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乐教思想的继承性与开创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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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孔子乐教思想的继承性与开创性刘桃秀摘 要乐教是中国传统人文教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教化传统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孔子重视乐教,为乐教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以继承西周的礼乐文化为己任,从三个层面,即详细琐碎的礼数乐章层面、比较规范的礼乐制度层面、内蕴的道德精神层面对周代乐教进行了主动的继承。不忘原来才能开拓将来,擅长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孔子以“仁”赋“乐”,重新论证了乐教的现实合理性,为乐教传承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孔子在乐教领域提出了开创性的思想,孔子认为乐教对培育君子人格具有重要的不行代替的作用,提出“尽善尽美”的雅乐标准,主动实践平民化乐教活
2、动。孔子这些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乐教和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孔子;乐教;仁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中心人物,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正如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征在其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所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302这是强调孔子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继承性和开创性,这一点用来概括孔子的乐教思想的历史作用也是精确的。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以继承西周的礼乐文化为己任,带着“斯文在兹”使命,从理论上重新论证了礼乐文化的合理性,提出了丰富的乐教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为后世乐教传承发绽开启了新篇章。要阐明孔子乐教思想,有必要
3、先对乐教作一个简要界定。“乐教”一词最早出现在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顺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段话说的是儒家提倡的“六艺”之教,其中诗教和乐教都属于古代乐教的范畴,指出乐教是要涵养温顺敦厚、广博易良的君子人格。可见古代乐教并非指一般的音乐教化,也与今日偏重学问传授的“教化”不同。理解乐教应从“乐”和“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把握。关于“乐”,在中国古代特殊是上古时期,“乐”不单单指音乐,其内涵较为广泛,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教”即教化,既“教”且“化
4、”,是“教”的活动和“化”的效果的统一,注意以熏陶、感染等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化,因此,所谓乐教就是指借助音乐、诗歌、舞蹈等文艺形式来施行道德教化,以达到移风易俗和培育道德人格的目的。一、孔子乐教思想的继承性孔子乐教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对上古礼乐文化的继承。如何看待前代文化,孔子有自己显明的看法,他多次表达了自己对古代文化的酷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以下引用论语只标篇名),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不仅“好古”,而且“敏以求之”“述而不作”,主动去了解把握传统文化,并且对它进行阐明发扬。说到上古的礼乐文化,孔子明确提出要“克己复礼”。
5、孔子的这些思想在今日看来是符合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属远见卓识,但在当时却不受待见,被认为是保守复古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時代,这场变革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就是礼崩乐坏。西周礼乐制度确立的是一整套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但随着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无以为继。现代闻名历史学家张荫麟用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了这种必定性:“这个大帝国的命运也就如一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设想一个精明强干的始祖,督率几个少子,在艰苦中协力治产,造成一个富足而亲热的、人人艳羡的家庭。等到这些儿子各个娶妻生子之后就难免行迹稍为疏隔。到了第三代就会有背后的闲谈到了第四、第五代,这个大家庭的分子就会
6、有仇怨、有争夺、有倾轧”251可以看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西周宗法等级制具有其自不待言的局限性,随着血缘亲情的淡薄和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这种制度必定要走向崩溃,维持这种制度的礼乐仪文自然也逐步丢失了其合法性。在孔子时代,“周礼”“周乐”保存最完整的鲁国已经频繁出现僭越礼乐的现象,“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行忍也?”(八佾)“八佾”是天子之舞,却舞于鲁国大夫季氏之庭;“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雍是诗经周颂的一篇,是天子祭祀之礼,却出现在“三家之堂”,“三家”是指鲁国大夫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礼崩乐坏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乐也日趋形式化、工具化
7、,沦为新兴贵族炫耀享乐的工具。周朝的礼数乐章难以为继,曾经官府的乐师纷纷散入民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微子)。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在孔子时代面临着倒塌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迸发的时代,在思想领域诸子峰起,一百零一家争鸣,主要派别可以概括为六家,包括儒、道、墨、法、阴阳家、名家。在这六家中,明确主见继承传统礼乐文化的只有儒家一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则明确地批判传统,反对儒家。道家认为礼乐的流行正是说明道德的败坏和人的自然本性的迷失,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
8、。因此,道家主见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墨家则缺乏人文精神,完全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看法来看待前代文化,认为礼乐仪文烦琐奢侈,劳民伤财,“然当即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定也然当即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定也”(墨子非乐上)。礼乐不能供应衣食之才,也不能用来治理乱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墨家提出“非乐”“节葬”的主见。法家持一种历史进化观,一味向前看,在文化的问题上持好用主义的看法,“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
