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基于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单位的经验证据-臧传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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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1期(总第213期)2016年11月财 经 论 丛Collected Essays oil Finance and EconomicsNo11(General,No213)NOV2016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基于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单位的经验证据臧传琴,初 帅(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摘 要:在治理环境的问题上,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官员不同特征和地方官员交流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官员特征上,有过中央从政和在非特殊领域以及有过系统性管理工作经验的官员更有
2、利于控制污染。除此之外,官员交流与环境污染治理也呈现了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加深理解具有何种特征的官员与为何加强地方官员交流会有助于治理环境污染。关键词:地方官员;环境污染;交流效应中图分类号:1: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6)11010508一、引 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在74个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之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了183天,为1961年
3、以来最多。可见,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表面上看,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但更深一步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制度环境下,能否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其成败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政府本身作为一个抽象的“黑箱”,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其实是作为实体的官员动机的体现旧1。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的现象,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地方政府与官员在面对激励下的行为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展开研究旧1。这一研究思路的缺陷在于将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为固定在以追求激励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官员本身特征可能具有的影响4 3。由于官员本身具有异质性,同类级别官员面对
4、相同的激励,其行为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应的,对辖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1。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考虑,地方官员的何种特征会更有利于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假设,梳理了相关文献中在官员层面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的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假说;第三部分对研究的样本、变量和计量模型进行全面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及解读;最后是研究结论与政策。收稿日期:2015一1123基金项目:国家杜科基金资助项目(15BJY056)作者简介:臧传琴(1969一),女,山东诸城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初帅(1993一),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5、105万方数据财经论丛2016年第11期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人。但从官员层面出发,研究官员特征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文献却稍显不足。从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一般基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展开。首先,部分学者讨论了官员在现有制度下,面对“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所作出的行为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自中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的财政体制形成了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格局o。在这种格局下,部分学者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监管出现向底层竞争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现象,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放松,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但这一结
6、论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List和Gerking(2000),Sigman(2003)等通过美国分权环境治理前后对二氧化硫等多种污染物进行测度后发现,分权治理会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儿。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提出政治激励也会对官员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徐现祥等(2007)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标准和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1。那么相应的,如果官员在任期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绩效,会帮助其晋升和连任。在这种标准下,官员为了GDP的增长会不可避免的对环境进行牺牲1。其次,随着研究不断深人,部分学者意识到,官员对辖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不仅仅由其所面对激励决定。
7、如果只从激励的框架下进行分析难免把官员作为个体“同质”化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官员的晋升路径,学历,任职年龄等个人因素都会对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即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行为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缺少从微观层面讨论由于官员不同的个人特征造成的行为差异对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不同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现有讨论官员特征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文献对于官员自身特征的设置较为简单,并对一些关键变量缺少关注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地方官员特征进行细化来考察其特征对辖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我们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说:假说1:地
8、方官员个人的独立特征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相关性关系,具备不同特征的官员对辖区环境污染水平有不同的影响。具体的,我们将官员特征细化为六类并对各特征分别作假设:第一,本地晋升的官员相较于交流的干部,更不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第二,相较于普通地方官员,有过中央从政经历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第三,就任省级领导前有过系统性管理工作经验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第四,在非特殊岗位工作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第五,在某领域有专家背景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第六,有过经济与管理类教育背景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更进一步的,我们注意到,官员可能会同时兼顾以上特征的两种或多种。如果能观察到官员综合特
9、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使我们的结论更加丰富。于是,我们将官员特征进行交互后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说:假说2:官员的独立特征具有互补性,交互后会形成官员的综合特征。官员的综合特征与环境污染同样存在相关性关系,并因不同特征产生不同影响。三、数据与计量模型(一)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使用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面板数据。我们注意到,北京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于政治需求,其污染问题的处理受到本级政府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西藏、新疆、以及港澳台地区因为数据收集问题不予考虑,云南省因为有较严重的贪腐问题会影响数据质量,所以也不予考虑引。各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来自全球统计数据
