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民储蓄实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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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国民储蓄实证一、引论高储蓄(储蓄占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比重，可以用GNP表示GNI，文中所说的储蓄均是指储蓄占GNP比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有增加的趋势，从结构上看，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深化分析三者在国民储蓄中比例及动态关系，有利于深化对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相识，并且为国民储蓄的调整供应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代表性探讨，李扬、殷剑峰(2022)通过资金流量表探讨得出主要结论：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旧显着高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但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21世纪起先快速增长

2、。Louis Kuijs(2022)也运用资金流量表得出主要结论：中国的高储蓄率更多靠企业和政府来推动。何新华、曹永福(2022)也有类似的分析，得出结论：消费不足的主要缘由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些探讨，主要存在如下不足：(1)从探讨数据来源看，更多依据资金流量表，但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存在显着不足(下面将详细分析)，从数据来源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早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11012年，因此很难依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储蓄状况。(2)当前的探讨没有将两个问题明显区分开：一是高储蓄的主要缘由，二是国民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的缘由。上面列举的探讨中对上述

3、问题看法不完全一样，例如究竟是居民储蓄高还是企业储蓄高。(3)事实上统计数据中反映的高储蓄是干脆从GDP(GNP)核算数据中得到的，从数据的一样性看最好从核算数据来推算国民储蓄的结构。笔者认为，资金流量不适合用于测算中国的国民储蓄，本文运用支出法对GDP核算数据进行探讨代写论文。二、国民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与宏观收入安排的测算及内涵(一)为了说明问题，笔者首先对根据GDP核算数据与根据资金流量表得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以191012022年数据为例)，为了表达便利，笔者将之称为方法一与方法二：(1)方法一的数据是依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进行系统修正以后的数据，因此数

4、据口径比较一样，而方法二(即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是依据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得到，在2004年之前与之后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从表1中的数据笔者发觉，方法二中政府消费数据在2004年之前远远小于方法一中的数据，由于政府消费数据变小，因此方法二可能高估了政府储蓄，两者的差距在2004年后突然消逝，同时2004年之后的企业储蓄大幅度上升，进一步说明笔者的观点，反过来证明白资金流量表仅仅在2004年之后的数据才能满意探讨问题的要求，(2)从探讨问题看，通常我们所说的高储蓄现象主要来源于从GDP核算数据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重高，为了使探讨中数据具有一样性，应当运用GDP核算中的政府消费数据。(3)

5、2004年之前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重数据小于依据资金流量表得到的企业储蓄占GNP比例，这说明2004年之前资金流量表中关于企业储蓄的统计存在不足，因为企业储蓄应当大于折旧，笔者留意到2004年企业储蓄占GNP比例大幅度上升，说明关于资金流量表中企业储蓄的统计更接近实际。综上所述，依据资金流量表来测算储蓄是不合适的。下面笔者依据GDP核算数据与财政支出数据来对政府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进行重新测算。首先笔者对计算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是占GNP比重)的方法做一说明：选择GNP的缘由在于GNP是一个收入概念，包括了国外净要素所得。国民收入安排包括初次安排和再安排，这里测算的是居民、政

6、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安排中的最终状况，即各部门最终的可支配收入。(1)居民储蓄：依据国民经济核算表的居民消费数据以及住户调查得到的居民消费倾向，测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居民总的可支配总收入，从而得到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最终安排的份额，相应就计算出居民储蓄占GNP的比重。(2)政府储蓄：政府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消费=政府储蓄。(3)企业储蓄：GNP-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企业储蓄，企业储蓄包括国有企业储蓄。详细结果见表2。依据表3的数据可知，中国的高国民储蓄首要缘由是企业储蓄，11016年企业储蓄就上升到第一位，其次是居民储蓄，

7、最终才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比重高，好像与我们的阅历不符，但人们通常看待企业储蓄，很可能忽视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部分，如将折旧扣除，应当是净储蓄，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高储蓄是总储蓄意义上的现象。数据还表明，固定资产折旧占GNP比重(与折旧占GDP比重数据相近)相对较高，一般发达国家折旧占GNP比重在10%左右，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头以来数据明显高于10%(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见表4)，这说明在中国较高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相当比例用于弥补固定资产的损耗，这实质上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映：即投资大，但创建的增加值小，固定资产投资折旧在产出中的比重相对较大。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

