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巫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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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JoI瓜NAL OF NAN1ING UNIVERSITYf坠堂竺出：堡竺型坚型塾型量生竺2墅i z垫!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巫强 崔欣欣徐子明(南京大-g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210093)摘要：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政府竞争行为特征会发生系统性变化，进而改变政府竞争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使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在构建2002-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存在双重门槛，由此可以被划分财政分权的低、中、高三阶段。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低财政分权阶段，政府竞争加强会

2、阻碍出口增长；在中、高财政分权阶段，政府竞争加强都将促进出口增长，但在高财政分权阶段，这种促进作用会弱化。这为理解我国入世以后出口高速增长和近年出口增速下滑的完整变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因素解释。关键词：政府竞争；出口；财政分权；面板门槛模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6731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24，15ZDA0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JYll9，14BGL006)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出口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2002年后，中国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优势，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出口贸易年均增速20以上的辉煌成

3、绩。虽然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滑为一16，但在2010和2011年又迅速恢复到2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到了2012年，我国出口年增速突降到8以下，随后进一步下滑，2015年出口贸易增速为一28，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出出口增长的数量目标。为什么中国出口的高增长无法维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当一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超过10之后，其出口增速就会下降。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5年占世界出口市场份额为134，出口增速下滑也在情理之中。从国际贸易学经典的要素禀赋理论来分析，中国出口增长所依赖的传统要素禀赋优势正在丧失，劳动力与土地成本

4、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剧，这些都无法支撑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持续扩张。在中国旧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新的要素禀赋优势尚未完全建立的前提下，出IZi增速下滑也成为必然。但中国出口增长除了有赖于发挥内部要素禀赋优势、抓住外部全球化红利外，还无法忽视政府竞争这一重要制度因素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或简称为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大制度特征，它也会促进各地区出口的竞争性增长。我国政府竞争关系的形成经过了历史的演变，周业安、赵晓男(2002)认冒万方数据为当前政府竞争关系源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兄弟竞争关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这种竞争关系演变成为独立经济主体之间的

5、关系。地方政府官员变成了“企业家”，以各种手段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其中就包括鼓励出13。发挥出13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扶持出13企业，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待遇，不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实现拉动就业，提高税收等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出13不仅成为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直接成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之一，被纳入其考核指标体系中。各地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都习惯于将出13增长的数量目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绩效的核心指标之一。必须指出，我国作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在国家治理中除了纵向转移支付外，鼓励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横向手段。政府竞争有助于推动不同区域

6、之间的发展水平趋同，进而减少乃至消除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在此意义上，我国政府竞争格局依然存在，它与近年我国出口增速下滑现象之间产生明显的不一致。为什么政府竞争依旧，但出口增速下滑幅度如此之大呢?虽然世界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丧失，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该现象，但是否存在着政府竞争对出口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呢?这就是说，当政府竞争程度加强时，出13规模并不是等比例的线性增长，而是体现为不同的阶段特征。在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程度加强对出13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有差别。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政府竞争强度加强会迅速促进各地区出口，但是当中国经济已经步人中等收入国家后，政府竞争加强对出

7、口的促进作用将会弱化。虽然政府竞争依旧，但出口的竞争性增长路径可能走到了拐点。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这就是政府竞争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如果这一理论猜想成立，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政府竞争与出13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年我国出口增速下滑的必然性，更好地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规律特征。本文重点研究我国政府竞争影响出口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竞争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临界门槛。这些门槛就划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本文力图探索在不同的阶段中，政府竞争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机理是否存在差别，是否存在着“正向影

8、响”与“负向影响”、“强促进”与“弱促进”之间的阶段性交替转变。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阐述政府竞争非线性地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机理，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设定与衡量指标数据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解释，第五部分是简要结论。二、政府竞争非线性影响我国出口的机理阐释中国情景下的政府竞争与西方学者的理解有显著不同。早期国外学者(Tiebout，1956；Salmon，1987；Besley&Case，1995)认为西方体制下的政府竞争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标杆竞争，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选民的认可与投票支持，彼此之间努力竞争并体现出能被选民识别的业绩，其关键就是要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如果地方

