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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宋的经世致用分析(兰台世界杂志)2014年第S3期(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以及朱陆二人对王安石及熙宁变法的分析与评价,实际上反映了宋儒对于“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的不同看法。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儒学术探索目的的高度概括:学术探索就是为了“经世致用。能够讲“,经世致用到了两宋才真正地被提出、践行。“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经世指治理国家天下的意思,而致用二字则在强调经世之目的乃在富有民生,建立太平祥和的国家社会。因而,所谓经世致用即治理天下国家、富有民生之谓也。这和经国济世、经世济民,或简称为经世、经济,其意义都是一样的。经世
2、致用代表着儒家关心社会民生,通过为政,以祈达致国治天下平的一种观念。儒家从建立的那时起,就是积极入世的学问,要通过个人不断的“修身以把握平治天下的本领。从先秦到两宋,历代儒者大体都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去实践本人的政治理想此处不包括为一己之私利而入仕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能够讲是大部分儒生的价值观。在这里“,立德等同于“修身“,立功等同于“经世致用。既然根本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那么怎样才能够“经世致用?以朱熹为例,他任知南康军期间,针对南康军所遭受的旱灾,上书言事“:淳熙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
3、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能够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朱熹在这里指出,税赋收入全部供应军队,造成了州县别立名目巧取豪夺的现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缓解民贫赋重的情况,需要检核兵籍、屯田练兵、精简军士,减轻州郡供应军需物资的负担,同时严禁苛敛,宽恤贫民,只要这样,才能够消除由于流民的存在导致的社会动乱。另外,他在知南康军期间,本着兴学施教的目的,向朝廷申请修复白鹿洞书院。待书院修复完毕,亲身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并执掌教鞭,同时聘请陆九渊等著名学者登坛讲学,积极推动南
4、宋教育的发展。其后朱熹知福建漳州,提出“经界法。上述这些做法其本质都是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反映了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在为政方面的“经世致用。但同时朱熹却以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8卷第十二(己酉拟上封事)“必自修身始,修身齐家,然后达诸天下也。陆九渊少时曾“议恢复,陈五论“: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概。因轮对,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豪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
5、。陆九渊的这五论很简短,没有更为明确的解释,最多算得上是概述,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包括了举贤、治学、行政等方面,可谓言简意赅。陆九渊的荆门之政获得了骄人的政绩,正如前文所讲,陆九渊的为政思想在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我们能够看到,陆九渊实际上推崇并尊崇的是一条由“内圣到“外王的途径,也就是讲,在陆九渊那里“,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内圣。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
6、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害,今日虽富,岂能长保?可见,朱陆二人主张并且践行的是修身为先,事功随之。作为理学家,他们并不是不关注时弊,并不是不关注事功的建立,只是他们的方法,在短时期内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由于思想的深入程度决定了方法的选取,决定了方法的治标性或者治本性。而治本的方法,往往是在积累经过中步步为营,所以,显效慢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当社会的弊政亟待改革时,这种治本的方法就很难找到适于它们生存的土壤。急功近利不单是一种心态,更多地是出于形势所迫。余英时先生在总结宋学的特征时讲道“:宋学有两项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的世界;二是发展了种种关于精神
7、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指点人们怎样成圣成贤。这两点毫无疑问都属于内圣的领域。但深一层观察,这两条开拓内圣的道路,同是为了通过治道以导向人间秩序的重建。这是宋代儒学的主流所在,自古文运动一直贯穿到朱熹时代。理学家必须预设此理世界,作为他们理想中的人间秩序的永久而又超越的保证,否则他们重建秩序的要求便失去根据了。贺麟先生在(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把“空疏无用的宋儒之学与叶水心、陈同甫等提倡的实学进行了比拟,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程朱之学,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极之理,其理论基础深厚,犹源远根深,而其影响之远大,如同流之长,枝叶之茂。彼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根基浅薄,目光近小,理论基础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知足,故流不长,枝叶不茂,影响反不甚大。由此足见,凡讲功利主义切实用,凡讲程朱之学虚玄空疏不切实用者,皆只是外表上的看法。“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理学家们力图为社会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德诚深、风俗诚厚的基础,只是这个工程浩大,而且短时期内理想的成分居多。但是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恰恰需要理想的形式去规范。纵然达不到绝对理想的形式,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理想形式的指导: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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