9、。商、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商君书更法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除旧布新是大势所趋。顽固派、复古派都将被历史所淘汰,很明显,名垂千古的孔子不属于此列。孔子是变通的,如孔子提出的礼乐损益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时代改变了,礼乐自然跟着调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这是说,用麻来织礼帽是合乎礼的,但现在用丝线来做礼帽能俭省一些,这种变更孔子是赞同的。不过孔子的变通是有前提的,面对传统文化,孔子不是简洁地拥护或否定,而是一种反省的看法,主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主见新旧传承,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喜新厌旧。那么,在乐教方面,孔子做了哪些
10、传承?孔子推崇西周礼乐文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西周礼乐文明是在借鉴夏商两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是特别繁盛完备的。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粲然完备的礼乐文明。这一礼乐文明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详细琐碎的礼数乐章,其次个层面是比较规范的礼乐制度,第三个即最高的层面是其中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孔子在这三个层面的传承上都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关于详细的乐章层面,我们可以从春秋左传中窥得也许。“周礼尽在鲁矣”(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这里的“礼”是广义的,包含礼和乐。假如单就“乐”而言,也可以说“周乐”亦“尽在鲁矣”,“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
11、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一段话说到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恳求欣赏周乐,鲁国的乐师一一为其弦歌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及小雅、大雅和三颂,舞者分别表演了大武等六支上古经典乐舞。这是一次观礼盛宴,其中的每一首曲目都对应着不同的场合演奏,比如“八佾”是天子之舞,雍也是天子祭祀采纳的乐章。孔子诞生于鲁国,深受这种礼乐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他深厚的礼乐文化修养和对礼乐文化的怜悯。从儒家典籍周礼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西周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乐教方面有相应的乐教制度,“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12、。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来宾,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周礼春官宗伯下)。周礼是记载周朝官制的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西周乐教活动的制度化,有特地管理乐教的官员,即大司乐,有道者、有德者充当乐官。教化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所教的内容包括“乐德”“乐语”和“乐舞”三方面,以培育国子们“致鬼神示,和邦国,谐万民,安来宾,说远人,作动物”的德性和实力。西周还建立了规范一般性平民行为的乐教制度,“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
13、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周礼地官大司徒)这是关于大司徒职掌十二教的记载,其中第四教“以乐礼教和”即是以乐教民的社会治理。可以看出,乐教是西周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外在礼乐仪文制度,更重要的是“周礼”的精神。“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后一句话正是对“周礼”内在本质精神的揭示,“礼”体现了“周公之德”,是“周之所以王”者,这里的“礼”也是涵盖“乐”的。“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是吴国公子季扎在听完大雅
14、小雅之后,感叹其中所体现的周之盛德。“周德”渊源于周初统治者对殷商灭亡的教训的反思,牧野之战中奴隶们阵前倒戈的现象让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震惊,使其醒悟地相识到民众的力气,“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这句诗是告诫西周必需充分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才能永葆天命。因此,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认為只有“敬德”才能“保民”,得到民众的拥护,最终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因此,不同于夏商更注意敬神娱神的宗教文化,周公“制礼作乐”,通过礼乐制度来体现和维持道德精神,开创了周代敬德的人文文化时代。道德精神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灵魂标识和价值依托,是礼乐文化的核心。“孔子的时代,礼崩
15、乐坏,礼制秩序趋于解体,但孔子不以篡乱为当然,而继承发扬了春秋时代志士仁人的道德精神,将之理论化春秋时代这些道德精神的体现,是西周以来礼教所养成的结果。”3408-409道德精神一以贯之,文脉才能不断裂,从周公到春秋时代志士仁人,再到孔子,这些古圣先贤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的使命。因此,面对大量乐章乐礼的消逝,孔子以思想家和音乐家的双重身份对诗进行重新整理,“三一百零一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史记的记载未必精确,但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是不行否认的。孔子不仅注意乐章的传承,并且认为乐是治国体系中不行或缺的一部分,“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
16、之冕,乐则韶舞”这里的“为邦”即是治国、为政的意思。孔子注意礼乐教化,重视乐教,这是对西周乐教制度的继承发扬。不管是弦歌诗经,还是提出“乐则韶舞”,孔子最终要继承和发扬的是周代礼乐文明的道德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在孔子思想中换了一个面目出现。这种道德精神不仅属于贵族,而且属于每一个人,构成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在继承礼乐道德精神的基础上,孔子为中国乐教打开了新局面。二、孔子乐教思想的开创性孔子声称自己对古代文化是“述而不作”的,事实上孔子是述而后作,或者是以述为作的,这才是孔子传承文化的方法论。“述”就是继承,“作”就是要创新。仅仅“述”是不能解决文化传承问题的,必需结合时代改变给予传统文化以新时
17、代的合理性,才能发挥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文化的新生。“作”或者说创新是文化传承的必由之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即在于起先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予以理论的依据”4308,孔子正是将西周礼乐文明所蕴含的道德精神进行理论化的提升,使之人格化、生命化,开创了中华民族礼乐文明的新时代。早在孔子之前,礼崩乐坏即引发了春秋士人包括晋臣女叔齐、子大叔等对礼乐的重新思索。“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擅长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行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
18、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擅长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左传昭公五年)这段话说到鲁昭公访问晋国,昭公在各种仪式场合中进退应对都合于礼数,没有失礼行为。但晋臣女叔齐却指责昭公并不真正懂“礼”,而只是熟识表面的仪节。女叔齐提出了“礼”“仪”之辩的问题,认为鲁侯只知“礼之末”,而不知“礼之本”。郑国的子大叔提了同样的问题,“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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