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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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精品文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程瑜 陈瑞文摘要分析当前广州市外来流动的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生活困境,指出了城市中的农民工在社会福利政策中的边缘和弱势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思考和对策。关键词农民工;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一、引言农民工,又称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农民工涵盖的范围较广,既包括“离土不离乡者”的乡镇企业工人,“不离土也不离乡者”、“不离土却离乡者”的农场或种植大户的雇工,也有“离土又离乡者”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进城农

2、民工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农民工”群体。1中国目前在城镇中就业的农民工有1.3亿人。而农民工实际参加养老保险的仅仅为6%左右,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也十分有限。如果此问题不引起重视,长期下去,将给中国未来带来较大的社会问题。一是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将极大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比如患有重大疾病却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而耽误治疗;二是二三十年后,甚至五六十年后,数亿不能再劳动的农民从城镇回到农村,从东部回到中西部,没有养老和医疗等保障;由于今天城市和东部的发展在透支未来农村农民,中西部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金,为了应付养老等成本,几十年后,经济发展的负担将十分沉重,国民经济的

3、竞争力由于要填补养老金等缺口将大幅下降。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认真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方案。本文只对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讨论,所涉及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只是城市对农民工的保障而非全面的社会保障。二、田野调查概况2006年8月,笔者在广州市黄埔区针对该区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与农民工与社会保障有关的生活工作状况。具体的抽样方式是先从黄埔区10个居委会中随机选择3个居委会,然后在选中的居委会中采用简单随机抽

4、样的方式各选择一个社区,在社区中则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选择具体的农民工(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一是农村户口;二在黄埔区务工;三是年满18周岁)进行调查。我们共发放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1份,有效率是93%;其中男性146人,女性145人,基本持平。另外我们也分别选择了男女各25名农民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下是根据黄埔区调查所显示的关于农民工生存的一些基本状况:职业:黄埔区调查的数据显示,95.3%农民工都从事过多种行业。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低通常是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对职业更换意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职业更换的意愿与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一般都是年富力强

5、的劳动力。18 30岁之间占45. 3% , 3139岁的占28. 9% , 40岁以上的占25. 8%,与我们在其他调查中对外来工调查的年龄分布近似。2通过深入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城市中工作的大部分民工觉得年轻可以在城市中闯荡,通过不断地变换工作这种方式希望找到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潜力有限,而且公司企业又没有对应于他们的晋升机制,他们常常会去找另一份工作重新开始。公司晋升制度的缺陷和不断地转业让相当部分人失去了在一个地方升职的机会,许多人一直处于最低层的位置。近年来由于内地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的工作并不比自己家乡的好多少,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产生了回家干的念头,甚至已经辞

6、职回家了。调查显示:有40.3%的农民工有回乡创业的愿望。社会交往: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普遍简单,社会圈子较小,交际只限于自身周围的熟人。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也使得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交活动。下班后通常与最接近的工友同事相处,偶尔会在找到自己的同学和老乡。通过我们对50个调查对象的访谈,请他们自由列出平时交往的对象,社会交往频次最多的群体分别是:工友 (出现49次)、老乡(45次)、同学(22次)、邻居(20次)、本地人(10次)。在回答遇到困难找谁的问题时,61.1%的农民工首先选择老乡和同学,30.5%的农民工选择工友,只有5. 4%的农民工会首先向政府部门和单位寻求帮助。由此可见,

7、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还是以地缘为主要依托。社会福利: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其中尤其表现在教育、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有98.6%的农民工在调查中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福利;在291份有效问卷中,只有2人回答享受到与本地人相同的社会福利。通过深入访谈,他们都是在黄埔区中的两个外国企业中从事技术工种。精神生活:农民工工作强度大,文化生活贫乏。生活圈子小,工作繁重,娱乐方式少。心灵上容易产生失落感,有时甚至觉得百无聊赖。在农民工业余生活的调查中,看电视、聊天、打牌、上网分别排在娱乐方式的前四位;只有5. 3%的人选择学习看书。有59.2%的农民工觉得生活

8、枯燥, 23.6%的农民工觉得生活比较有意思;62.5%的农民工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如以前在家里(农村)的时候。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分析李强教授从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农民工所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里较长时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3正因为他们处于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中间的边缘地带

