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视角.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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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视角.精品文档.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视角生态学涉及生物体与整个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医学人类学中，生态学研究视角有三个基本的假定：（1）植物、动物和自然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构成了具有超越其组成部分特征的“生态系统”。（2）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物种的共同目标是动态平衡，即，环境的退化与生物群体生存之间的平衡。在这种动态平衡系统中，传染病因子（病原体）与人类宿主之间的关系，要从两者之间存在的动态适应压力来理解。这种压力努力使病原体与人类的反应之间维持相对稳定的平衡。（3）现代人类的适应包括文化和技术创新。这些创新可以戏剧性地改

2、变宿主与疾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有时会导致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不平衡可能在短期内对人类有利，使人类群体中某种疾病发病率降低，使人类的健康状态得到改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动态平衡的打破会对致病因子有利，为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机会，从而使人类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因此，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认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总体环境包括人类大规模活动的产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健康受人类生态学所有方面的影响。医学生态学（medical ecology）就是在医学问题的研究中用来描述文化、疾病生态学和医学的交叉点的术语（麦克尔罗伊和汤森， 1996）。这种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不同的分析层面。在微

3、观层面，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研究文化信仰和实践如何塑造人类的行为，例如，人类的性行为和居住型式。人类的行为又会改变宿主与病原体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研究人类群体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以及政治冲突、迁徙和全球资源的不平等对疾病生态学的影响（布朗（Brown）, 英博恩（Inborn）和史密斯（Smith）， 1996）。医学人类学的许多生态学研究都包括文化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的某些方面。疟疾和血吸虫病的研究可以用来作为医学人类学中的生态学研究的例子。疟疾是一种由按蚊传播，由于疟原虫寄生在人体内导致的一种疾病。按蚊在气候温暖的地

4、区在积水中交配繁殖。在许多社会中，疟疾有很长的流行历史。疟疾在今天仍然是人类患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布朗，1997）。在文化生态学层面，对疟疾的适应包括越南高地居民的住房建筑习俗，他们带脚柱的房子使人们居住在超出蚊子10英尺飞行限度的空间上面（梅（May）， 1958）。虽然疟疾在意大利南部的撒丁岛曾经被根除，但是，彼特布朗（Peter Brown）（1981)发现，虽然是无意的，但是，在这个岛上，许多减少与传播疟疾的蚊子接触的文化习俗如今还继续存在。这些习俗包括居住方式和土地的利用方式。聚居的村民们居住在高地，而羊群在冬天圈养在低地。这样，在疟疾流行的高峰期，减少了与蚊子的接触。在政治生态

5、学层面，这种适应性的文化习俗可能被历史上的军事袭击和外国人对土地的征用所激发。而且，富裕的撒丁岛人跟蚊子接触的机会很少，因为他们不会离开安全的村庄像劳动者那样到田间去劳动；在疟疾流行的高峰季节，他们不会住在村庄里，因为他们有钱到外国度暑假。因此，疟疾的例子揭示了多种生态学变量生物学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在特定的环境中相互作用，影响特定疾病的流行。血吸虫病也可以作为医学人类学中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例子。血吸虫病是一种由钉螺传播的寄生虫病，可以用来说明政治生态学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正如唐纳尔德海尼曼（Donald Heyneman，1974）所指出，世界上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集中在修建水坝以防御季节

6、性的洪灾，改善水利灌溉，提供水力发电。诸如阿斯旺（Aswan）水库那样的巨型大坝通过防治季节性的洪灾，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戏剧性地改变了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但是，这种改变的一个副作用是导致了人类群体与某些水栖寄生虫感染之间的不平衡。血吸虫感染就是其中的一种。携带血吸虫的钉螺在由水库发源的众多灌溉渠中生长旺盛，使人类接触寄生虫的机会增加。其结果是血吸虫病发病率增高。在发展中国家，血吸虫病对儿童的健康有严重的影响。血吸虫病的例子表明，诸如修建水库计划等政治经济力量可以戏剧性地改变人类群体中宿主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生态学中将“环境”的定义扩大到纯自然之外，将人类集体活动的政治经济后

7、果包含在里面。疾病的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生态学医学人类学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研究。生态学是研究各种生物在环境中的关系的一门学科。人类社会与许多其他生物，包括导致疾病的生物分享相同的环境。对人类健康与患病的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这样的事实：环境及其对健康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提到生态学，我们不能只把它理解成干净的水、空气，有害的动物，雨林等。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其他的物种，尤其是其他的人类群体也要被看成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态学研究必须包括政治分析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介于生物学研究方向与文化研究方向之间。因此，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显然是一种生物文化研究。由于生态

8、学关注物种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研究重点必然是疾病。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疾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是医学人类学的一项基本任务。疾病不可避免地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对付疾病是人类经验的普遍现象。所有人类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都藏匿着被致病生物感染，并且承受这种感染的后果。对于个体或者整个群体来说，疾病经验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折磨人类的某些疾病或者症状的解释，以及这些疾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因文化的不同而异。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将自己看成是环境的主人，因此他们在食物链中开发大量的动物和植物作为自己的能量和营养来源。但是，在此同时，人类也被微生物，包括致病的微生物开发作为食物来源或者掩蔽所。疾病生态学

9、主要研究病原体、环境和人类寄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人类寄主个体的营养、生理、遗传、心理等因素在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方面都起着作用。在当前国际健康问题当中被称为“新出现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ns）为生态相互关系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多情况下，新的致病菌株的出现是由于误用某些技术（如抗生素），或者是人类的活动导致生态不平衡、饥荒、难民重新安置等因素造成的。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应用到关注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人类学问题中。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特定的文化行为具有意义，并且被保留在生态环境中。在流行病学里，关注人类行为模式

10、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揭开疾病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通过研究跟疾病的社会流行病学相关的行为模式，可能设计出既有效，在文化上又能被接受的保健计划。另外，生态学研究方法有助于预见技术变化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保健含义。医学人类学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范式。这主要是由于麦克尔罗伊（Ann McElroy）和汤森（Patricia Townsend）(1996)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中使用“医学生态学”（medical ecology）的这个术语。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忽视健康和患病的政治经济方面，责备疾病的受害者而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有一定的正当性，就像传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被批评为对历史与权力的关系重视不够

11、。无论如何，这些批评已经触发了由安德烈亚威利（Andrea Wiley）充当先锋的关于在医学人类学中生物文化研究方法和适应（adaptation）的用处的有价值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一个结果是，更多的医学人类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开始将政治-经济的变量结合进他们的生态学模型中。文化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不是相互排它的两个范畴。它们只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涉及不同的分析层面。文化生态学涉及在环境中人类个体或者群体与其他物种（包括植物、动物和病原体等）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化生态学考察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疾病发病率的联系。这是一种微观研究。政治生态学涉及不同的人类群体（民族、阶层、国家）之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

12、关系通过人口的迁徙、土地的使用，或者获得资源的差异作用于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经常注重研究由政治制度导致的分层，以及这种分层与疾病分布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生态学注重研究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被称为宏观分析。在微观研究中加入政治生态学变量揭示了许多疾病的“非自然的历史”。在研究诸如疟疾、昏睡病、血吸虫病、结核病和爱滋病等传染病时，从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疾病都是复杂的、严重的，需要医学处理的。但是，医学人类学家认为，要真正了解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重要的是从更广的视野去考察这些疾病，其中一点是承认个人的行为和政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总而言之，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研究方向要求我们注重健康和疾病的生物文化起源。进化医学、古病理学和健康历史，以及文化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都共同关注适应（adaptation）和进化（evolution）的主题，以及人类行为影响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方式。这些主题同时也是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