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咸丘蒙之问的哲学考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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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子）中的咸丘蒙之问的哲学考虑在儒家视域中，舜因其遵守人伦之常和践履圣王之道而被尊奉为世人典范，孔子与孟子赞美舜的德行之处俯拾皆是，两者更是将舜所承载的道德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传讲舜年二十就以孝称名于世，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更是将舜的孝行列为首位。此外，舜“孝感动天的行为流布民间，逐步成为丰富的民间传讲，如在九嶷山舜帝传讲圈中，不仁的弟弟象被舜的孝行所感化，进而改邪归正，追随舜帝并博得了潇韶峰下人们的拥护和爱戴。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盛赞舜帝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目前学术界对舜文化的重视史无前例，如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基本前提即肯定舜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积极

2、影响;学术界对舜的孝行品德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主要集中在（孟子）文本中舜“窃负而逃和“封象于庳，将舜“窃负而逃定性为典型的行为，甚至将舜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家族宗法血缘性的义务原则，视为现今国家体制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舜备受争议的案件中，舜既是瞽叟之子、象之兄长和天下共主，因此涉及到父子、兄弟及君臣等多重关系，而父子关系是一切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君臣关系亦是以父子关系为重要前提的，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载:“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孟子）中关于舜与瞽叟父子关系的材料在“离娄上、“万章上和“尽心上等章节中都有记述。本文以“亲亲与“尊尊关系为视角，来深度讨论舜“窃负而逃哲学价值并反思其中的缺乏之处。

3、要把“亲亲和“尊尊的视角落在实处，则离不开（孟子）中的咸丘蒙之问，由于咸丘蒙之问可引出舜为何“窃负而逃的一系列问题。1、咸丘蒙之问的哲学意蕴咸丘蒙之问的原文如下:孟子的弟子咸丘蒙问孟子:“（诗）云:普天之下，难道王士;率土之滨，难道王臣。如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怎样?(（孟子万章上）)1.1咸丘蒙之问的来历庄子借孔子之口曾言世间有足以为戒的两个大法: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父子之亲是天生而然则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则不得而然且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可见，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为当时所熟知，因此怎样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则成为战国以后所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问题。在西周时期，周人通过把宗法制与嫡长制结合起来，使

4、得家族的纵(嫡长继承)横(宗法制)两面都产生联络，将之用于国家政治体系中，则使得国家主体纵(中心到边缘)横(最高层到最底层)都存在亲缘关系，并根据亲疏远近而赋予不同的政权和族权，这就构成了尊卑有序的社会构造，进而国家体制中始终贯穿着政治与亲族的两条主线，既有严格的政治统治又能构成周人的亲和力。因而，宗族子弟居家则为人子，出外则为人臣，伦理与政治合二为一，父子君臣构造内在冲突并不严重。随着西周所创的宗法封建制度日趋崩溃，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发生剧烈变动。当郡县制取代宗法封建制，随之而来的就是世代贵族势力的削弱和平民阶级的崛起，君权也随之脱离亲属宗族的束缚;而在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

5、宗族集团之上，君王的废立常取决于公卿和大夫们，故孟子也曾言:“君主有大过，贵戚之卿可前去劝阻，君主屡次不听则可被贵戚之卿们废立。(（孟子万章下）)这些变动又进一步影响到父子观和君臣观。在西周时代父子君臣皆为亲属关系，两者虽有内在的冲突，但通过血缘关系可进行缓和与调剂。平民阶级的崛起，则取代贵族的官僚们所面对的君上很有可能不是本人的父亲或者宗族一员;与此同时，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和世袭贵族的衰弱客观上加强了君权。那么，这个时候的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更为重要呢?这就是咸丘蒙问疑于孟子的原因。1.2对咸丘蒙之问的原文分析咸丘蒙之问已经将父子之亲与君臣之义的冲突以非常尖锐的形式提出。对于该问题的尖锐程度

6、及其表现，笔者分析如下:其一，“普天之下，难道王土;率土之滨，难道王臣一句在（吕氏春秋慎人）中是出于舜帝之口。咸丘蒙可能藉此而发问于孟子。既然舜本人讲出这样的话，那么舜的父亲瞽叟该以何种身份与他相处呢?其二，咸丘蒙之疑问的情境在后来的历史中真实出现了。刘邦称帝后，每五日就去朝拜太公(刘邦父亲)，行家人父子礼节。太公一家觉得此事不妥，对太公谏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来高祖再去问候太公时，太公拿着扫帚急忙退却，刘邦大惊就赶紧上去搀扶太公。刘太公讲:“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史记高祖本纪）)其三，当时有传闻讲舜即

7、大位后，尧、瞽及诸侯都北面朝看称臣。舜看见了瞽叟，容貌局促不安。孔子感慨道:“这个时候天下危险得很呀!(（孟子万章上）)咸丘蒙于此请教孟子，孟子固然直接把这些问题归之为齐东野人之语，可传闻中孔子的感慨仍见之于先秦其他文献中，而且所载内容与孟子所答不符，如（韩非子忠孝）记载:“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墨子非儒）载: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能否真有如咸丘蒙所言的事情已经无从考据，它们可能是思想家们对共有的世界和同一的历史不同的再造和解释，以期阐释本人的思想。

