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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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音乐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一、“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在此将叶教授新作开篇首先提到的李应华教授文章中的内容进行长段引用，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表达一种看法：在学术性写作中，为了关联、支撑本人学术观点的表达而提及、引用别人成果时，首先应当正确理解相关文献的内容本质与核心要义，并用明确的表达来展现之。通常作者写作时都要讲究上下文的联络，读者阅读时也会思考文字上下的含义，揣测词句前后的意味。叶教授在提及李应华那篇文字“集中归纳了当时音乐界所做的探索与反思之后，紧接着就写道：“笔者在1997年的文章里也尝试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西方音乐的设想这样的表达会

2、让人感觉到，似乎李应华教授先前也有与叶教授类似的“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西方音乐的设想，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叶教授所言，李应华的文章确实“集中归纳了当时音乐界所做的探索与反思，但是，她在文中对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探索之路与学者们的反思所进行的评述与归纳以及她本人对相关历史情境等现象的深入反思，不仅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的“意向无任何关联，而且还显示出与叶教授的思路及对待西方音乐学术传统之态度的相当不同的审思与表达。第二，叶教授对其他学者的观点的“归类应当尊重事实。同样在叶教授新作的这个部分，在讲到作者本人对西方音乐研究之“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的提法后，紧接着提到“学界同仁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观点如于

3、润洋、杨燕迪、王安国、王晡、姚亚平、余志刚、杨九华、王珉等。很可惜，叶教授在这里并未给出相关的参考文献，也未对上述诸位学者与他“类似的观点进行扼要的讲明或提要性呈示，这就让读者很难明确了解这些学者对“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问题的真正看法与表述。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叶教授所提到的“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的学者名单中竟然也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姚亚平教授，这就奇怪了。我不知姚亚平在何时何地刊物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我倒是从姚亚平为（音乐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将来之路专栏所写的文章中，读到了他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截然不同的观点。姚亚平的这篇文章共由四个部分及“余论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关于中

4、国人的视角。这一部分固然只要一千多字，但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时下所谓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人的视角之提法的不赞同：事实上，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时，不可能首先预设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我们很难带着这样一个抽象的认识来开场研究。我们只能有一个“我的视角；由于“我是一个中国人，受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所以“我的视角中可能带有中国性，只要在这个意义上讲才有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因而，中国人的视角不可能是一个出发点，不是确定要实现的目的，不是研究西方音乐的动机；只要当我们强调中国的民族性，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时，才会出现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姚亚平教授在明确表达本人不赞同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观之后，对所谓“

5、中国人的视角这样一种提法的“意味作了进一步的审视。他以为，鉴于“中国人的视角承载着“很大的抱负、很重的责任和很高的要求，它不能是轻松地讲讲罢了，而是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我。因而，姚亚平指出：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并不能仅仅由于我们是中国人，由于旁观者清，新的视角就自然光临，而需要以“我看到了什么？这样一种强调学者个体独特审思的“积极参与来呈现本人对西方音乐的考虑、观点和评价。按我的理解，姚亚平在此强调的这样一种“积极参与绝不是脱离西方音乐学术语境而自搞一套的“中国视野下的研究，而是在关注西方学术传统和现代学术思潮的同时，以主动的介入来融入对于西方音乐艺术进行建设性文化阐释的工作之中。我赞同亚平对“

6、开放自由的多元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学术空间的重视。这样一种浸透“当代意识的学术情境对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学者来讲，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我们绝不能盲目自大，想当然地要自成体系、另搞一套；我们只要努力学习，在真正了解西方音乐学术之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出“我的声音。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层考虑，姚亚平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意识到，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学术成就的更大依靠。假如我对姚亚平教授这篇文章中观点的理解是准确的话，那么叶教授将姚亚平列入他所以为的发表了与他观点“类似的学者名单中显然是一个错误。值得指出的是，要讲“类似，我觉得姚亚平对所谓“中国视野或“中国视

