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研究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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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问题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研究 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建立了 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 5 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 120个，合计面积达 646.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64.3%。民族地区人口问题的解决程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富强繁荣与富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 年和

2、1964 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 1982 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 100%机器汇总资料和 1%抽样资料（仅限于 100 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 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

3、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 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 1987 年和 1995 年的全国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1988 年全国生 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8 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 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

4、（张天路， 1992）反映了 20 多个民族的 100 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 1995）涵盖了对 9 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 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 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

5、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 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 04 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 33项目“中国 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 07 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

6、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 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早在80 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90 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 20 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 10 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 1992 年和 1994 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

7、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 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 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 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 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 1993 年出版了 由张天路主编、

8、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 21 个民族的 100 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 100 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 55 篇文，对 1990 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 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

9、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 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 1987 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 1999 年已发行了 48 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 80 年代出版了 10 本专著，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 10 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

10、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 张天路 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 90 年代出版了 31 本专著，发表了 500 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 40 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 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

11、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 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 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

12、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 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 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 路，黄荣清 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 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 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 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 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 1997），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 Zhang Tianlu 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

13、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 50 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 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 .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 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

14、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 1989 年出版第一版（约 20 万字）后，于 1989 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 32.3 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 、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

15、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 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 50 70 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 1971 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

16、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 1981 年 5 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 1982 年 12 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7、”。 1984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 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

18、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 1964 年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 3532.0 万人增长到 39998.4 万人，平均每年递增 1.11%； 1982 年增长到 6723.9 万人， 1964 1982 年平均每年递增 2.94%；到 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 9132.4人， 1982 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 . %；据 1995 年全国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 11123.8 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

19、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 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 1982 1990 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 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 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 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 1982 1990 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 1990 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 1982 199

20、0 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 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 13.4%上升为 16.3%和苗族由 21.0%上升为 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 25.6%下降为 18.5%、蒙古族由 30.9%降为 27.1%、回族由 25.5%降为 21.4%较为突出。到 1990 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 16.3）、哈尼族（ 18.1%）和朝鲜族（ 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 34.7%）、藏族（ 28.1%）和蒙古族（ 27.1%）。 1982 1990 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 0.6%上 升为 1.0%的升幅

21、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 2.3%降为0.7%。到 1990 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 5.2%）、藏族（ 3.2%）和傣族（ 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 1990 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 23.8 岁、 23.6 岁和 22.7 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 19.4 岁、 20.0 岁、 20.9 岁和 20.9 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 果中，有岁或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 穿裙子”、建“

22、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岁、男子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 10 14 岁和 15 19 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 24.67%和 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 10 14 岁和 1519 岁分别为 0.98%和 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 10 14 岁和 15 19 岁分别为 2.23%和 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 10 14 岁和 15 19 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 0.92%和 23.29%。 1982 1990 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

23、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 8.3、 4.5 和 4.3 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 6.9 个百分点。直到 1990 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 2.6%。 4民族通婚。根据 1990 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 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

24、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 10多年，即于 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 1989 年经 1981 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 80 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 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80 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 1988 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 19

25、89 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 1981 1989 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 53.86%、 35.79%和 34.89%。 1989 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 5.07）和维吾尔族（ 5.45），其次为藏族（ 3.97）和布依族（ 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 6.14）、塔吉克族（ 6.13）、德昂族（ 5.03）、景颇族（ 4.23）、怒族（ 4.22）和撒拉族（ 4.15）等。 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

26、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 15 19 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 103.1）、哈尼族（ 77.8）、维吾尔族（ 75.4）傣族（ 74.9）和柯尔克孜族（ 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 5.8），俄罗斯族（ 6.7），锡伯族（ 7.7）和朝鲜族（ 8.3）。 3.孩生育问题。 1989 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 40%以上者，孩及以上构成在 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个民族。 1989 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 15 19 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 3 孩，当然

27、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 1.6%）、哈萨克族（ 1.6%）、傣族（ 3.4%）和藏族（ 1.0%）生育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 10 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

28、 1989 年 7 月 1 日至 1990 年 6 月 30 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 14.45）、鄂伦春（ 17.96）、珞巴（ 14.80）、拉祜（ 12.78）、门巴（ 13.43、珞巴（ 13.19）、德昂（ 13.16）、鄂伦春（ 13.24）、景颇（ 11.94）、傈僳（ 11.27）、哈尼（ 11.24）、独龙（ 11.31）、怒（ 11.50）、达斡尔（ 11.31）、布朗（ 12.91）和土（ 10.62）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 5.01）、仫佬（ 5.15）、乌孜别克（ 5.74、锡伯（ 5.36）和满 5.79）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 50以上的

