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论文2篇-精品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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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投资论文2篇第一篇一、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一)调查基本情况讲明在调查研究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经过中,由于调查对象为农村家庭的父母,考虑到其文化程度不高,为保证调查的客观真实性,采取了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2013年4月,为保证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取了江西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昌市、经济发展居中等水平的抚州市以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吉安市三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进行了随机调查,调查对象为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农村家庭的父母,共发放调查问卷235份,回收224份,回收率为95.3%;有效问卷212份,有效率为94.6%。(二)变量的选
2、取及统计方法选取“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作为衡量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变量Y,投资意愿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拟愿意到“非常愿意共划分为5级,统计时分别用1、2、3、4、5来标识。调查共选取了25个自变量作为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分别以X1,X2,X25来编码。现将自变量的统计方法作如下讲明:第一,父母因素中,选取“X1父亲受教育程度“X2母亲受教育程度“X3母亲决策权“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6能否依靠家庭本身气力解决大学学费等6个变量来反映。X1和X2两个变量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3设为虚拟变量,即划分为“是(=1)与“否(=0);X4按利
3、己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5按收入值由低到高分为5级;X6设为虚拟变量,即分为“是(=1)与“否(=0)。第二,子女因素选取“X7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8就读高三的子女性别“X9家庭子女总数量三个变量来反映。X7详细包含“学习成绩好坏“学习态度“做事能力“做事的精神集中情况“兴趣喜好广泛度“读大学的意愿等6个子变量,分析时采用德尔菲法将各子因素的权重分别对应设置为:0.18、0.16、0.15、0.16、0.15、0.2(权重总和为1),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的数值;X8设为虚拟变量,划分为“女(=0)与“男(=1)。X9的最小值为“1个,最大值为“4个及以
4、上。第三,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选取“X10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X11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三个变量来反映。X10按经济发展状况由低到高分为5类;X12按态度由消极到积极分为5级。第四,拟选择高校的因素通过“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三个变量来反映。“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变量详细则由“X13能否选择位于家庭所在地附近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4能否选择离家庭所在地较远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5能否选择位于中西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6能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等4个子变量反映,各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
5、式编码为“1=会选择“0=不会选择;“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详细则以“X17能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能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19能否选择就读独立学院或民办本科院校“X20能否选择就读公办高职高专院校“X21能否选择就读民办高职高专院校5个子变量来体现,各变量都以虚拟变量形式编码为“1=支持子女上学“0=让子女放弃读书;X22则根据赞助政策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选择的影响由小到大划分为5级。第五,高等教育成本因素以“X23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和“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两个变量来反映。X23通过家庭所能接受的上大学的最高学杂费数量来考察;X24则通过子女选择务农或选择打工所获得的预期收入两个因
6、从来体现,并分别赋以0.4和0.6的权重来计算获得“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变量的分值。第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共有“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就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预期收益风险7个二级指标。风险指标在问卷中均以“发生某风险后家庭会不会觉得让子女读大学是不划算的来体现,划分为“肯定不会“不太会“有可能会“比拟会“肯定会5级,分别赋值1、2、3、4、至5,分别代表风险认知由低到高的水平。各种风险因素利用德尔菲法测出权重,然后利用加权平均法算出“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的总得分。(三)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7就
7、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X16能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7能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能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等10个自变量顺利进入了模型,它们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其它因素由于显著性水平未通过检验、共线性等原因无法进入模型。1.父母因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是0.021(P=0.757)、0.056(P=0.419),且两因素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值均偏大,故未纳入
8、回归模型。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对其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母亲决策权未进入模型可能是由于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母亲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十分在对孩子能否读大学这件事上,和父亲一样有决策的权利,因此其对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为考察“家庭年收入变量对“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两者相关性的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为0.258,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而,仍能够以为,父母越是考虑本身利益,不让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越大。反映家庭学费支付能力的两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不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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