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法律治理——基于系统协同控制理论的视角-翟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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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法律园地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法律治理基于系统协同控制理论的视角翟凯,何士青(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公共决策事关民生社稷。行政“一把手”基于职位特点对公共决策影响巨大,这也导致当前公共决策中某些腐败问题频发。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成因复杂,运用“三元交互决定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成因有领导干部首长负责制的悖序运行、政府决策制约机制先天漏洞的存在、公共决策中利益冲突有效规制的失位等。“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治理需要在复杂的多系统环境下进行,系统协同控制理论为之提供了思维的向度,通过建立公共决策复合协同控制模型并重设决策做出体制
2、、利益表达机制、议事民主技术和决策责任终身追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对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行为形成法律规制,从而有效遏制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关键词: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三元交互决定理论;系统协同控制理论;法律监督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一013410公共决策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为解决公共事务中的问题而制定公共政策的行为。正确的公共决策既有赖于科学的决策体制和决策方法,也有赖于决策者良好的能力和素质:在我国,行政“一把手”(即行政机关主要领导,下同)基于职位特点而成为公共决策权的主要掌握者和行使者,行政“一把手”正确行
3、使公共决策权是公共决策正确的前提和基础。从现实看,我国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已非个案,正如马怀德所说,由于在行政决策权领域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规范,导致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违法、随意和滥用决策权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原则上的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被直接架空,影响恶劣:Il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贻害无穷,加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治理成为法治反腐的题中之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陛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啐文将基于系统协同控制理论对行政“
4、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法律治理进行探讨和分析。一、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及其危害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及其治理渐为学界所关注,虽然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决策腐败概念的提出是对当前我国党政部门“一把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造成严重危害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它是指公共决作者简介:翟凯(1987一),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何士青(1964一),女,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中共湖北省委2015年度决策支持项目“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调研湖北法治反腐制度建设研究”(HBSwKT0150018);湖北省人
5、大常委会理论研究项目“我国人大反腐机制及其完善研究”(HBRDYJKT2015234)。134万方数据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现代政府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政府代表社会公众意愿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判断与选择,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方式决定了行政“一把手”们在公共决策中举足轻重,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对社会公共治理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3】(p2悼245我们认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是指行政“一把手”作为公共决策的重要权力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对公共权力进行非公共运作,偏离公共职责,为其自身或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的腐败行为,这一行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展
6、具有并发|生。“决策勃行一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流程,“一把手”在公共决策时仅实现了对资源、利益的初次分配,其要想公共决策腐败的行为能够持续顺利进行,就需要“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接应,因此,公共决策腐败在这一点上就成为诱发多种后续权力腐败的“病源”。m协7)二是腐败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据有关调查统计,当前80以上的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问题是在查处其他案件过程中被举报或被牵连发现的,而通过财产申报、干部离任审计、干部任用审查等主动审查制度和其他干部、群众的主动举报等方式发现和查处的不足10。【3】(坤)因此,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暴露有别于其他腐败类型,多局限于案件牵连,存
7、在较大的偶然性,及时查处的难度大,这也促使某些腐败分子较易产生侥幸心理。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严重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以手中权力为依托,干预经济生活,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例如,在制定和修改法规、政策,发布政府决定和命令的过程中,有的行政“一把手”通过手中的权力进行选择性立法和法律解释,牺牲公共利益获取个人私利或为他人牟利,“郭京毅案”、“郑筱萸案”就是此类典型。a有的行政“一把手”在公共工程建设过程中收受贿赂,出卖手中权力,为开发商、承建商谋取不当利益,这种情况在“海口规划腐败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其次,行政“一把手