29、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个民族，其中在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个民族，而不足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个民族。 人口死 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

30、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 1982 1990 年， 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 1990 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 5 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 15 个少数民族，

31、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 8.54）、俄罗斯（ 8.12）、高山（ 7.99）、塔塔尔（ 7.60）、锡伯（ 7.15）和赫哲（ 7.11）个民族；相对最低（ 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 1949 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 95%以上。 1982 1990 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 15 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 44.5%降为 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 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 36.1%降为 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 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 6

32、0.2%降为 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 16.7%；回族文盲比率由 42.10%降为 33.1%，文盲人数增加了 0.9%；彝族文盲比率由 63.8%降为 49.7%，文盲人数增加了 6.4%； 侗族文盲比率由 47.2%降为 28.5%，文盲人数增加了 17.3%；白族文盲比率由 42.65 降为 30.2%，文盲人数增加了 . %；哈尼族文盲比率由 66.1%降为 60.4%，文盲人也增加了 8.5%（张天路 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

33、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 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 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 .莫里斯于 1997 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 PQLI 由婴儿死亡率、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

34、三种方 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 PQLI 值为 65，又把 PQLI 值分为高、中、低个等级， 80 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 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 95； 60 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 33，亚洲的平均值为 58。 1990 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个数值。 少 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

35、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 10 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 26 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 4 孩及以上孩次构成、 15 19 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

36、女平均初婚年龄、 15 19 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0 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 15 19 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 22 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 1998）。 在 26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 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 18 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 14 项和 11 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 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 8 项，京

37、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 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 6 项，哈萨克族 5 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 4 项，毛南族 3 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 4 个民族各得 1 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 55 个少数民族的 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 10 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 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 50 60 年代甚至在 90 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

38、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 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

39、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 15 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 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3500 美元以上（ 根据 1990、 1991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 15%；（ 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45%以上；（ 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 30%以下；（ 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50%以上；（ 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 95%以上；（ 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 80%以上；（ 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 10% 15%（ 7、 8

40、项根据 1988 年、 1989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 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 1000 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 3 小时内就医；（ 10）婴 儿死亡率达到 20左右；（ 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0 岁；（ 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 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 70 年以上；（ 13）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 2.0 左右；（ 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 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 30 岁；（ 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 PQLI）达到 80 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

41、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 在 1990 年的中国 56 个民族中，达 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 0 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 10 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 0 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 6 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 1 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

42、；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 还处于待起步状态。 2“人口 教育 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等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提高人均经济水平，为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工作和社会 养老等事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43、。总之，“人口 教育 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振兴民族经济的协调与良性循环，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有效途径。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 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

44、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 10 本：中国人口 .西藏分册（刘瑞 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 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 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 .西藏卷（常崇煊 1989）、边区开发论著 .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 1993）；中国简况 .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 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 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 .西藏卷（晋美多吉等 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 .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 1997）、 Population Development

45、 in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张天路 1997 年）等。此外，还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 西藏这块 1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 94.5 万人、 600 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 1000 万人甚至更有 3300 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

46、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 年人口普查 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 30 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 65 69 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 10.8%，分别比全国藏族（ 9.2%）维吾尔（ 0.2%）高 1.6 个和 10.2 个百分点； 60 64 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 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1.4%高 16.3 个百分点； 1959 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

47、在 3.01 3.85 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 5.0 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 430，平均寿命只有 35 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 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 90.6%，其中男性为 80.0%，女性为 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 91.4%，其中男性为 81.6%，女性为 98.1% 。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 1951 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 1959 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 1951 1959 年从和平

48、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 0.92%）； 1959 1965 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 3.10%）； 1965 1985 年从 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 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 1982 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 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 4.85%和 0.75%； 1990 年则藏族上升为 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 3.68%和 0.82%；到 1996 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96.3%、 2 .9%和 0 .8% 。 3.西藏人口预测。以 1990 年为 221.78 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 2000年分别为 263 .75 万人、 266 .51 万人和 209 .63 万人， 2050 年分别为 401 .00万人、 443 .10 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