8、蓄从现实来看，政府储蓄的内涵非常清晰，值得留意的是这里笔者计算出的政府储蓄高于通常的测算，因为笔者将政府性基金也加入到预算外资金中，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确定要求，从11016年起，将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包括车辆购置附加费、铁路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马路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13项。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的边界则不完全清楚。在西方国家一般将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总和叫做私人储蓄，在一个纯理论框架中，假定企业被家庭所拥有，假定消费者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所描述的消费行为支配一生的消费，明显消费行为取决于一生的收入与财宝总量，企业的红利究

9、竟安排多少给家庭对消费者消费选择并没有影响，其隐含的意义是企业储蓄与家庭储蓄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企业储蓄增加会被家庭储蓄的削减完全抵消，私人储蓄保持稳定，这被一些国家的数据所证明，例如，二战后美国的私人储蓄保持了稳定。从中国实际看，企业储蓄的状况较为困难。首先，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尽管从数量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占优势，但国有企业多分布在一些自然垄断产业，利润量在企业储蓄中占据较高比重，明显，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一般不会将国有企业视为自己的财产，因此，中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可替代性大大减弱。中国国有企业储蓄可以从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状况得到一些信息(见表4)，明显从11016年以来国有企业

10、储蓄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显着成效，国有企业储蓄已经成为企业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有企业储蓄还是远远小于私有企业储蓄。从中国现行统计数据中无法干脆找到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因为直到当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既没有全部企业的未安排利润数据，也没有完善的居民收入总量数据。相比之下，笔者可以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和消费数据来推算消费倾向，又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数据反过来推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但这里推算出的储蓄存在如下问题：少数极高收入家庭(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家庭为主)在住户调查时会怎样回答家庭收入?一般来说，高收入者存在隐瞒自己收入的动机，因此可以设想该群体在回

11、答自己的收入状况时并没有反映真实状况。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看，以2022年数据为例，最高10%家庭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为36 784.51元，明显不能反映真实状况，这为笔者说明刚才测算出的居民储蓄的精确意义带来了难度。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现实状况看，还是能够基本反映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状况，笔者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假如将居民区分为一般居民以及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少数高收入者，依据居民的消费推算出的收入只能反映出一般居民的收入和储蓄状况，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必需将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去除，而从定量的角度看这些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究竟占居民消费多大比例没有统计数据，因此从

12、定性角度看，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还包括了部分少数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即少数高收入者的储蓄分布在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数据之中。笔者给出一个简洁的理论模型来说明：依据线性分析结果趋势，笔者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无趋势和截距项)。依据该分析结果：残差序列滞后一期的t检验值-3.50< -1.95，说明残差是一个平稳序列。依据该分析结果，笔者得出结论：中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出确定性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0.5个一百零一分点，即从110122022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一百零一分点。(二)居民储蓄率(HSR)的分析HSR单位根检验表明，无论选择哪种类型检验形式，均说明居民储蓄率是一个非平稳序列。

13、假如选择带漂移的单位根检验形式，截距的t检验并不显着，因此HSR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这说明HSR不存在时间趋势。明显，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有居民所得份额和居民平均消费(储蓄)倾向，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给出如下分析：HSR=HIR×APSHSR表示居民储蓄在GNP中的比重;HIR表示居民收入占GNP比重;APS表示平均储蓄倾向。依据该式可以作如下计算:HSR=HIR×APS+HIR1(APS2-APS1)+APS1(HIR2-RHIR1)= HIR×APS+HIR1APS+APS1HIR笔者可以忽视HIR×APS，HSR≈HIR1

14、APS+APS1HIR依据表2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改变发生在11010年之后，而农村居民储蓄倾向发生在19101年之后。这样11010年之前，中国居民储蓄率改变为APS1HIR，因为APS1<0.2，而居民所得份额改变在5个一百零一分点左右，因此这段时期居民储蓄率改变小于1个一百零一分点。而11010年之后明显HIR1APS>0，而SPS1HIR<0，两种因素相互抵消，因此居民储蓄率总体上保持了稳定。(三)国民储蓄率确定性趋势上升缘由分析这样关于NSR的趋势改变只能从另外两个因素来找。明显，政府储蓄率GSR表现出显着的特征是以11014年为分界点，政府储蓄表现为先稳定

