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共6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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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 黄亚平 刘晓宁 摘要 所谓“语言认同”是包含名词性的“身份”与动词性的“认同”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一种人为的文化选择。本文讨论社团语境和个人交际语境中语言身份的认同性问题。社团语境中的语言认同包括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与语言社团的规模成反比;个人交际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随交际话题交集的不断增大而加强,与语言基调的丰富程度呈正态分布;这些现象是语言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英文的“Identity”这个词通常有两个含义:1)指人的“身份”
2、;2)一致。这两种意思都是相对静态的、名词性的概念,是指人通过一定方式获得的生理、社会、心理特征;如果考虑人类获得这一特征的过程,“Identity”这个词其实还有相对动态的动词性的含义,即“认同”。名词性的“身份”或“一致”与动词性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选择的结果,后者强调选择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本文所说的“语言认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但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其动态方面,故称之为“语言认同”。如果把语言认同看成是受各种各样因素制约的人为选择, 库尔玛斯(Florian Coulmas,2005)认为语言身份的认同并不是自然给与的,而是一种人为选
3、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因素的制约。那么,这种选择应该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两个方面。而且,它的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必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完成。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的相似度越高,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它就不再单单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而变成了文化的象征,具有了文化身份,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这种共同的语言身份特征,将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链接在一起,使他们即使处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语言认同的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社
4、团语言环境和个人交际环境。社团语言环境,是指由特定目的及言语特色形成的社会群体环境,包括处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某个民族语言环境,和同一语言内部地域方言和行业语言环境。从共性的社会语言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身份。社团语言注重该群体的共性身份,其成员通常会主动的接受这种语言身份,从而与其他成员一起形成文化、心理的共鸣,确立其文化地位。个人交际环境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共同语交流的环境,个人交际注重语言的殊性身份,从而受到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语言认同放在这两种语言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一、社团语境下的语言认同我们这里讨论的社团语境(speech community
5、)是指人类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具体的交际系统,即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社团、方言社团和行业社团。(一)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认同长期在外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经历,当他或她在工作、生活中突然间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时,会情不自禁的感到欣喜,一种亲切的感受油然而生,这就是一种语言心理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因语境不同而有程度差异:如果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相邻言语社团的话音同样能引起共鸣。一个西安人长期生活在说广州话的环境中,即使遇到河南人、甘肃人、新疆人都可能相互称呼老乡,同样,一个福州人如果长期生活在沈阳而又没有满足他或她说母语的愿望,即便是偶然碰到广州人、厦门人也会感到亲切的。当然,如果能有
6、与相同言语社团的人一起叙旧的机会,那他就不会首选与相邻语言社团的人交谈。中国各个高校差不多都有同乡会,同乡会有以省级为单位的,如山东同乡会、河北同乡会、山西同乡会等等;有以县市级为单位的,如烟台同乡会、聊城同乡会、临沂同乡会、曲阜同乡会等等。以什么为单位,不仅取决于会员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是否持同样的社团话语。相同言语社团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如果我们把同一个省区或大的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的划分,尤其是大行政区的划分,往往与话语社团的语言密不可分)的人称作“大同乡”,把小的行政区的人叫做“小同乡”,那么可以看出:在交际过程中,就交际者的心理期待值而言,说相同话语的“小同乡”的语言认同度比说
7、相邻话语“大同乡”的语言认同度要高。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内部的身份认同是有层级性的,语言身份与言语社团的大小成反向关系:同一语言内部言语社团越小,交际时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感越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甘伯兹(Gumperz 1966)曾在挪威的一个小镇作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居民使用两种方言:Ranamal 和 Bokmal。前者是地方话,后者是挪威北部的标准语。对外地人来说,单从语言形式上很难区分这两种方言,但是当地人却很容易区分。通过研究和观察,甘伯兹认为当地人能区分这两种方言,与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层次有关。这个小镇存在三种不同的交际网:当地出生的工人以亲属关系的网络连接在一起;从城市移民来的企
8、业主的关系网络遍及挪威;中间层次的商人,处于这两个网络之间。甘伯兹将这些关系网络分为封闭网络和开放的网络两种类型。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处于封闭网络中,后两处于开放的网络中。参见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2004 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1,244页。封闭网络与本地话相联系,说本地话含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强调本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阻隔;开放网络则与标准语有联系,强调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其语言交际的社区范围大,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多,而且复杂,这时认同度的形成只能靠共同语(标准语),认同程度相对也低;在这个
9、开放的网络中也存在很多个封闭的网络,这些封闭的网络言语交际社区范围小,人群集中、单一,当处于开放的网络之中时,他们很容易辨认出自己社团的语言风格,并积极融合进去,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高。上两个例子都是关于方言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方言体系,或者说一种使用共同语的社团中时,就会发现不同的行业社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即行业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创作中,现实主义流派大多提倡作家深入农村、工厂、基层体验生活,为的是写出地道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于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各行各业人群实际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
10、白洋淀派”,以刘呐欧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等等。不但文学作品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如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某个行业的生活状况,往往装扮成他们的样子,学着说他们的话,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情况都说明,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为这个行业所认同的语言。行业语言是各个行业的阶层的共同话题,这种语言的认同是社会行业分工、各种行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从甘伯兹和拉波夫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这是一种语言社团的社会心理趋同现象。由此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言语社团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交际时语言身份认同度的高低。言语社团规模越小言语表现形式的相似度和地域的集中程度越高,该言语社团的语言身份认同
11、度也就越高。(二)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语言身份不仅有保持共同文化纯洁性,凝结族群的功能,也有瓦解、阻隔和抵御异文化,保持该群体文化心理高度认同的作用。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有了主、被动之分,即主动的选择认同一种语言身份和被动的接受一种语言身份。在二语习得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外国人腔”(foreigner talk),指说本族语的人为了让学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听懂自己的说话,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他们会放慢自己的语速,清楚的发音,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Ellis 1985;Hatch 1983;Larsen-Freeman 1985)在这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
12、以适应对方的需要,其实是想从交际对方那里得到某种语言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语言身份认同。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外国人腔”的使用和说话人交际的目标有关,如果说本族语的人希望对方听懂他说的话,或者说得到对方的心理认同,那么这就是一种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说本族语的人会积极模仿并运用第二种语言;如果说本族语的人交际的目标是要强调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是一种文化语言的代表,那么它就会尽量不用“外国人腔”,而保留自己原来语言的原貌,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语言的身份认同就是被动的,而且本族语会对这种语言产生抵制作用。1939年6月,日本“对华中央机关”兴亚院制定了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详细规定了在中国占领
13、区普及日语教育的根本方针、要领、组织与事业等。把通过日语教育把握“兴亚”精髓作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所有领域完成兴亚大业”的“先决的”、“紧急的”、“恒久的”、“必需的”的事业。日本在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政策,而是融入了其称霸亚洲的政治企图和构想。驹入武日中战争时期文部省与兴亚院的日语教育政策构想,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9卷,1989年,第182页。但汉语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日语的身份认同在中国是被动的,受到了汉语的抵制。 历史上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泛希腊化运动”、“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近代殖民史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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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 语言 同性 文化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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