9、,因此他们很多时候享受不到城市或者农村的优惠政策,处于一种被忽视或者是被社会福利政策边缘化的地位。1.职业待遇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一直遭到职业歧视和待遇歧视的双重不公平对待。黄埔区调查显示:82.3%的农民工曾经受到过职业或者待遇方面的歧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劳资关系不对称。首先,因双方在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上的悬殊决定农民工必须依赖企业雇主,他们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其次,因双方占有不对称的信息,作为农民工他不可能找到一种简便而经济的方法来回避雇主的试用、考核这些陷阱来保障自己劳动的权利。再次,因双方组织化程度不对称使

10、农民工始终处于分散的、个体化的状态,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经济进行法律抗争,通常他们都只是在“寻求补偿”和“忍受交易损失”之间理性地选择后者。最后,由于监控机制不对称使得企业雇主“违法”损害农民工利益受罚的预期风险小于其获益的机会成本,使得企业雇主常常会“理性地”违背法律。农民工的就业方式主要还是依靠血缘、地缘、亲缘所构成的传统的社会网络。大部分人在城市就业是通过老乡、熟人介绍的。劳动部门和正规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还不是他们获得就业机会的主要途径,还有的农民工则因为对正规的职业中介单位不信任而选择流动到其他地方工作。农民工就业机会虽多,但是由于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往往比

11、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而且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视。一旦失业,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而农民工却没有,他们在失业期间多是靠积蓄,或向他人借钱维持生计。当然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农村老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回老家的,但是生活又没有着落,为了生存就很容易产生做违法行为的念头,容易造成社会问题。2.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最基本、最急需的一项生存权利。但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有许多障碍因素。据李强教授组织的一次调研显示,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仗着自己年纪轻,挺一挺也就过来了。另外40.

12、7%花钱看病的这一部分人,他们人均支出是885.46元,而他们所劳动的单位为他们看病的平均支出却只有72.3元,没有实际看病费用的1/12。由此可见在医疗看病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保障待遇。杨惠芳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制度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上有障碍。以户籍制、劳动用工制制度等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局面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当前许多社会权利都是以公民的户籍为享受依据的。已成为社会重要一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基本被排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会体制之外,与“本地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第二,观念上的障碍。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他们由于经济所迫,首先选择的是获得工作、维

13、持生计。为此他们会主动放弃其他权益,甚至认为社会保障是寻找工作的负面因素。同时,由于文化层次相对较低,认识不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维权意识不强。第三,管理上的障碍。当前我们社会保险管理还缺少一个确保社会保障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转移的管理机制,即使是在一个县或市的范围内,也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暂时失业或者频繁变动工作,使社会保障部门面对烦琐的手续而疲于应付,管理成本很高。第四,法制上的障碍。中国社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保险的需求与改革发展,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中,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规定很少并且笼统。而各地关于外来工社会保障的地方性法规差别很大,而且立法层次较低,执行力有限。同时,现

14、有法规执行不到位,政府行政手段等社会保障刚性制约明显缺乏。劳动用工制度的不规范更阻碍了外来工社会保障权利的获得。4工伤事故赔偿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往往是非常恶劣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我们在黄埔区的调查显示:569%的农民工曾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工伤事故。其中只有201%农民工享受到了单位提供的工伤补偿。在其他医疗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近年来的东莞孕产妇死亡率很高。据报道,东莞市外来人口孕产妇的死亡率连续四年超标。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费用高,而且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窄,该市没有把外来流动人口孕产妇纳入社会保障机制,是孕产妇的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

15、的迅速增长,一些人口较为集中的镇区成为了非法游医和接生婆的温床。有关部门数据显示,自2002年到2005年,东莞市外来流动人口孕产妇的死亡人数正在逐年上升,远远高于每10万人死亡率40人的国家标准。据该专家介绍,随着近年来医疗费用的普遍上涨,与之相关的生育费用也在不断上涨。目前,市、镇级40间有接产资格的医院,产前的12项检查需要473.90元,另外顺产费用大多在20003000元之间,剖腹产在50006000元之间。这就让相当一部分没有生育医疗保险的低收入人员无法入住正规医院,农民工绝大多数属于这批没有医疗保险的低收入人群。3.劳动安全保障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作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符合

16、劳动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者仅占29.6%,也就是说,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农民工都超时劳动。农民工中, 25.4%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60.3%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农民工在劳资纠纷中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情况的调查中,有92.4%的农民工反映有克扣工资、拖欠工资,拿不到工资的问题。私企老板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往往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当纠纷出现时这些老板们还理直气壮地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在寻求劳动部门帮助时,劳动部门往往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农民工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老板不愿意签。可见,主要责任不在于农民工。老板大都是当地人,当地劳动部门也因此“帮里不帮外

