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的宪政论文-精品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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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权在民的宪政论文一、主权在民的宪政制度构建一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是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直接体现，是借鉴美国的共和制度并且参照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的直接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政制度。孙中山先生以为西方在宪法中对于民权的规定比拟抽象化和原则化，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人民行使权利的渠道有限，仅仅能够通过选举或者对官员的政策表示同意或者反对，人民主权大都是通过议会来行使，是议会主权而非人民主权，所以孙中山先生对于宪政制度的首要要求就是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有四个核心内容，分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选举权是指全体人民都有权利直接选举官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或地方的立法、行政事务。选举权的

2、特点就是普选而非西方的“阶级选举。罢免权是对人民选举权的补充，是“主权在民的有力保证；罢免权使人民对于官员不仅有选举权，同时对于不能积极履行职责的官员拥有罢免的权利。创制权是创法权和废法权的统称，这项权利从宪法源头上保证了主权在民和直接民权。复决权是人民对于立法机构所创制的法律有审查的权利，人民对立法机构所创制的法律能够表示赞同或者否认，讲明人民权利高于立法机构的权利。直接民权既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于主权在民的价值追求，又是孙中山先生对于政权归属于人民的制度设计。二五权分立五权分立是主权在民的间接制度保障，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设计的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政体。五权分立是孙中山先生仿照并超越美国的三权分立

3、制度而进行的宪政制度设计。不同于美国为限制政府权利而三权分立，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是对政府管理活动的分工设计，是对政府组织方式的设计。孙中山宪法中的五权主要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检察权、考试权，这五种权利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制约，而是分工合作。五权对应构成了五院体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检察院，不同的院制行使不同的权利。行政院行使行政权，由总统组建，负责其他四院的行政工作并提供经费支持。立法院行使立法权，制定政府机构运行中所需法律。司法院行使司法审讯权，是法律的执行机关。考试院行使考试权，是孙中山所涉及的五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录用机构，负责官员的录取工作。监察院行使监察权，负

4、责对官员行为的调查和弹劾。此五院地位平等且互相独立，分别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利，是一种国家机构在职能上的划分。“好似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事。孙中山先生设置五权分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同政府机构应该行使不同的职能，进而构成政府职能的专业化。这五权制度实际上是政府治权的体现，是孙中山先生为加强政府气力而特意设计的宪政制度。孙中山以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器，“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成效也当然是极大。孙中山先生以为西方权利制约的三权分立制度会制约政府能力的发挥，所以加强政治职能分工，实行五权

5、分立，使之成为一个万能政府，有助于政府效率的发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三权能分治孙中山对政府治权的制度设计是五权分立，并且试图将政府塑造成为万能的政府，使之发挥更大的成效，以保障主权在民的实现。但是怎样实现人民对万能政府的控制，孙中山则寄希望于直接民权对政府治权的制约，即以人民所拥有的权利去制约政府的治权，即以人民“四权对抗政府“五权，这也是孙中山主权在民的一个宪政制度设计权能分治。在民主国家，政治统治的权利把握在人民手中。孙中山先生以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气力，便叫做政权，政权能够讲是民权。政权是政府权利的来源，是驾驭在政府之上的权利，是控制和管理一切国家机关和机

6、构的气力。在民主宪政国家，政权来源于人民。孙中山先生的制度设计中，政权是有直接民权体现的，直接民权又包括四种权利：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治权是统治、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切国家机关进行统治活动的权利。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气力，便叫做治权，治权能够讲是政府权。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政府权利又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政府通过这些权利进行管理活动，同时也通过这些权利服务于人民，这五项权利就是所谓政府的“能。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政权是人民所享有的国家权利；治是政府活动，治权是属于政府的。政权决定治权，治权为政权服务。政权和

7、治权分离，并且交给不同的主体去控制。政权和治权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制衡的关系而是拥有者和执行者的关系，即执行者对拥有者负责，而执行者不能对拥有者进行干涉。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主政治机关。二、主权在民的实现程序建国三序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民主宪政的施行步骤。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影响，引入并施行主权在民的宪政形式，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历使人民适应，不是一蹴而就的。孙中山先生以为，在人民没有经过政治训练，其政治素质比拟低下的情况下就实行民主宪政制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主权在民，因而设计了一系列的过渡程序来使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固然在