9、政府无法提供足够优质的公共品，选民不仅不会投票支持地方政府官员，而且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该地区。Breton(1998)将这种政府界定为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竞争性政府，但中国情景下的政府是在“经济增长领域”的竞争性政府，其竞争是“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Caldeira，2010)。地方政府之间“自上而下”标杆竞争的体制背景是，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派驻机构，官员任命都由上级决定，所以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目的更多是获取上级政府的认可，从而地方政府官员能获得相应的晋升机会。Li&Zhou(2005)、周黎安(2004，2007)将这种政府竞争的冒南京大学学报一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二O

10、=八年第五期万方数据本质归纳为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地方政府官员要通过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使当地获得比周边地区更好的经济增长成绩，由此来增加自身晋升的机会。换言之，中国情景下的政府竞争是政府官员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尽管陶然等(2010)发现省级GDP增长率对省级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乔坤元(2013)证实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依然在我国广泛存在，经济增长是衡量当前我国官员考核和晋升体制的最适当指标。这种政府竞争往往导致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债务增加等诸多弊端(李江，2012；杨大楷等，2014)，所以我国已经在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中逐步加入生态文明、社会保

11、障等多方面的考虑因素，但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出12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说明，出口增长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我国通过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出121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出12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这是各级政府的共识。与此对应的是，现实中各级政府在经济规划中，普遍将出12I增长的数量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业绩的核心指标之一。所以，无论是将出12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手段，还是将出121数据作为衡量当地经济成绩的指标，地方

12、政府必然会向出口行业或企业提供鼓励扶持的优惠政策。在政府竞争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引资竞争(张军等，2007)，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低价土地、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甚至为此展开逐底竞争。这种引资竞争一方面是为了带来外部资本投资，能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很多外资是以外向型生产为主，产品以出口到国际市场为主，所以这类引资竞争也是政府鼓励出VI，以此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但是不同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周业安、赵晓男(2tx)2)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模式划分为进取型、保护型和掠夺型三类。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达水平差别较大，发达地区更倾向于进取型竞争行为，而欠发达

13、地区更倾向于掠夺型竞争行为。例如发达地区更多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吸引资源投入，输出产品；更多投资软环境建设，积极培育税源，实现政府与企业、居民的共赢。不发达地区则可能仅追求本位利益，大量行政性收费掠夺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剩余。又例如在发展当地经济的思路上，发达地区政府会通过提高当地专业化水平，与周边地区竞争合作，通过出口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地区对自身专业化优势认识不清楚，缺乏清晰的发展战略，更多是通过保护本地市场来搞活现有企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政府竞争行为的差异也体现在出口扶持及鼓励方面。虽然它们都可能意识到出口对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关键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财力

14、去支撑其出口扶持政策。如果地方政府要为出口行业或企业出口活动提供优惠信贷贴息、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或者有针对性地改善出口企业的基础设施，这些都离不开各地方政府的财力作保障。在政府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首先要满足刚性的公共财政支出，涉及行政机关与教育系统工资、行政费用、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拥军优抚、水利建设等多方面。如果地方政府连刚性财政支出都满足不了，那就要么借债，要么对当地企业增税，不可能真正实施对出口的扶持政策。在地方政府财力超过刚性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根据不同支出领域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否能直接显著，是否能短期见效，是否易于实施等标准，将不同支出领域进行排序。优先级

15、最高的支出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型工程项目(张军等，2007；李江，2012)，而出El扶持显然不是地方政府最优先支出的重点领域，只有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前提下，它才能真正实施出口扶持的相关政策。上述分析表明，政府竞争虽然会导致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持出口行业或出口企业，从而扩大当冒巫强等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万方数据地的出口规模，但是这一作用机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正式建立，其目的是让地方政府逐步提高财权比重，使其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展当地经济。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按照不同税种、不同比例的方式划分财政收入，从根本上决定地方政府的财

