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语文教育史的意义(共6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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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学习中国语文教育史的意义暑假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研究生，参加中文系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其中欧阳芬教授为我们开设了中国语文教育史，感觉非常有意义。首先，作为语文教育的常识，中文系的学生及中学语文教师应当了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学了这门学科，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其次，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通过学习，可以使我们借鉴这些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第三，过去的语文教育走过不少弯路，通过学习，可以使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避免再走弯路。第四，作为新时期的语文教师，我们应将语文教改不断推向深入。但教改必须是在对传统教育熟悉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学习，我对传统教育

2、有了全面的认识，这就有利于进行教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的语文学科，在将近80年的发展历史中，似乎存在着几条明显的轨迹。一、“文”和“言”的分合1919年，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一文中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竞争。”因为语文学科归根到底是学习语言、学习语言运用规律的学科。那么它所要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是学习古代通行的“死语”呢，还是学习“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活语”呢?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不管是定学科名为“词章”，是“中国文学”，还是“国文”，要学生读的、写的，仍然都是文言文，即蔡氏所谓的“死语”。在这

3、个时期，“文”和“言”是分离的、脱节的。这种情况，对于培养和造就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新一代国民是非常不利的，就连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痛切地感到“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因此主张“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从民国元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兴起，鼓吹国语统一，提倡言文一致，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首先猛烈冲击着学校的语文教学。1916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黎锦熙等人联名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提案，第一次公开亮出了改国民学校的“国文”课本为“国语”课本的主张。到1920年，教育部便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

4、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随后，又进一步规定初级中学“国文”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于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之类，被编进了语文教科书。何仲英等人发表白话文教授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专门就白话文的教学进行理论探讨。这时，“文”和“言”长期分离的局面终于被时代潮流所冲破，二者在语文教学领域同时并存，汇为合流。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并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教材如何组合的问题。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文”、“言”分合问题。在二者的教材内容安排上，当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初中阶段全教白话文，高中

5、阶段全教文言文；一种主张是，初中文言、白话兼教，但按一定的比例，初一主要教白话文，随着年级递升，文言文的比重逐步加大，高中则仍然全教文言文；另一种则主张，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应该文言、白话兼教。于是，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出现了文、白混编和文、白分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文、白混编，就是在一册课本中，既选文言文，也选白话文，采用所谓“雨夹雪”的编排方法。文、白分编，就是同时编两种课本，一种专选文言文，一种专选白话文。这样，在教材处理上，“文”和“言”是分呢，是合呢?还是分中有合，合中又分呢?又成了人们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说到“文”和“言”的分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书面语与口头语的教授问题。

6、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科的教学仅专注于书面语，口头语完全被排斥在外。对此，早在1912年庾冰在言文教授论中已经有所觉察，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与文字，具此密切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强调要由语言入手来教授文字。尽管他的重视语言教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字教授，但毕竟已经意识到语言教授的不容忽视。此后，到五四时期，由于国语教育的推行，在学校语文科的教学内容中也曾规定要训练学生用国语会话，要训练学生演讲和辩论等等，但真正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口头语的训练的为数极少。因此，当时尽管白话文已经被引进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

7、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所以在总体上教的还都是以书面语为主，“文”和“言”的分离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十分显然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语文教学中对于口头语的严格训练的重要意义。因此，到1949年春，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就决定把过去“国语”“国文”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当时改学科名称为“语文”，其中的“语”，就是指口头语；“文”，就是指书面语。规定“语文”一科的基本任务在于对学生进行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全面训练。至此，“文”和“言”的分离问题才算通过学科名称的变更，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因此，从词章到国文，从国文到国语，又从国语到语文，学科名称的一再

8、变更，这决不只是字面上的歧异，而是反映着时代前进的足迹，反映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反映着“文”和“言”、书面语和口头语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日渐明确，日渐趋于统一。二、“文”和“道”的分合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的是义理、考据、辞章。其中的“义理”，是指探究文章的内容、文章的思想；“辞章”，是指探究文章的句法、章法，文章的形式；“考据”，则是指对于文章的语言文字和用典引语的考证辨伪，是为正确探究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的语文教学倒是讲究“文道统一”的；只是当时所谓的“道”，是封建伦理道德之“道”、儒家道统之“道”，而“文”，则是旧时的作文规范，

9、甚至是八股文的一些僵化了的程式。到新式学堂实行分科制以后，“文”和“道”却有了某种程度的分离，即把过去属于“道”的部分，主要靠独立设置的“修身”、“读经”这样一些科目来灌注；而“词章”或“中国文字”（小学）、“中国文学”（中学），则主要是熟悉和探究各类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的作法。“修身”、“读经”，也都要读文章，但重在内容、精神；“词章”等等，也要读文章，却重在形式、技术。民国元年以后，学校中取消了“读经”，保留了“修身”，但“国文”一科明确提出要“启发智德”，重视了读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这时，“文”和“道”又由分而逐渐趋于合。五四以后，一些思想文化界的革新派，鉴于语文教育中封建复古势