8、”公共决策腐败毁坏吏治。行政“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要划颐利实现腐败预谋,为巩固权力地位就需要拉帮结派,为利益输送方便就需要任人唯亲,这便容易形成官官相护的腐败集团。再加上“把手”所掌握和调配的是广大的公共资源,属于稀缺职位。腐败者会因这位子的巨额回报而蠢动,通过买官、跑官、贿选等方式以求获得任命。由于职位的获取花费了一定的贿赂成本,因而身居职位后势必变本加厉谋取私利,成为引发其他腐败的动因。二、“三元交互决定”模型下的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成因分析要实现对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法律治理,需先对其公共决策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私有制根源理论、现代化理论、寻租理论等有助于我们“郭京毅案”参
9、见普沙岭:郭京毅案警醒“立法腐败”,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6期;“郑筱萸案”参见陈宇峰:郑筱萸案背后:制度的生死时速,南风窗2007年第12期。“海口规划腐败案”参见翟兰云等:从张仕武案解读海口规划局腐败窝案,载检察日报2009年7月27日,第2版。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腐败的产生、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交汇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讲,腐败现象是私有制的伴生物,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观念就不会有腐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私有观念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具体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2、237页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10、提出了现代化造成腐败的理论。他认为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源与权力渠道,并扩大了政治体系的输出功能,同时造成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这些都为腐败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帮助。具体可参见美塞缪尔亨延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6卜62页等。有些学者将腐败定义为权力寻租:第一,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和不规范,运用各种违法手段谋取私利。第二,利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比如在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将公共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和市场分配资源的体系搅在一起,使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第三,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具体可参见郭建民:寻租理论与反腐败分
11、析,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l一4页等。135万方数据对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成因进行宏观把握,三元交互决定论则为我们分析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成因提供了一条更为直接的微观进路。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依据这一理论,环境、行为、个体三者相对独立但每二者之间都具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从而构成了影响主体活动的三元交互决定系统。【5】叫刚72)作为政治活动系统中一种非偶发性现象,行政“一把手”的公共决策腐败也体现出相类似的个体、行为、环境的互动影响特质。运用三元交互决定论构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风险形成机理,即是将官员个体、腐败行为、
12、制度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作为分析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1)。不过,官员个体、腐败行为与制度环境三要素之间存在互联关系并不代表每个双向间影响力的对称,在公共决策中任一项要素的作用因外来因素扰动而削弱都会带来另外一项或两项要素的突显,结果是使原本正三角稳定状态的模型外形改变,模型运动轨迹也随之变化。制度环境(法律监管制度)I一井牟千丘圄图2多元影响下的决策腐败案件动态演进过程步骤上的结果。通过从原点O做出实线射线T(代表决策的全过程时间)在各个线段层上滑动,可观摩一个特定时段内某决策腐败案件因各种关系交错影响而产生的动态运动。在图2的模型中,如果各点运动中受力均衡,每一层的纵
13、切面将一直以等边三角形面状态推进;如果存在力度向量的扰动就会形成不规则三角形面的推进(如图中的直角三角形面)。经对大量决策腐败案件生发过程的实证代人分析,我们总结发现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决策制约机制和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中的问题常会作为力度向量(如图2中的a、b等),暗中扰动每一案件模型中外部各变量在点面运动中的消长,其扰动有时甚至还会推动三元交互关系原点O的移动(如图2中O移向01、02等)。运用两图中的模型对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图1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风险形成的”三兀交互决足”模型腐败成因进行分析,具体如下。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一模型运动 1领导干部首长负责制的悖序运行。的外
14、部,利益粘连度是一个外部主观变量,法律风 图1的三元交互模型表明,制度环境的优劣决险缺损度和外部环境干预度是两个外部客观变量。 定了“一把手,个体良性价值理念的养成度,反过来由此将前述基本的三元交互分析框架缩为原点O, 养成的理念也会对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就形成了当这三股外部变量作用于其上便形成一个完整的 两者间的交互关系。我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一“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风险评估三维坐标系(如图 把手,的公共决策是其重要内容。然而,这一制度的2)。此时如在此坐标系的x、Y、z三个面轴上分取 实际运用中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给某些“一把不同的点,可代表特定决策腐败事件发生中这三股 手,公共决策
15、腐败提供可乘之机,致使劣度交互关不同外部变量作用值的大小,我们可将图2中列举 系产生。的三个轴面上生发的点相交的集合所形成的各波 首先,法律规制依据的外部缺损导致某些人利状线段层(不同决策事件中可能会是不同图形)看 用首长负责制为所欲为。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行作是三股变量作用在决策中每个细节举措内各个 政首长负责制,但规定偏向概括性的陈述。这种原宪法第86条:“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10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136万方数据则性规定的优点是为行政“一把手”依照自身施政理念进行灵活决策提供便利,但由于实践中各个
16、地区与部门的具体实施方式不同,不利于对“一把手”的决策行为进行细部控制。虽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一把手”作为决策者要接受监察、审计、司法等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但在现实的公共决策监督中,由于监察和审计部门受各级政府的领导,一些行政“一把手”在行政首长负责制下可以间接捏住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财政、人事等命门以影响其监督问责。虽然审计法规定面对监督阻碍时可以要求同级政府部门或其他有权机关介入处理,但是法条只是规定这类处理要依赖于与各类政府和主管部门间的协调,而行政“一把手”可能利用层级优势指使相关部门消极合作,让协调流于形式。其次,与民主集中制界分模糊导致某些人利用行政首长负责制破坏议事规则,强力维护个