7、角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倒有不少共同之处。只需将姚亚平的这篇文章与我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现代视野）一文放在一起阅读就能够发现，固然我们对相关问题考虑的重点与表述不尽一样，但我们的基本态度与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的提法并不科学，由于“当这样的学术观察与事先预设的包含国别指向的抽象概念联络在一起时，它在详细研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成果等待指数是令人怀疑的。第三，叶教授应更客观地呈现与对待学界内与其“中国视野观不同的声音。如前所示，叶教授在他以为的与他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名单中列入的人名有九位之多，而在提及“也有不同的观点时，仅提到我一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2013年

8、9月举办于沈阳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曾有一个环节是与会学者围绕“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一论题做自由讨论。当时曾有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年轻学生对该议题表示异议，以为“中国视野是要发挥中国人的特色，但也要注重学术个性的表达。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老师高拂晓副教授也指出“中国视野的提法并不妥当，应该提倡“国际视野，并建议改称“中国人眼中的西方音乐研究。高拂晓发言的重点是：“在当代社会做大而空的设想并不实际，要踏实地阅读一些西方的文献，占有量要多，在此基础上再构成新的视野。除了学生与年轻学者不赞同“中国视野的提法外，不少资深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对“中国视野的不同看法，当天亲临会场的参会者应该

9、都有印象。这些学者的发言中，对所谓“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的理解与阐述，都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里，我仅举一例。杨燕迪教授在发言中明确地讲他不常用“中国视野的概念，比拟常用“中国关心。他对“中国关心的进一步讲明是：“中国关心不见得直接拿中国的东西做比拟，做题目不是随意去做，西方音乐对中国人来讲是宏大的对象，到底去照顾什么方面，一个要有出发点，研究的东西对于如今的中国有什么意义，例如弄清楚作曲家这个职业的功能、钢琴的功能等。从这段我抄录自“中国音乐学网的杨燕迪发言的整理记录中能够看到，他对“中国关心的认识和表述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明显不同。我与杨燕迪教授在同一学校共事多年，由

10、于专业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们有过很多次的学术交谈，应该讲我对他的学术考虑与研究路向还是比拟了解的，而且对很多学术现象与学科建设的问题，我们有着一样或比拟接近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在此我能够就我所理解的杨燕迪所讲的“中国关心再作些补充和解释。杨燕迪提出的“中国关心既不是一种学科理论，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体现学者责任感的学科认知和宏观性学术反思。作为一名在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领域内有影响的学者并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相关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杨燕迪教授肯定会从推动学科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与此相关的学术走向与学科设想，所以他提出的“中国关心能够视作一种考量学科发展、关注人才培养的“学术大局观。本着这种“中

11、国关心的思路，在面对与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建设主要指研究生层次的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硕士与博士论文选题、引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翻译选题、科研架构包括个人研究与集体科研项目等问题时，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学术语境与教学环境等。换言之，我们在进行西方音乐史方面的教学、科研、翻译、学术研讨等组织工作与计划施行时，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历史沿革与当下境况，尽可能选择有利并合适于中国国情的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的设想与实践。近几年来，我与杨燕迪教授曾一起商议、策划过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课题与翻译选题。我们的共鸣是：应该更好地在围绕学科建设的总体考量下来引导研究课题、学术著述、教材编撰、外文翻译的详细施行。例如，由

12、我们策划的音乐史译著系列“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就是体现“中国关心的详细成果。这套丛书某些卷次的写作思路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或许略嫌“保守，他们以为中国音乐学界应该翻译、引介现代更具学术新意的西方音乐史论专著。但考虑到中国的西方音乐史教学及研究目前正面临着从一般概论性叙述的通史讲授向具有相对深度关注的“断代史与“专题史研讨的转折，故而在当下引进这套丛书就显得特别必要。还应指出的是，杨燕迪在以上场合为了讲明“中国关心，强调研究西方音乐要考虑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时，十分例举了两个课题：“搞清楚作曲家身份的演变与“搞清楚钢琴的功能。这两个对中国学界来讲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如今已经有了相关的学术成果在杨燕迪教授

13、的指导下，夏滟洲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构成与成认），江松洁则以她的博士论文写作讨论了19世纪中叶钢琴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我很荣幸作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分别参加了夏滟洲和江松洁的博士论文答辩，所以很熟悉他们博士论文的写作经过与成果内容。能够告知的是：这两个体现“中国关心并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西方音乐研究成果，无论是选题初衷、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思路、学术话语，都与叶教授倡导的“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没有什么联络。显而易见，所谓“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何为“中国视野？为何“中国视野？怎样“中国视野？对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领域的学者们