16、力水平。在动态视角下，我国财政分权的进程的确逐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力，但在不同的财政分权阶段中，政府竞争程度加强并不会都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出口的扶持力度。政府竞争是否能促进出口增长，这还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财力，是否有强烈的意愿去扶持出口行业。所以在财政分权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程度加强对出口的影响作用体现出阶段陛差异，政府竞争加强并不导致出口单调增长，这就是政府竞争影响出口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在低财政分权阶段，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政府竞争大多表现为争夺经济发展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这种政府竞争加剧反而会不利于出口增长。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是一种相对的绩效标准，因此即使本地区经济状

17、况发展得不理想，但只要相比其他地区发展得好，就具有较大晋升机会。地方政府采用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应对政府竞争，造成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稀缺的政府财力主要被投入刚性公共支出领域，没有多余财力专门扶持出口；另一方面，这种以邻为壑的竞争行为严重阻碍国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限制具有区位和基础设施优势的地区利用其他地区要素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极大提高当地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这既不利于本地区的出口增长，也不利于周边竞争地区的出口增长。在中等财政分权阶段，地方政府在满足刚性的公共财政支出之外，有足够的财力投资改造基础设施，有可能真正实施对出口的扶持政策。在该阶段中，如

18、果政府竞争程度加强，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会更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更加重视各类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设计与落实。首先，地方政府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这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提高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大量研究已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提高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比较优势(盛丹等，2011；盛丹、王永进，2012)。其原因在于企业出口要承担相应的出VI成本，包括长距离运输的成本；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能降低这类出口成本。其次，地方政府在拥有足够的财力后，才会更多关注发挥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口扶持政策才会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更多的财政资金才能被投人针对出口行业或

19、企业的扶持政策中，例如落实引资优惠、贷款贴息、专利申请、品牌培育等多方面。再次，地方政府也会更加强调当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建设，构筑更加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并减少对当地企业的掠夺和干预，改善当地企业的营商环境并降低其经营成本。这些都有助于当地出口企业真正提高竞争力，从而有助于当地出口增长。在高财政分权阶段，地方政府有更加充裕的财力，既能满足基础公共服务等刚性支出，又能实施各类经济增长的促进政策。此时政府竞争强度加强，地方政府不会陷入其在低财政分权阶段时的困境。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类似，地方政府会投资基础设施，推行出口扶持政策，完善当地经济的市场运行机制，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这些都

20、会提高当地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促进当地出口增长。但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不同的是，本阶段中地方政府会实施更加积极的经济政策，包括更主动寻找并规划支柱产业或新兴产业，以支持未来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当地方政府都在竞争压力下，纷纷实施这类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时，区域间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就会出现。地区之间缺乏差异化竞争，都瞄准若干相同的支柱产业或新兴产业。这些产业都将面临市场份额不足，甚至面临新一轮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企业缺乏足够的产业成长空间，难以成长为具有雹南京大学学报一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二。二八年第五期万方数据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所以，在高财政分权阶段，政府竞争依然总体上促进出口增长，但这种促进 I

21、作用可能会被削弱。 l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之间可能的复杂关系，在研究中有三种观点。第 l罢一种观点强调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具有独立性，会平行地影响其他经济现象，所以实证模型将财l政分权和政府竞争设定为两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李勇刚、李祥(2012)，巫强等(2015)，吴群、李永l警乐(2010)和邱栎桦、伏润民(2015)都采取这种做法，分别研究城市房价波动，省级出口，土地财政l竞和地方债务扩张。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政府竞争的原因，张军等(2007)就提出中国 l量政府较高程度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高度集中相结合，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简单的标尺竞争，形成为增 l晶长而竞争的共识与激励

22、，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竞争。王文剑等(2007)也认为中 l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导致各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第三种观 I君点认为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之间存在交叉影响，彼此会通过对方去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实证模型 I口就设定两者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刘建民等(2015)，任志成等(2015)，李根生、韩民春I：(2015)，张宏翔等(2014)和崔志坤、李菁菁(2015)都采取这种做法，分别研究环境污染，地区出 l线口，雾霾治理，地方公共卫生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l萎本文的机理分析表明，财政分权程度会制约地方政府竞争的财力，从而会使其在不同财力水