17、体私利。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法律条文间的纵向关系上看,行政首长责任制是民主集中制的下位制度,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运行也要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既要尊重民主,又要树立权威,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度”该如何把握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可循。正是由于制度间的衔接不够且规则模糊,某些腐败者便在决策时依照自己事先的谋局,利用行政首长负责制挟制、干预甚至破坏民主集中制议事规则,为贪腐开方便之门。再次,问责监督机制设置失衡导致某些人利用首长负责制影响监督。哈耶克曾言:“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6】(印)然而现实中,一些公共决策腐败者常常利用行政首长负责制钻问
18、责之空,推脱个人责任。如,与行政副职之间的权责冲突,一些机关践行首长负责制下的副职分管制,虽有“谁主管谁负责”的明确责任承担,但该原则以直接分管者为对象,导致行政“一把手”在贪墨决策后却常让副职背黑锅。2政府决策制约机制存在先天漏洞。在图1分析模型中,从“一把手”个体行为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看,制度环境对行为模式产生的主动影响是较大的。在不考虑个体因素的主动干预下,制度环境对主体的行动选择很可能产生影响。结合图2三组外部变量运动来看,在缺损的法律规定和弱化的监督之下,“一把手”的预期法律风险较低,此时其逆向行为选择将反作用于制度环境,扰乱决策系统的正态发展。当前决策制约的制度围墙之缺可印证以上
19、分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决策权应完全属于民众选举的代议机关,各级政府部门行使的应是决策执行权。【,】(p27)但我国法律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漏洞却使权力机关的决策权旁落,政府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机关。这违背了宪法和法律关于政府是执行机关的法律定位,加之前述首长负责制的痼疾普遍存在,更可能会使公共事务的决策由于人民代议机关的实质缺位而失去其民主性、公共性,沦为“一把手”个人意志的体现,埋下公共决策腐败的隐患,这将导致整个决策系统中原本应存在的决策制约子系统的失能。一是人大会议制度的缺陷使政府决策执行权异化为决策享有权。虽然宪法第85条和地方组织法第54条均规定了各级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决
20、策机关,但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非常设机构,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且与会人数众多,短短的会期内不仅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还要审查和批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预决算的执行情况、制定和修改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选举等。同时,政府报告几乎涉及公共事务执行的绝大部分领域,许多领域所提到的问题专业、庞杂、烦琐。这些因素使得大多数普通代表既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深人讨论,也弄不清楚专业问题,无法提出具体意见,只能凭感觉和期望来发表看法。这就使各级人大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查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再加上受篇幅所限,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些问题只谈宏观目标,不涉及具体举措,真正的执行由各级政府部门另行决定。由此,实质意义的决策
21、权最终不在人大,而政府则从执行人大决策的机关变成自己决策再自己执行的机关,从而为行政“一把手”对公共事务决策的自行其是埋下伏笔。二是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的决策职能缺位。当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各级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多立足于对人大制度的后续补充,如日常对区域性“重大事项”的决定、“部分调整”国民经济和社宪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37万方数据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的执行等,无法触及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生活广泛而全面的实质决策,再者这些决议由于一开始就未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直接由政府提交人大批准,如果常委会直接对这些本就没有深人研究过的决议行使了部分调整、变更的决策权
22、,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难免会让人生疑。另外,虽然宪法第67条和地方组织法第44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本级政府的工作并可撤销其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从字面上看这些规定似乎表明政府是人大常委会的执行机关,但是从决策做出的逻辑顺序看人大常委会的这种监督和撤销都是决策的事后介人而非事前制约,因此对政府部门决策的影响效果甚微。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也难以有效约束“一把手”们的具体行政决策。三是政府的应急性决策演变为终极性决策。近年来,随着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频发,许多政府部门不得不做出各类应急性决策,但是我国目前尚无系统的法律法规来明确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该如何行使法外决策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在
23、紧急事态结束后,某些行政“一把手”借职权之便让一些利于其渔利的临时性决策得不到有序的清理和归置,久而久之它们便演变为终极性决策,这破坏了法律规则的正常制定和执行程序。3公共决策中利益冲突有效规制的失位。利益分配子系统是整个政治活动系统中的重要组件。就两图的模型来看,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人性私欲的基本判断,“一把手”在不良外部利益引诱下导致价值理念异变,这将引导其行为模式,而行为结果会反过来固化其与不良外部利益引诱之间的连接,这样双向的交互决定关系就形成了,这种关系的产物便是利益冲突。就行政“一把手”而言,其利益冲突集中体现为“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8】这一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如
24、果行政“一把手”在公共决策时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就会导致公共决策腐败,引起利益分配子系统运转失衡,致使决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引发社会危机。具体地说,造成的这些畸变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利益管制俘获”现象丛生。在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公共决策者与各种利益组织之间存在着征询、协商等互动过程。为了避免公共决策138出台后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碍,决策机关在决策中有时不免会对强势利益集团做出一些让步,而很多强势利益集团凭借其财力、人脉和名望等优势可以提前与决策机关沟通需求,满足决策机关所提的各种条件,并不时拉拢决策机关,作为回报或补偿为其攫取利益提供某些便利,这一现象被称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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