17、”,尽管他们也知道责任在老板,可他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4.居住农民工无法享受福利分房,也不能享受在政府提供补贴的情形下购买商品房。他们一般都合伙租住于一些条件差的地方。无论环境卫生、光线还是空气流通方面等往往是非常恶劣的,也是容易滋生疾病的地方。由于是多人合租,所以都很拥挤且不通风,疾病也传播得很快。可以说,他们是最容易受到疾病传染的人群。而他们的就医是十分困难的,他们随时可能面对着疾病的困扰。5.子女教育子女教育难。学位有限而且学位与户口挂钩,没有户口的人入学要缴与学校级别相应的借读费。而这部分额外的费用使得原本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在经济上更加处于被动的境地。孩子通常要回避这些高额的费

18、用而让他们在户籍地读书,而这样父母与孩子被分居两地,双亲教育的缺失对子女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孩子因而产生人格发展不完全等问题。现今农民工子女上中小学不得不交纳高额的“借读费”,他们与本地市民的子女区别对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外来工儿童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很难享有义务教育,许多家庭被迫以体制外的自发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而市场化的教育提供和有效需求都存在诸多问题。雷颐认为,由于教育体制仍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所以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一直面临着种种困境。外来劳动力子女在“流入地”上学难。5他们长期居住在当地,但并不能从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

19、上认为自己是这个地方的成员。当意识到不可能被当地社会承认时,尖锐冲突即难避免。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原来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由于户籍的存在,他们不可以获得“流入地”的合法身份,他们的“第二代”不能与当地的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6.政治地位的保障徐勇、徐增阳认为,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边缘人,大量游离于社会的政治表达之外,其政治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虽然城市是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农民工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的管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又不能很好地参与城市的管理。6马秀丽、熊琴认为,城区是农民工主要

20、的生活地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关。但实际上,农民工难以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现有的体制主要是对他们进行管理,没有农民工进行政治利益表达的主渠道,没有保障农民工政治权利的组织机构,缺乏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自身的条件和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城区政治生活的程度。他们认为政治参与与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农民工政治参与体制性的“边缘化”和公共政策的“边缘化”。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使农民工政治参与受到社会排斥。其次,农民工政治参与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边缘化”。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剩是导致边缘化的制约因素。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再次,社会综合因素作用造成的文化断裂导致农民

21、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因为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城乡之间具有两个文明的含义,由于农民工所受的文化教育无法跟城市相比,因此他们在政治参与中一再处于弱势地位。7四、对策和建议1.政府、企业共同承担社会保障任务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奖励和惩罚制度来对企业对民工的保障进行调节。对于实行良好保障的企业,政府予以政策上的优惠。对于没有做好保障工作的企业,则予以相应的处罚。只有让企业主动认识到推行保障与企业的生命结合为一体的时候,才能让社会保障真正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政府与企业共同为农民工提供保障。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来支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仅是政府的任务,而目前政府的实力还不足以把全社

22、会的人都纳入社保体系,但是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可以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上跟政府走在一线,推动社会的发展。可以采取政府进行主导与监督并行的方式。目前法制上已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的规定使得各种企业行为有章可循,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问题重重。主要是监管不到位所致,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使有些企业的违法行为有机可乘。2.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消除歧视,提供合理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平等相处,增加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落实好合同制,让员工更加清楚自身的权利义务。企业也应重视个人的发展,多方面选拔人才,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就业和升迁的机会。3.扩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政府提供信息库,最大

23、可能地公开政府对企业的政策。至今,国家没有一部统一的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的完整法规,致使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中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效手段,实践中,不同地区自建管理机构、自订条例、自行解释、自行处罚,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现行有关政策、措施的理解和执行产生各种歧义和差异。当发生损害就业权益事件时,往往因缺乏强有力的保护依据而使问题得不到解决。4.摒弃对农民工的排斥,建立社会信任加强社区的互动,适当组织一些联谊活动,使农民工与当地人建立共同的文化生活。加强相互了解,促进理解和信任。5.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创新户籍制度和现行就业政策户籍制对于中国现实情况有一定的合理性,完全否定户籍制也不

24、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尝试从其他方面达到效果,以制度上的创新来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非正规就业的引导和管理,拓宽农民工的就业渠道,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作为非正规就业,不应 “一棒子打死”。方式的多样化能放宽农民工就业的范围,增加服务项目。参考文献1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2程瑜,周建新.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散工生存现状与对策研究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01).3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4杨惠芳.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J.浙江金融,2006,(02).5雷颐.农民工子女上学:不仅关乎公平J.中国新闻周刊,2006, (3).6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马秀丽,熊琴.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探析J甘肃农业,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