10、力的严重存在，坚决地要求在语文学科中着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例如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国文采用自编讲义，课文按思想内容、按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编组，有研究民主与科学的、自由与平等的，有研究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的，等等。教法是以各种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读文章，组织学生讨论问题，教师参予讨论并及时进行小结、评判。何仲英、沈仲九等人对“国文”科的这种教材教法，都曾经加以总结，大力倡导。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那些企图挽回封建道统颓势的遗老遗少们，又竭力鼓吹“读经”，想把语文教学重新引入宣扬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歧路。这新旧两派人物，他们要张扬的“道”显然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在语文教学上所坚持的做法却

11、有共同之处，即都割裂了“文”和“道”的统一关系，把“道”强调到脱离了“文”的不适当的位置。所以叶圣陶、朱自清两人在40年代回顾五四以来语文教学状况时曾经这样说过：“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作为一种时代印记，语文教学中“文”和“道”一度又产生了分离现象。对于这种“文”和“道”的分离现象，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思、讨论和实践，已经有所察觉。1920年，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语文教学应有“正”和“副”两方面的目的。“正目的”是：

12、要能说普通言语；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要能做现代应用文。“副目的”是：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他用正、副目的的概念正确概括了他对语文教学中“文”“道”关系的理解。在1925年，朱自清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反对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都放到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他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双重目的：（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并明确指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

13、。”在这里，朱氏第一次从理论上正确阐明了语文学科中“文”和“道”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们的主次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后来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从而推动了30年代语文教学的发展。“文”和“道”的分合问题，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又一条基本轨迹，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不断接近于完整、全面。三、“文”和“知”的分合这里的“文”，指的是各类文章；“知”，指的是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的百科知识。语文学科，既是一门很单纯的学科读的和写的都是一篇篇文章；又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教学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十分广泛。这“文”和“知”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又是现代语文教学发展中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在

14、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词章”或“中国文学”一科，都是以读写各类各体文章为基本内容的，所有关于文字、语音、句法、章法以及文章流别等等方面的所谓语文基础知识，一概融合在文章的读写中相机进行讲授的。因此，在那个时期，“文”和“知”是混合的。到民国元年以后，由于语文知识的系统研究有了某些进展，于是出现了在读写文章的同时，独立地、系统地讲授语文知识的状况，在中学里除了“讲读”“作文”以外，又设置了“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这类语文的分支课程。“文”和“知”相互分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从1923年到1928年这一阶段中，中学试行分科制和选修制，那时各校国语、国文科内设置的分支课程就十分繁复。据语

15、文教学法专家阮真的调查统计，当时语文学科所设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42种、69项名目之多。“文”和“知”的分离达于极致。从1929年起，中学学制又改为单一的普通科制，“国文”科的教学内容相应地也作了简化归并。按当时部颁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中、高中便只设“精读文”“略读文”“文法与修辞”和“作文”这四门课程。“文”和“知”从极端的分离又渐趋于混合。在这个时期，除了有了专门编撰语法、文法、作文法等属于语文基础知识的讲义或教科书以外，更多的人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方式，把有关的语文基础知识写成系列性短文，或穿插编排在课文单元的前后，或作为附录集中编排在每册课本之后，供教师相机行事，灵活使用。这

16、种种处理方法，大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至于在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这种“文”和“知”的分合现象也十分明显。最初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一般都是根据“以常识为内容，以语文为形式”的原则来编制的，“文”和“知”是混合的。五四以后，一些新进人物主张小学语文科应以学习儿童文学为主，教科书的编制强调文学性和趣味性，而不注重知识性，“文”和“知”趋于分离。抗日战争期间，又出现了国语、常识混编的教科书，既教国语，也教常识，一种课本双重效用，“文”和“知”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文”和“知”的这种分合聚散，交递更替，当然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和随心所欲的往复，它反映了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在组合方式、系列安排上的积

17、极探索。四、“教”和“学”的分合在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方法依然沿袭着过去旧式学塾的一套模式，即教师讲授、学生记诵，教师的注意中心在“教”而不在“学”。因此，“教”和“学”是分离的。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日本和欧美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学说的不断引进和广泛传播，教育界开始注重研究学生的“学”。当时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的主编张元善组织了一些懂得日文的编辑员，从日本的若干种教育期刊中编译了大量的资料，以“天民”的笔名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于是“自习主义”“自动主义”“学生本位主义”“自习法”“预习法”“渐明法”等等一些强调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新观念和新教法开始引起许多学校、许多教师的重视。陶行知根据“教学