23、 l应平下采取不同的竞争行为，这又进一步导致当地出口规模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这和现有文献I、竺都有所区别。本文更强调在不同财政分权程度的各个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规模的影响 !机制有阶段性差异，所以总体上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为了验证上述机i理是否成立，本文采取面板门槛模型，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划分出财政分权不同程度的若干阶段，分别估计这些阶段中政府竞争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这些估计系数的差异就体现出财政分权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总体上就证明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的影响非线性。三、实证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描述(一)面板门槛模型的设定根据上述机理阐释

24、，实证研究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要识别出财政分权的可能门槛值，并根据门槛值划分相应的阶段；第二步是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的估计方法，分别估计在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对出口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分权的可能门槛，传统方法是人为根据财政分权程度来设定虚拟变量，但这种方法过于主观。当前主流方法是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内生识别出临界门槛值，避免人为设置虚拟变量带来的偏误。同时，为避免遗漏可能的多重门槛，Hansen(1999)先假设存在一个门槛值，然后逐步扩展到两个乃至多个门槛值。本文仅简要介绍仅存在单门槛的模型设定，多门槛的模型设定与识别以此类推。财政分权单门槛模型如式(1)所示，按常用处理

25、方法，相关变量都取自然对数。lnexpi，。=30+卢1lncompi，。，(1nfai。s妒)+伤lncompi。I，(1nfai妒)+见互+占n (1)其中，lnexp是因变量出口规模，财政分权lnfa“是门槛变量，妒是待识别的门槛值，它将财政分权程度划分为两个阶段。，()为指标函数，lncomp“是政府竞争变量。当财政分权处于不同阶段，即满足lnfd妒或lnfa。9时，政府竞争的系数分别是卢。和尾，它们就被解释为政府由于篇幅限制，这里略去门槛识别的具体原理与详细步骤。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Hansen(1999)。trot万方数据竞争加强对当地出口的不同影响力度。zc是一系列控制变量，以为相

26、应控制变量的系数。i,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构建20022014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统计数据缺失较多，所以略去。因变量出I=I规模(1nexp。)的衡量指标有多种选择，例如出口总额、人均出口额、出口增长率等。为了消除各省人口规模不同的影响，并降低异方差，本文采用人均出口额的对数来衡量出口规模。其中各省货物出口总额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来统计，并按当年人民币年平均汇率由美元金额折算为人民币金额，单位是元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竞争(1ncomp“)的衡量指标有一定困难。许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存在诸多争议，他们各自构造的指标不一致。傅勇、张晏(2007)的研究中采用外资

27、企业负担的相对实际税率来表示地区间的竞争程度，但该算法存在缺陷，可信度较低。当前地方政府官员的锦标赛式晋升竞争主要是通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的，因此本文采取张军等(2007)的做法，选取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门槛变量财政分权(1nfd“)衡量采用收入法，这也符合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吴群、李永乐，2010；张宏翔等，2014；崔志坤、李菁菁，2015)，构造省级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省级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人均中央财政收入)，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财政分权的程度越大，该省财力越雄厚。控制变量(z。)包括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1nreer)、物质

28、资本(1npfa)、基础设施(1nroad)、市场规模(1nmar)。汇率会改变出口产品的国外定价，显然会影响出口，因此本文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控制变量。要素禀赋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禀赋对出口的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各地区按注册类型分全社会年末固定资产投资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来反映各省的物质资本禀赋水平，单位是元人。基础设施完善会提高当地出口企业竞争力，因此本文选取各省陆地拥有的铁路里程及公路里程来控制各省的基础设施差异，单位是公里。为控制我国各省内部市场规模差异对出口的影响，本文选取各省年底人口总额来衡量市场规模控制变量，单位是万人。各省的出口规模、年末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口规模、铁路及公