15、下降、后稳定上升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因素具有不相关的特点。从企业储蓄看，11014年之前表现出显着的上升趋势，而11014年之后则表现出随着经济周期而大幅度波动的特征，例如，11013年、11014年经济处于过热时期，企业储蓄率特别高，到2002年以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以后，企业储蓄也快速增长。因此须要考虑经济周期因素对企业储蓄的影响，依据刘树成教授的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了1101711011年，1101211016年，1101711010年，110112001年，2002年至今的五轮周期。将经济周期因素剔除，笔者可以认为11014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保持了稳定。依据上述经济周期的分析，明显

16、，11014年与2022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从周期角度看经济处于旺盛期，11016年与2002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经济处于平稳期。从表3数据看，11014年与2022年、11016年与2002年的储蓄率非常接近。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政府收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放权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11014年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带来了政府的高收入。企业收入的变动在20世纪80年头(11014年以后)则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这与改革初期放权让利增加企业经营自主权亲密相关。在20世纪90年头则表现出总体相对稳定特点，这更多与经济周期相关，这说明11014年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结束，市

17、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企业储蓄越来越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这些分析可得出结论：(1)居民储蓄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趋势改变的缘由;(2)1101211014年，国民储蓄率改变的关键缘由是政府储蓄率在放权让利改革中不断下降，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11016年与11012年(这两年从周期看处于平稳期)的数据共相差6.3个一百零一分点，可以说明这段时间的国民储蓄率的改变趋势。11014年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缘由不完全与前一时期相同，其中最重要的缘由是政府储蓄率增长较快，而企业储蓄率总体保持了稳定;从数据看，110142022年政府储蓄率共上升了9.7个一百零一分点，可以完全说明

18、国民储蓄率的改变趋势。(四)从宏观经济运行实际看国民储蓄率的改变从统计数据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但上述的结论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从表2的数据发觉110122022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7.6个一百零一分点(可以认为2022年、2022年宏观经济有肯定程度过热，另外，依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11012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民储蓄率就上升了10个一百零一分点。这与上面得出的国民储蓄率平均每年上升0.5个一百零一分点，即从110122022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一百零一分点存在肯定冲突。上面笔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

19、2个一百零一分点，实质上隐含了假定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状态，而2022年则是经济过热，单从统计数据上看，2002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增加会被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但进一步分析，笔者发觉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宏观经济总体上并没有过热。这样，2002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除经济周期因素以外，还有趋势上升因素。这就涉及到假如笔者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来推断国民储蓄率的改变会与单纯从统计学分析的结论存在差异。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无问题，但统计分析掩盖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1101211014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本质差异，1101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3.1%，

20、而2022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2022年与11014年相比价格指数相差巨大，明显11014年宏观经济是在过热状态下运行，而2022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可以认为19101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从19101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阶段，始终到2003年才走出通货紧缩。依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消费率也起先下降，与前一轮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而1101111012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一旦提高，通货膨胀马上出现。历史上11012年、11013年均发生了严

21、峻通货膨胀率，明显投资大于储蓄。因此，笔者认为，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显着特征是宏观经济多数年份处于均衡状态运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101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改变幅度大于11014年以前的改变。假如依据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理论，2022年与11016年国民储蓄率的改变为10.6个一百零一分点，期间，政府储蓄率的改变为4.8个一百零一分点，企业储蓄率有4.6个一百零一分点改变(居民储蓄有微弱影响)。根据这种方法，笔者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结论差别在于1101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改变主要有两个因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构成国民储蓄率改变的关键因素，两者的上升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

22、大幅度上升。三、结论及政策建议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首要缘由是企业储蓄，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实质上体现了收入安排差距太大，从宏观安排角度看，中国一般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安排份额偏低，企业收入偏高，因此增加一般居民在国民收入安排所得份额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初次安排来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劳动者酬劳占GDP比重约为4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60%以上，因此加强职工工资正常上升机制建设，在企业与居民之间建立更加有利于居民的安排体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当然这只是长期意义上的政策。(2)中国储蓄率的改变趋势主要应当由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来说明，居民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11014年之前随着政府放权让利改革，政府储蓄不断下降、企业储蓄快速上升，居民储蓄保持稳定，结果是国民储蓄率呈上升趋势;1101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缘由是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趋势。从短期政策操作看，政府必需限制政府储蓄的快速上升，主要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第15页 共15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第 15 页 共 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