14、都有着本人的独立考虑和见解。我只是希望，今后再有对此感兴趣的学者要讨论相关问题时，应当在客观呈现学界动向、明确转述别人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再来表达本人的看法和商榷意见。二、怎样对待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通常来讲，进行一项与西方音乐相关的学术研究，研究者自然会面对已有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直接相关的成果和有一定关联的学术文献。当我们期望本人的研究能显现更高的学术含量时，这种对西文文献的涉猎与研读就需要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进行，由于这种涉猎与研读将为我们本人的探究建立一个学术基础。只要在这个尊重、审视、借鉴或批评性讨论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展示本人的独立考虑与个性化探究。讲得再明确些：进行西

15、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尽可能多地了解并理解西方学界的成果经典文献与现代研究是中国学者期望展示本人研究成果之新意及价值的前提。尤其在目前的情势下，当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在整体实力上与西方学界还有很大差距时，这种“了解和“理解就显得更为重要。换言之，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假如不了解相关详细研究领域内专题性探索西方学者已做过的研究及成果与涉及此项研究的国外最新学术动态与趋向，只在那里闭门塞听地沉醉于本人的“探索、“发现、“创新，这种所谓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令人怀疑的。迈不开这个关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第一步，很难想象会有扎扎实实的第二步所谓“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视角、对音乐现象与音乐作品的主体性解读都需要在

16、一定的学术语境中展示，这样才能显现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叶教授新作中论及国外资料“一手资料的文字主要有三段，我仔细阅读多遍后仍存疑惑。为了不再让叶教授以为我是“按需截取他的文字这是他对我刊登于2013年第4期（音乐研究）上的文章之行文的批评和误解他的话语，我必须在此完好地摘引他这三段中最令我不解的第一段，以便论讲清楚。这段文字出现的“上下文是作者谈到在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学者作为“他者所面临的“不同和“不利的两个方面之一：其次，一手资料的获得不易。西方各国人文学科的刊物有万种以上，其学术专著而且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是无法统计，对西方诸多学者研究的各类课题，难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有时，当我们通过

17、各种途径得到有关材料时，其已成过去时了。更多资料是译介而来的，将其他语种再译成英文，这里有可能已经带上了西方资料收集者译介者的分析判定。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个别学者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既通晓多国西方语言，又能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长期在西方学习与生活过的阅历。笔者以为，有这种件的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学科领域毕竟是寥寥无几。经过对上述状况的分析，叶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即便愿意做西方学者的追随者亦是很难。讲实话，我初读以上文字甚感惊讶，很难相信这是一位研究西方音乐的资深学者对西方外文文献的状况分析、现象认识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我重读这些文字并试着根据“

18、中国视野观的思路与立场去品味这些文字背后的深层意味时，就自然地明白了叶教授对待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真实态度。坦率而言，对此我不能认同。下面我尝试提出本人的不同意见。第一，叶教授对“一手资料的认识显然有误。在学界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所谓“一手资料通常是指呈现本原情状的“原始资料originalsources。就历史音乐学西方音乐史学科领域的情况而言，“一手资料主要指作曲家创作的乐谱手稿包括各种乐谱抄本、音乐家的日记、信件、谈话册例如“贝多芬谈话册、与音乐家生活相关的档案资料例如构建赞助人与音乐家之间雇佣关系的合同文本、记载与音乐事件相关的历史文档包括文字记录、录音和影像资料等等。叶教授讲的“

19、一手资料显然不是指这种“原始资料他在此提及的刊物、学术专著及译著都不属于“一手资料的范畴。尽管学术性的刊物、专著、译著有不少会与“一手资料发生密切关系，但它们更多是基于“一手资料的研究呈现和由“一手资料引发的学术审思。对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来讲，目前要做某些完全基于“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的专题研究确实有一定困难但并不是没有一点可能。我想指出的是，历史音乐学是一个研究领域非常广阔的学科，当中国学者在现阶段还不便于从事某些非得依靠原始资料才能进行的特殊专题研究时例如手稿研究、档案研究等，我们能够更多地投入到以音乐现象作品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探索中，即通过分析、审视音乐作品所承载的作曲思维、创作风格、