8、因而，若孔子有如此之叹，则他的感慨所突显的问题是:位居天子的舜该以何种身份面对本人的父亲?以君臣身份处理，则有失孝道;以父子角色对待，则有损君位。这问题还能够进一步扩展，尊重父亲与敬重君上两者谁更为重要?1.3对咸丘蒙之问的理论分析“亲亲和“尊尊是西周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礼法产生的两大前提，故“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所谓“亲亲，则是基于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族圈内的伦理纲常，强调父子之亲、兄弟友爱和敬宗法祖等;“尊尊则是在“亲亲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尊卑秩序，既有家族内尊卑先后，亦有政治生活中的尊卑差异。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在政治关系上的扩展和延伸。“

9、亲亲之所以成为“尊尊的基础原因:由尊敬父亲而能向外敬重于君主，这种做法在推行封建宗法与嫡长子制度的周朝更畅通无阻，因天子对于太子、诸侯对于世子而言就是典型的“人君亦人父，反之则“人臣亦人子;诚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综上所言，舜所面临的是两难选择的问题:选择维护君主的尊严则必然有损孝道;择取父子之亲则须抛弃君臣之义;舜相比寻常人而言更具有代表性，由于他本人扮演君王和人子的双重角色，维护天子之尊是其本身内在的要求。这种两难抉择表明了“亲亲和“尊尊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构造体，但两者又无法分开处理，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周人以尊尊

10、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因而，这是万般无奈下的抉择:只能从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中选择其一，退一步而言，则只能肯定其中之一的优先性。2、孟子的抉择舜“窃负而逃面对咸丘蒙的问疑，孟子告诉咸丘蒙不可拘泥文字而误解语句，也不可拘泥于语句而歪曲原意，需要结合本人的亲身体会来揣测作者本意;孟子以为舜即便位居九五之尊仍不失孝子之行，借用（尚书）逸篇中的记载讲:“舜恭敬地来见瞽叟，态度慎重恐惧，瞽叟也因之顺理而行。(（孟子万章上）)总而言之，孟子的意思是舜不以瞽叟为臣，瞽叟不失为父的尊严。可见，孟子不愿因尊尊之义而损亲亲之仁，下面笔者将对此结论进行论证。2.1孟子的父子观父子

11、关系是先秦思想领域的重要话题。基于前提的不同，笔者将父子关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恩的父子关系，故孟子不赞同父子以善相责，以为这是最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情，责善乃是朋友相处之道。第二种是基于义的父子关系，如荀子所言:“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第三种关系则是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互惠型父子关系，如“父不父，则子不子(（管子形势）)。需要讲明的是，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科学，由于有其他恩义都涉及到父子关系，但以义、恩、互惠为原点能够组合成各种父子关系，能够尽可能地涵括中国先秦时期所有的父子关系。基于恩的父子关系最为稳定，由于这种血浓于水的恩情乃天然构成，也更容易激发父子相爱，故孟

12、子讲“孩提之童无不知道爱本人的双亲，等长大后又无不知尊敬本人兄长的;这种父子关系也比其他父子类型更容易走向绝对化，黄宗羲也认同这种“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道理，即赞同父为子纲;此外，这种具有绝对化倾向的父子关系还蕴含着对君臣之义的否认。正是这种基于恩情的父子观决定了孟子在“亲亲和“尊尊两者面临冲突时更容易倾向于“亲亲，甚至抛弃义对恩的钳制。假如讲孟子答咸丘蒙之疑并缺乏以显示孟子的亲亲为大的立场，那么舜“窃负而逃的案例则给予了最真实和彻底的回应。2.2舜“窃负而逃的价值在舜“窃负而逃的问答记叙中，孟子想象舜像丢掉破鞋一样而弃天子之位，偷偷地背负杀过人的父亲瞽叟逃之于海滨，快乐自得而忘掉曾经做过天子之事

13、。(（孟子尽心上）)这种“为父弃君式的选择同孟子的其他思想主张是相合的。在孟子看来，仁义忠信等为天爵，而公卿大夫等官职乃是人爵，所以不能舍天爵而保人爵。(（孟子告子上）)仁的主要内容就是侍奉双亲(（孟子离娄上）)。假如作为人子得不到父母的欢心就像鳏寡孤离的人无所归宿，因此被天下人所喜欢，娶有美貌的妻子，坐拥万贯财富，享有高贵的地位等，这些都缺乏以解除内心的忧愁，真正的孝子一辈子都思慕本人的父母(（孟子万章上）)。综上所述，暂且不管舜“窃负而逃所面临的从轻治和的质疑，它更多地被孟子赋予父子之亲高于君臣之义的道德价值，这为反对君主至上和集权专制提供了思想上突破的一种可能性。故在孟子的君臣观中，君臣之间并不如父子关系那样绝对化，不同于后世“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的君臣观。因而，孟子敢于对齐宣王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上）)2.3孝亲高于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