29、路里程、年底就业人数和预算内中央财政支出与收入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预算内各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实际利用FDI数据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表1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囵南京大学学报一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二。二八年第五期万方数据四、实证结果及其解释(一)门槛识别结果表2是不同门槛检验得到的F统fi-it和采用自抽样方法得到的P值。表2门槛iy,s,l结果注：采用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P值和临界值，且进行随机分组时，每组至少包含踟个观测值。、气t盼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表2说明，财政分权依

30、次通过单门槛和双门槛检验，分别在l、5的水平下显著，但是没通过三门槛的显著性检验，所以财政分权存在两个门槛值，分为三个阶段，本文设定双门槛模型如式(2)所示。lnexpi，t=卢o+卢1 lncompi，I，(1nfd。s妒1)+卢2lncompit，(妒I92)+oo互+sn (2)相应的妒门槛估计值和其对应的置信区间见表3。该表说明财政分权第一个门槛值妒。为-1079，第二个门槛值9：为一0651。财政分权可分为低分权程度(1nfd s一1079)，中等分权程度(-1079一0651)三个区间。表3门槛值估计结果(二)我国财政分权程度所处阶段的演变与区域差异分析表3识别出两个门槛值，将财政

31、分权程度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2002年以来我国实际的财政分权程度究竟处于什么阶段，是否经历了阶段的演变呢?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计算2002-2014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平均程度，分别是我国财政分权程度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以各省出口额的全国占比、各省GDP的全国占比为权重的财政分权加权平均值。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2002年至2014年这三个指标值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均体现出不断升高趋势，并且大部分年份内，全国财政分权平均程度保持在中等财政分权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以各省出El额占比为权重计算的全国平均财政分权程度在2013年超过高门槛值，另两个指标值也接近高门槛值。我国已经逐步进入高财政分权区间

32、，财政分权程度的这一阶段性转变可能意味着，同等的政府竞争强度加强对各省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发生变化。当然，这一猜想是否成立，还需要下一步实证分析中对岛和风的估计结果来验证。本文还分区域计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平均程度。从区域的角度看，2002年至翻巫强等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万方数据2014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平均程度均表现出总体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三个指标在不同区域都体现出较好的一致性。但是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财政分权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政府竞争加剧在不同地区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差异。具体来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一直超过高门槛值一0651，中部

33、和西部地区在2005年前财政分权程度都低于低门槛值1079，但在2005年后，中西部省份财政分权程度超过低门槛值，保持上升趋势但没有超过高门槛值。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不同省份财政分权程度所处的阶段，本文分别计算20022014年我国各省财政分权的实际值。大多数省份财政分权程度在样本期内虽有波动，但总体上都不断提高。四川、贵州、甘肃、广西等少数省份早期财政分权程度小于低门槛值，但是近年来所有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都已超过低门槛值。北京和上海是样本期中，财政分权程度出现一定下降趋势的两个省级行政单位，但它们仍处于高财政分权程度阶段，都超过高门槛值-0651。在2014年，我国30个省或直辖市的财政分权程

34、度均处于中等财政分权或高财政分权阶段。12个省份处于高财政分权阶段，分别为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新疆、上海、江苏、重庆、浙江、广东、福建以及海南。18个省份处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分别为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西、广西、山东、云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相比而言，东部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更高，基本处于高财政分权阶段，而中西部省份大多位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三)非线性效应估计本部分在确定财政分权两个门槛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估计式(2)，识别出在低、中、高三阶段内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的具体影响，并分析这三个阶段中是否存在政府竞争加强促进出口增长的非线性效

35、应。估计结果见表4(见下页)，第(1)、(2)列是混合回归估计结果，(3)、(4)列是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这都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典估计方法。(5)、(6)列是差分GMM估计结果，(7)、(8)是系统GMM估计结果。这些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差异在于，因变量出口的滞后一期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以反映出口变动的惯性。差分GMM和动态GMM中都报告AR(1)、AR(2)检验的P值，结果表明方程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另外Sargan检验P值都为1，说明工具变量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约束条件的原假设。表4中每种方法都是先估计核心解释变量，然后加入控制变量重复估计，