10、分析平台(EPS)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官方网站统计所得。省级官员的个人信息,例如官员更替、任期、年106万方数据臧传琴等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纪、履历等是根据新华网等网上信息手动搜集。在官员就任时期与对应污染年份,本文采用王娟和张克中(2014)的分类方法,以6月为界限,若官员在6月份以后调入,则将该年二氧化硫排放数据归为前任;否则归为继任者引。在选取官员的原则上,正如张莉等(201 1)指出,虽然省长和省委书记会对省区内的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等事务做出处理,但是经济建设一般会由省长直接管辖负责,而省委书记则更多的是处理政治事务“。也就是省长管“经营”,省委书记管“政治”。所以本
11、文重点关注了以省长为代表的官员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影响。(二)变量释义与描述性统计我们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省区环境污染水平的标准。实际上,环境污染水平的选择标准有很多,比如污染物的排放,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排放等181。但由于数据可得性,以及为了更完整的展现分析结果,我们采用20032013全国25个省级单位年度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为了方便分析,将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借鉴之前学者的研究钊B 0|,将解释变量定义为如下六类:(1)官员的晋升路径(Local)。在官员的晋升路径上,我们以官员在就任前是否在本省有过三年(含)以上工
12、作经验为标准。首先,中国一向重视干部的交流,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交流被制度化,官员发生调动形成常态。其次,官员发生交流后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角色和环境的转变H【2。|。所以本文设定升迁前在本地工作3年以上可以认为是本地官员主政,即没有发生官员交流。(2)选择官员是否有过中央工作经验(Center)。这其中既包括官员在中央系统性部门的任职,如中央办公厅,共青团等,也包括在国家部委和专业部门的任职。(3)是否从事过系统性工作(Sys)。即主政官员是否主抓过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手”:针对省区普通官员至少要做到省长,国家部委或其他专业部门要达到部长级别。(4)调任前是否在特殊部门供职
13、(Genera)。如果官员之前所在部门只需要考虑本领域问题,而且技术性较强就认为是特殊部门。(5)官员本人是否是专家(Expert)。如果官员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或者获得正高级职称都认为是专家。(6)官员个人专业背景(Academic)。如果官员所学专业背景技术性较强,在解决本领域问题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例如航天、机械等专业,那么就认为官员个人专业背景具有特殊性,相对于特殊专业,更一般的定义官员所学专业为经济管理类专业,专业划分依据为官员最后学历所学专业。为了更好的展示官员特征与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加入控制变量将省区的特征进行控制。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我们借鉴蔡防等(2008)
14、所选择的控制变量81。具体包括:省区各年人均GDP(gdp),各省年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eczb),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mtzb),工业污染治理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gyzb),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总值(fdi)。表1对上述主要变量的具体设定方式与描述性统计进行了展示。表1主要变的描述性统计结果IN=250)通过对表1官员特征进行解读我们发现,其中有过中央从政经历的官员大概占比约29,有过系统性管理经验的官员大约25,而在非特殊岗位从事工作的官员大约85,是专家的官员占比约25,而非经管类专业背景的专家则占比105。省长这一职位是由外地交流而来的占比约51。107万方数据财经论丛20
15、16年第11期(三)计量模型设定在“官员特征与政策选择”的相关文献中,张军和高远(2007)以及王贤彬,徐现祥等(2009)采用了一系列相似的实证方法和技术纠|。本文的经验研究与他们的分析框架相匹配,因此采用他们的分析框架,具体在模型的设计上我们采用OLS最小二乘法。首先,在考察官员个体特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本文所使用的完整回归模型如下:log(s02)“=o+dllocal“+a2center厶+a3sys厶+a49enera“+d5expert。I+0c6academic“+叩X“+肛“(1)上述公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表示不可观测的省份和随机误差项。为被解释变量。其中,d代表截
16、距项,仪。一0【。的系数分别显示了官员的交流效应,官员就任当地省长前是否从事过系统性管理工作,官员是否有过中央工作经验,官员在就任前是否在非特殊性岗位从事工作,官员本人是否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以及官员的专业背景对辖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果这些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上述官员特征有利于控制环境,如果某项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官员的该项特征不利于控制环境污染。同时,为了更好的控制省区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加入了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省区各年人均GDP,各省年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工业污染治理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总值。在回归时,为了细致考察官员各项特
17、征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同时为了排除官员其他特征的影响,我们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对各解释变量逐一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展示在表2中。进一步的,为了更细致的考察不同类型特征官员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及检验这些特征之间是否会产生关联关系,我们将官员的特征进行交互进行分析。模型依然采用OLS最小二乘估计,设定如下:log(s02) =ao+卢l centern木sys+卢2center“木local“+JB3center水sys“木generaII+JB4sys。+genera“+卢5expert“半academic“+妒Xn+,7P“+肛。 (2)方程(2)中,系数卢。一JB,分别度量了“京官
18、”在调任到地方前是否有过地方从政经历,官员是否为从事过系统性工作的“京官”,官员就任前是否在非特殊岗位有过系统性工作经验,官员是否为特殊领域专家以及“京官”在调任地方前是否在非特殊岗位有过系统性管理工作。代表官员所在省区的控制变量,其选取标准与方程(1)中的控制变量相同。为了更好的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对交互项进行回归时,我们同时将官员个人独立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方程,用Pi。表示。最后,我们将结果展示在表3中。四、买证分析(一)官员独立特征与环境污染表2显示了官员特征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了官员交流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我们发现,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地方官员交
19、流可能对减轻辖区内环境污染状况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通过交流产生的主政官员,如果主政官员是通过本地晋升,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会增加约73个百分点。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本地晋升的的官员极易出现“政治垄断”以及“利益联盟”丛生的现象。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同样的政绩追求,本地晋升官员由于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会出于惯性延续以往的发展模式,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重嵋“。表2的第(2)一(6)列展示了一系列官员个人特征对辖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其中,第(2)列显示了官员是否有过中央从政经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发现,有过中央从政经验的官员与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在5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负
20、相关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方面,在个人特征上,“京官”一般会与中央保持一种较好的关系,并且由于有过中央从政经历,“京官”处理问题更容易从大局出发,考虑更全面。另一方面,在激励机制上,将“京官”调任到地方可能是中央为了缓解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所不断加重的环境问题1。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京官与普通108万方数据臧传琴等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双重性,自然也就导致了两者行为的异质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京官”相较于地方官员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水平更高?我们注意到,“京官”调任到地方也是官员交流形式的一种,但是“京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无论从显著性还是系数都小于官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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