚集区有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和山东,位于Low- High聚集区的有安徽、福建和海南,位于Low- Low低值集聚区的有宁夏、四川、吉林、青海、新疆和河北。可见在2003- 2010年,各省市农村正规金融的依赖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1 2003年和2010年各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M oran s I散点图图2 2003年和2010年各省市农村正规金融的M
22、 oran s I散点图图3给出的是2003年和2010年各省市农村正规金融的M oran s I散点图。从2003- 2010年,各省市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依赖情况变化不大,只有山东从High- Low型聚集区转移到High- High型聚集区,其它省市都没有变化。其中一直位于High-High型聚集区的有江浙沪和京津冀,位于Low-High型聚集区的有安徽、福建、江西、海南,位于High- Low型聚集区的有辽宁和广东,其余都位于Low- Low型聚集区。从以上的图表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的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而且地区和时间差异明显,所以在设立
23、模型时,应该要考虑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用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这样才符合实际意义。(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1.平稳性检验。表2给出的是LLC检验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收入、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财政支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这六个指标是平稳的,可直接建立模型。2.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分为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空固定效应模型。从表3中可以看出,时间固定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时间上的固定效应,而空间固定效应的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可建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54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2017年第1期图3
24、 2003年和2010年各省市农村非正规金融的M oran s I散点图表2面板数据LLC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N_INCOM E LN_IFIR LN_FFIR LN_URBAN LN_LABTR LN_FISCT统计量- 13. 7851 - 7. 91276 - 10. 5837 - 12. 6927 - 7. 57089 - 8. 45101P值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表3 LR检验结果检验名称统计量P值空间固定效应LR检验63. 7016 0. 0003时间固定效应LR检验3. 1581 0. 87003.模型估计与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农村 二元 金融 发展 农民收入 影响 考察 基于 正规 视角 陈亮
限制15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