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的侵权治理机制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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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出版业的侵权治理机制探析【摘要】两宋时期，图书出版业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不法之举日益猖獗。这种情况下，宋廷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主导，加强对图书出版传播领域侵权行为的防控，并调动各种气力、运用各种手段设置层层的政治门槛，将预审、追查与信息反应制度并行，奖励检举与惩罚违规手段并用，构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图书出版治理机制。【关键词】宋代；图书出版业；侵权；治理机制在中国出版史上，宋代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自唐代以降，印刷术、造纸工艺的改良及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宋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同时，大量的翻刻、盗印、窜改等现象呈现，引起一些具有维权意识的人士警觉，如“眉山

2、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1(31)尽管如此，仍无法阻止人为追逐利益的侵权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行为只要不威胁专制统治，均不会遭到控制，更能得到统治者的变相鼓励。因而，笔者拟以宋代图书出版业为切入点，讨论在专制体制下，图书出版行业内的侵权现象及其防备风险的机制。一、宋代图书出版业内的侵权现象在赵宋王朝的“儒术治国背景下，从国子监到地方机构均介入图书出版的活动，构成了“刻书以便士人之购求，藏书以便学徒之借读的社会风气。1(168)尽管宋代图书出版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发展是一种无序的发展，充斥着日益猖獗的图书出版侵权行为。1.书商私自出版、销售名人的作品一般情况

3、下，书商颇重视市场行情，往往直接刊印某些名家墨宝并私自出售。尤其名家作品传出后，往往引发“洛阳纸贵的商机。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逝世后，京城民众罢市吊唁。遂有人捉住商机，雕印司马光像出售，“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2显然，名人作品深受追捧，直接成为书商的利润增长点。又如僧人祕演邀请欧阳修为其好友撰写墓志铭。事后，欧氏发现书商盗卖此文，便责问祕演卖价低了。祕演辩白道：“公难道不记得高中省元时，人们竞相摹仿新赋，叫卖于通衢，复更名呼曰：两文来买欧阳某省元赋。当今一碑文五百，价格已多矣。3这些书商为追逐利益，往往忽视翻印作品的质量，引起士大夫的不满。李觏发现其（退居类稿）被盗版后愤慨道：“

4、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4苏轼亦批评这些利欲熏心的书商不考虑刊印的图书质量问题，“今所示者，不惟有脱误，其间亦有别人文也。5这种情况下，士大夫既表达了维权困难的诉求，又被迫接受书商侵权的事实。2.以张冠李戴的拼凑方式出版图书为逃脱法律制裁或诱骗读者购书，书商不惜以改题署名的方式出版图书，“诸州民间书坊拾掇诡僻之辞，托名前辈，辄自刊行。(6)(6571)绍兴十五年1145，两浙东路抚慰司干办公事司马伋指出：“建州近日刊行（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政事。窃缘曾祖光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讲。(6)(6518)与那些赤裸裸的盗版行为相比，有些书商假借名人

5、招牌，扩大销量的做法，就愈加恶劣了。某书商利用宰相周必大号“省斋的漏洞，将其名字署在廖行之（省斋集）上出版，获取丰厚利润。廖氏之子指出书商盗借周氏字号的缘故：“窃惟益公亦尝名斋以省，岂书市之不审耶？抑故托之以售其书耶？又岂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7可见，书商为谋取利润，往往不择手段地进行图书出版活动。3.翻印往年科举试题或制作科场剽窃工具书根据宋代出版刑律，书坊翻印科场试题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再交纳使用费。然而，有些书坊为减少环节控制，经常翻印科场书籍或制作剽窃工具书，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四方传习，率携以入棘闱，以眩有司，谓之怀挟。8“怀挟书即科场剽窃工具书，为当时书商出

6、版的利润增长点。国子博士杨璘言：“今书坊自经子史集事类州县所试程文专刊小板，名曰夹袋册，士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则书不必读矣。(6)(6550)诚如宋人黄潜善所言：“学者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这种情况下，书商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往往忽视翻印的试题质量，影响了科举选拔人才的正常运行。福建麻沙书坊刊印私试都魁郭明卿等人文章出售。其实“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即不曾中选，亦不曾鲁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下面批凿。(6)(2796)从上述看，尽管宋代图书出版领域内出现了种种侵权行为，但人们对此评价可谓不同。淳熙十四年八

7、月，洪迈从宋孝宗口中得知其（容斋随笔）被书商盗卖，却被以为是“书生遭遇，可谓至荣。9但对学人来讲，他们的维权行为不只为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维护其学术声誉与作品纯洁。二、出版传播领域侵权的政治禁区帝制时代，任何图书出版均要服从专制统治的需要，绝不允许有挑战皇权权威的行为出现。假如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威胁到皇权，统治集团就调动各种气力、运用各种手段来对付那些出版、传播图书的行为。因而，宋廷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集中气力在图书出版、传播领域设置了层层禁区，并指导、规范其活动。1.私自出版历法、国史、刑律等书籍宋廷禁止民间印刷日历、本朝历史等书籍。但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官员铤而走险将违禁的刑律书籍改头换面进行

8、出版。庆历年间，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宣和三年，林虙建议朝廷禁止书商私自出版史书。新差权知随州赵彦卫指出：“近来忽见有本朝（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录）与（夫语录）、家传，品目类多，镂板盛行于世。(6)(6514)2.涉及政治、军事机密书籍的出版宋廷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防将涉密的政治军事等书籍输入敌国境内。澶渊之盟后，宋辽交往不断，“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讲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于是，宋廷下令出版图书之前须经审核环节。康定元年五月二日，朝廷“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