8、革命早期，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意识到革命渐进性而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革命阶段论，但是并没有提出详细的施行方案。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了完善的革命程序论，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是由政府负责一切事物，扫除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另一方面积极宣传民主宪政思想，促进国家统一。当扫除了军阀势力，实现了统一即可进入训政时期。“训政时期是政党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和指导的时期。在中央实行以党治国，推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由旧转新，另一方面在地方实行分县自治，由人民把握实际权利，进行实际的政治操作。当分县自治在一省内所占比例超过一半，则进入宪政时期，此时，权利

9、的运行由宪法所规定和控制，政府所控制中央权利交由各个国家机关行使，实际上是交还给人民，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这种渐进性的将民权逐步交给人民，并且在此期间对人民进行政治培训，能够讲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特殊的革命环境，是一种在程序上保证主权在民的政治设计，提高了主权在民的可实现性，是实现主权在民的详细途径，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精华所在。三、孙中山宪政思想及制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在吸收中西文化基础之上对宪政思想所做的价值和制度的构建，力求克制欧美宪政体制的弊端，追求一种新的主权在民的宪政形式，但是这种宪政形式在实践中碰到了困难。首先，西方宪政思想产生的基础是个人自由，宪政这种制度形式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利保障个

10、人自由，因此个人自由是西方宪政思想首要的价值追求。而孙中山先生的主权在民思想，产生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实际上最首要的作用是救国救民。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孙中山先生更明显倾向于国家。在其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及其制度构建当中，对于国家这个层面的价值追求有比拟明显的体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在制度设计上，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通过对政府治权的专业化分工，减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消磨，试图打造一个万能政府。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环境来讲，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是一种比拟符合实际的建国方案，一个独立健全的国家

11、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国家不完好，个人权利就无法保障。因而重视国家、抑制个人，加强政府权利，追求国家复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比拟现实的。加强政府治权，提高政治管理的效率，是主权在民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亮点。但是，宪政制度正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设置的。孙中山的主权在民思想加强政府权利，但是对于政府权利的遏制却没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孙中山先生通过权能分治的制度设计，试图将遏制政府治权的权利交给人民，即以直接民权的四权来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在后来的革命发展经过中，孙中山先生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民需要政治训练，在其制度设计中也体现出，比方分县自治以及建国三序，并且主张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实际上都是将本应交给人民辖制

12、政府的权利转移到当权者手中，所以在国民党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同时也从侧面讲明了主权在民的宪政形式中的缺陷。其次，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宪政形式，实际上是一套比拟成体系的理论主张。罗伯特达尔曾经讲过，政治体系中的领袖们通常支持一套理论主张，用以讲明他们这一政治体系的领导是合理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理论的论证赋予他们领导的合法性，使他们的政治影响成为权威，进而获取或构建政治合法性。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来建构本人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使其转化为一种政治权威，以期获得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中国经过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其合法性基本上来源于世袭、血

13、统、神授等，孙中山先生的宪政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性政治体系。这种过渡性的政治体系固然符合政治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其面临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政治输入中数量和内容容易发生变化，并且过渡性政治体系也存在内部不稳定，因此过渡性政治体系有可能由于无法应对上述挑战而崩溃。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固然在实践上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主权在民的制度设计，但是其所构建的宪政合法性在孙中山执政的49天中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国民众的认同，随后发生的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无一不讲明这一点。所以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来讲，其宪政合法性的构建可能需要长时间的适应、发展和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最首要的可能是维护政

14、治稳定，稳定才能保障国家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长久发展。而维护稳定的有效途径是稳固政府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实行民主政治，其政府能力必须强大，否则群众的政治介入就毫无意义；稳固政府权威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利。亨廷顿曾经讲过，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造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能够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合法的公共秩序并不意味着要实行专制统治，而是要求建立一种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当代政治权威，而不是以传统习惯和个人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政治权威。但是当代政治权威确实立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发展、适应和完善才能建立，一旦建立，政治发展就能够走上稳定变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