18、做合一”的教育观，提出要把过去惯用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强调教学无非是“教”学生“学”，教和学应当合一。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文中，提出了自动式的预习和讨论式的讲授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所以在五四时期，语文教学在教学法研究方面，总的趋势是由“教”和“学”的分离转向“教”和“学”的结合。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等先后来华，广泛宣传他们“儿童中心主义”“儿童兴趣主义”和“在做中学”等一整套教育观点，而国内一些积极谋求教育改革的激进人士，在“全盘西化”的思想支配下，想把他们的一些做法不加分析地全部移用到国内，移用到本国的语文教学中来。在小学，开始

19、盛行“设计教学法”，取消固定的课堂教学，取消固定的教科书，只为儿童创设一种“生活情境”或“工作情境”，然后根据儿童在这特定情境中的需要选择教材，并相机开展各科教学。在中学，试行“道尔顿制”成为一种“时髦”，学校把教室一律改为“作业室”，教师把教学内容一律编制成分阶段、分专题的“作业”，学生在作业室里自动完成各科作业，教师只担任指导和评阅作业的工作。这样的做法，在诱导和组织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这一点上是可取的，但全部教学活动都以儿童为“中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科书的系统内容、教学活动的计划性统统被取消了，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教”和“学”的另一种形态的分离。30年代以后，上述那种生硬照搬

20、西方那套教法的状况有所改变，人们总结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积极研究“学法”的同时，也积极研究“教法”，并努力使二者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好地统一起来。许多人一方面发表探讨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的论文，另一方面针对过去片面强调学生“自学”的偏颇，着重研究教师如何实现有效的指导的问题。叶圣陶、朱自清在40年代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正确处理“教”和“学”的相互关系，是现代教学论的中心课题。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史上人们在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语文教学革新之路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五、“教”和“研”的分合我国的传统教育，衡量教育、教学的利弊得失，多半是凭借

21、教者直觉的印象和个人的经验，缺少客观的、科学的标准。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也仍然凭经验办事。教者是旧式文人，自己过去是怎么学的，凭以往的经验也就怎么教；编教科书的，熟悉过去的旧选本，凭以往的经验也就怎么选编课本。在这个时候，“教”和“研”是分离的。真正注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在我国也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就语文学科而言，在五四运动以后，曾经对常用字汇、常用词汇、文章作法、文章读法、文言文法、国语语法、阅读测验、阅读心理、汉字书写、新教学法等等作过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价值。例如对于汉字常用字汇的研究和统计，它不仅

22、构成语文行为研究的基础，同时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科学研究，以陈鹤琴为先驱。他在1921年就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从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等六种材料共55万多字中，通过分析，筛选出常用单字4261个，其中复现率最高的单字共94个。这是我国基于科学实验的一项最早的汉字字汇研究成果。此后，王文新（小学分级字汇研究，1930年）、陈人哲（大众实用字汇，1934年）、杜佐周和蒋成（儿童与成人常用字汇之调查及比较，1933年）、刘德文（市民常用字汇，1935年）等也都纷纷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推进现代语文教学科学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上述这类研究还

23、只是专家们在实验室、研究室里进行的工作，它们同实际教学还未必能直接地、紧密地结合；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实验学校的建立，就使“教”和“研”的结合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我国，最早自觉地运用实验方法来研究教育上面种种问题的学校，当推廖世承主持校务的东南大学附中。廖氏在1920年以后，根据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的指导，率先在本校开展了道尔顿制和非道尔顿制的对比试验。其中在语文学科进行试验的有穆济波、沈仲九、孙工等人。当时在该校附小任教的陈鹤琴也着手进行多种实验研究，如：“生字教学的讲解法与练习法之优劣比较”“中文横写与直写之比较”“注意写字与随意写字之比较”“毛笔、钢笔、铅笔书写之比较”等等。由于实验教

24、育思想的普及，全国各地的学校，特别是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验研究曾经蔚然成为一时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前期，“教”和“研”的结合已成了一股潮流，它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因失去了政治上安定的环境、经济上必要的实力而陷于瘫痪。即使如著名心理学家艾伟，有志于汉字心理、阅读心理的研究，并亲自领导着一个教育心理实验室，但终因得不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奉令裁并，研究人员，相率星散，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艾伟：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自序）当时，在抗日的大后方，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创办的国文月刊，算是为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提供

25、了一块可贵的园地。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就大学、中学、小学的语文科教材教法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因为有以往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作为基础，所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然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这些成果不可能成为全国广大教师据以改进教学的准绳。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我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教育行政部门从当时条件出发十分重视学校各科教学的实验和研究以外，国统区内只有个别矢志不渝的有志之士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一些实验工作（如于在春的“集体习作”实验）；绝大多数的学校和教师都不能不维持着“教”和“研”分离的局面。以上概述的五个方面，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轨迹。研究这些轨迹，研究它们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语文学科本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将有利于我们探索当今语文教学的改革之路。*本文及本专题其他的论文，均选自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拙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一书。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