9、于外，(6)(6539)这也反映了宋代图书出版领域的重要特征。3.刊印“党人的书籍宋代的政争、党争残酷剧烈，各方互相攻讦，时常刻印书籍，流布天下。当一派执政后，就大力压制另一派，禁止其言论书籍刻印、传播。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逐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很多党人的书籍遭到禁毁。崇宁二年1103四月，新党执政的朝廷焚毁元祐党人书籍。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三日，宋廷针对书商私自雕印元祐党人苏轼、司马光文集等现象，做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的处罚规定。(6)(6561)更为严厉的是在南宋奸臣秦桧当道时期，“党禁更为残酷，“将近世名公文集，尽行毁版，不问是非，玉石俱焚，真伪两失。104

10、.官员奏议、章疏及科场试题的出版一般来讲，官方涉密文件往往有利可图，故常被逐利的书商所刊印传播，致使朝廷对此日益重视。政和四年六月，臣僚指出：“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露。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6)(6503)绍熙四年十月，有人发现“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6)(6507)于是，官方禁止书坊出售书籍。5.谋反或妖言惑众图书的出版由于传统社会长期处于愚蠢状态，这为某些异端邪讲成为谋反者的工具提供了可乘之机，故而宋廷严禁有关妖言惑众

11、的图书出版。政和四年八月，朝廷下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相互传习，迷惑致此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6)(6519)崇宁三年四月，朝廷根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fo讲末刦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的情况，“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6)(6517)综上所述，宋廷通过毁板与打击贩卖两种手段，设置了图书出版传播领域的禁区。其实，图书出版、传播禁区的核心就是维护宋代专制统治，凡涉及军国政事、社会风化等重大选题，皆予严密控制。三、图书出版治理机制宋代所谓版权保护观念主要围绕维护专制统治而展开，故未构成显著的版权观念及其较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可以以讲

12、，宋廷所采取的强化图书出版控制相关举措，仅仅囿于宋代特殊的政治框架内，构建了一套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主导的图书出版机制。1.制订与完善图书出版的预审、追查制度为防患于未然，宋廷制订了严密的图书出版预审制度，监控各地的图书出版行情。天圣五年，朝廷公布诏令：“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阻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6)(2796)绍熙四年1193六月，朝廷对预审制度做出具体解释：“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6)(6551)嘉泰二年七月，朝廷规定书坊，凡涉及“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

13、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6)(6561)从上述可知，宋廷针对有潜在毁坏性的图书出版，公布条例、诏令约束书商的违法行为，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合理性、规范性发展。尽管宋廷建立了一套图书预审制度，仍有不少违禁图书的出版行为。为此，宋廷加强了图书出版的追查力度。大中祥符二年七月，驸马都尉柴宗庆刊印（登庸集）中涉及不少僭越词语。有官员以为除（登庸集）“乞毁印板，免致流传外，还应“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6)(6506)可见，宋廷将整个出版业置于其层层防控之下，“仰大司成专一管勾，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官属正、录、博士、书库官分定工程，责以岁月，删改校正，疾速剜补，内大段损缺者，重别雕造，仍于每

14、集版末注入今来校勘官职位、姓名，候一切了毕，印造一监，令尚书礼部复行抽摘点检，具有无差舛，保经费闻奏。从客观讲，宋廷实行层层把关控制图书出版的举措，无论从质量还是内容上，均对图书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2.制定奖赏的政策，调动检举违禁图书出版的积极性宋代的图书出版有关刑律中，记载了不少鼓励检举违禁图书出版的条例。至和二年，欧阳修以为不经朝廷有关部门预审的书籍，不得印卖。否则“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11政和四年，朝廷悬赏检举元祐党人图书。庆元年间，朝廷公布系列的检举诏令、条例，如“诸色人告获私雕时政、边机文书，钱伍拾贯；御书、本朝（会要）（国史）（实录）者，钱一百贯

15、；告获私雕或盗印（律）（勅）（令）（格）（式）（刑统）（续降条制）（历日）者：盗印，钱伍拾贯；私雕印，钱一百贯。12这种情况下，有书商在书籍里刊印朝廷禁止翻刻的公告，如“陈告追查，毁板施行。能够讲，宋廷通过查阅审勘与检举通告结合，建立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信息交汇机制。3.鼓励出版钳制民众思想的图书，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功能赵宋开国伊始，太祖、太宗等帝王致力于重建专制统治的秩序，推行“重文抑武等政策。因而，宋统治者把图书出版视为一种钳制民众思想的治国手段。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国子祭酒蒋存诚等言：“窃见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未蒙颁降，见系学生诵习及学谕讲讲，乞许行雕印，颁之学校。(6

16、)(2983)为推行政治教化，司马光建议朝廷刊印（荀子）（扬子法言）两书，实现“张大正术，使后世学者坦知去从目的。13又如，绍兴十三年，因江西有位教师给儿童使用教材不符合儒家精神要求，“委监司、守令如有非僻之书，严行禁止。诏令本路提刑司缴纳，礼部看详取旨。(6)(2590)可见，如若宋廷不能及时控制潜在的有违社会风化的图书出版，这些图书就有可能成为危害专制统治的重要因素。尽管宋廷在扑朔迷离的内外环境下，对图书出版、传播领域的控制时松时紧，但为维护专制统治，集中气力设置了层层门槛，将预审、追查与信息反应制度并行，奖励检举与惩罚违禁并用，构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图书出版防控机制。尽管这一机制还存在种种问题，但对宋廷维护专制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