36、这样能更好检验结果是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表4虽然采取多种估计方法，但主要结论很稳健，政府竞争对出口的影响的确体现出非线性效应。在低财政分权阶段，即lnfa冬一1079时，政府竞争变量的估计系数一致显著为负，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竞争加强导致各省出口减少。政府竞争强度加强1，各省出口规模将缩小0046-016。当地方政府普遍财力有限时，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为地方保护主义，采取“以邻为壑”式的竞争手段，不仅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实施出口行业扶持政策，而且可能会掠夺当地企业，以满足其刚性公共支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竞争程度加强不利于企业先在当地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提高自身竞争力后出口，所以当

37、地出口规模反而下降。在中等财政分权阶段，一1079一0651时，政府竞争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政府竞争加强依然会促进各省出口增长。但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的促进力度相比，这种促进力度有所下降，政府竞争强度提高1，出口将增长0038一0187。该结论与机理分析一致，在高财政分权阶段中，地方政府财力雄厚，能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政策可能导致产业同构与重复建设，反而会削弱当地企业出口竞争力，所以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下降。表4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注：(1)表中依次为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估计结果。(2)每种估计方法的第一列为核心解释变

38、量回归结果，第二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3)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t气盼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l。总体上，在低财政分权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负向影响出口增长；在中等财政分权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正向影响出I：I增长，且此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在高财政分权蟹巫强等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万方数据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依然正向促进出口增长，但该促进作用弱于中等财政分权阶段。结合我国财政分权程度的现实演变，2013年我国逐步进入高财政分权阶段，2012年后我国出口增速下滑明显，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并不是巧合。因为表4的实证结果证明高财政分权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强对

39、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削弱，政府竞争影响我国出口的非线性效应为理解我国近年出口增速下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表4中控制变量系数估计结果大多都符合理论预期。lnreer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各省出13规模；lnpfa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资本积累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变量Inroad和市场规模变量lnmar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五、结论与启示中国出口从高速增长逐步进入增速下滑阶段，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一重要现象的原因解释涉及多方面，本文提出可从政府竞争对出口的非线性影响角度来加以理解。在财政分权的不同阶段中，政府竞争行为会随着其财力多少而发生差异。在低财政分权阶段，由于财力有限，甚

40、至连满足刚性的基本公共支出都不够，地方政府更多采用以邻为壑等竞争方式，倾向于掠夺当地企业，不利于提高当地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扶持出口行业。政府竞争加强在此阶段中会负向影响当地出口。在中等与高财政分权阶段，地方政府有足够财力去投资基础设施，扶持出13行业，改善当前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效率，这些都会提高当地出13企业竞争力。此阶段中政府竞争加剧会促进当地出口规模扩张。而且高财政分权阶段，地方政府由于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可能导致重复建设与产业同构，削弱了政府竞争加剧对当地出13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2002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将财政分权设

41、定为门槛变量，识别出财政分权具有两个门槛值-1079和-0651，从而划分出财政分权低、中、高三个阶段。然后本文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的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的差分GMM和系统GMM四种方法，估计出三阶段中政府竞争变量的系数。研究结论很稳健地证明理论分析的结论。随着财政分权从低程度阶段进入中等程度阶段，再进入高程度阶段，省级政府竞争强度加强会先阻碍出13增长，再强烈促进出El增长，然后这种促进作用有所弱化。这就从总体上体现为政府竞争影响出VI的非线性效应，政府竞争同等程度的加强，在财政分权不同阶段中，并不是一味促进出口增长，而是经历阶段性的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随着我国实际财政分权

42、程度逐步接近或超过高门槛，政府竞争加强导致地方出13竞争性增长机制会弱化，过去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趋势难以维持。这既解释我国自2002年以来出13高速增长背后的制度因素，又较好解释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速不断下滑的现实困境。未来我国出13要保持稳定增长，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发挥政府竞争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该作用依然有一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我国要避免对出13规模增速的片面关注，应该更强调积极培育新的出口比较优势，通过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来推动出口结构优化。参考文献：崔志坤、李菁菁，2015：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产业结构升级，财政研究第12期。傅勇、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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