20、体裁构建、形式意味、时代风气和文化表征等蕴涵来解读、阐释西方音乐的审美价值和人文意义。而在这样的研究中，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就必须与西方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和刊登于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二手资料“打交道，这种与外文文献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构成的“深度关注从“泛读到“精读既是为了了解本人的研究兴趣点与已有的国外学术成果的研究积累所构成的关联，更是为了搞清楚本人准备施行的研究设想尚有多大的学术空间和可能性。无疑，研读外文文献并了解西学成果肯定是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不能避开的一个重要环节。假如根本不知道人家已经做过的研究，或者完全弄不明白西方已有学术成果的奉献和意义，只在本人的小天地中盘旋，这样产生的“个

21、性研究和“独特成果有意义吗？第二，叶教授关于外文文献之数量、“时效性和翻译问题的认识值得商榷。叶教授在此议论西方各国人文学科的刊物有“万种以上、不同语言撰写的学术专著更是“无法统计、有关资料到达我们手中时其内容“已成过去时、更多从其他语言译成英文的资料“可能已经带上了收集者译介者的分析判定，叶教授讲出这些他所认识的有关外文文献境况的目的无非是想讲：西方的文献并没有一定要看的必要由于过多所以根本看不过来；由于有些到手的资料已经过时所以没有参考的价值；由于有些经过翻译的资料浸透了译介者的“分析判定已经变味，所以不值得阅读。叶教授用“万种以上和“无法统计来形容西方学界的刊物和学术专著的数量应该没有什

22、么过失，但问题是，我们在做一项详细的西方音乐史的专题研究时，真的需要与“万种以上和“无法统计的外文文献打交道吗？不用讲是中国学者，就是一位懂多种语言的西方学者也不会根本也没必要去对付这么多数量的文献。踏踏实实做过真正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除了极少数的研究或许需要查阅“万种以上和“无法统计的文献资料外，绝大多数的专题性研究所涉及的参考文献数量应该是能够统计的。出于各种专题讨论的个案原因与特点，作者所参考、引用的文献数量各有不同，可能是几十项、上百项，可以能是一百多项、几百项。这里，我只举一中一外两项遭到高度评价的专题研究作为例子，看一下学者在本人的研究、著述中所主要关注的文献数量。威廉金德曼教授是

23、现代西方“贝多芬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出版于1995年的学术专著（贝多芬）被公以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贝多芬研究的学术成果，广受赞誉。贝多芬研究领域的大师级学者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Solomon也给予此书很高评价，以为这项“基于现代最新、最优秀的学术成果之上的研究，有力地展示了作者原创性的探索。我仔细阅读了金德曼教授在（贝多芬）一书正文后呈献的“引用文献BibliographyofWorksCited，并细数后得到结果：总共文献数量为202项。我又阅读了于润洋教授的专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中所附的“参考文献，一目了然由于于先生为全部文献加了序号：“西文部分20项，“中文部分

24、17项。我在此将这两部分别在西方和中国很受推崇的音乐学专著作为例子放在一起，并讲明它们所列的“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的数量，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表达与叶教授不同的看法。每位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作者都会在本人的专著内呈现该项研究所涉及的书目文献，可能是202项或更多，可以能是37项或更少，这是每位作者基于研究目的、探索范围、关注论域和阐述路向的独立选择，我们当然不会仅以作者所列的“参考文献或“引用文献的数量来断定该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我强调的要点是：绝大多数的专题研究包括这里例举的两部专著所关注的别人成果以“引用文献或“参考文献为标识的专著、论文和其他文本资料应该是能够搞清楚的，绝非“万种以上或“无

25、法统计。正是在这种能够统计的并让读者明白作者之研究基础的“学术上下文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特定研究在相关学术语境中所展示的学术含量与作者个人“原创性的价值和意义。叶教授提到“有关资料外文文献到手时“已成过去时了的这种情况也值得我们细细思量。由于叶教授谈到这一情况时，并未举出详细的例子，所以我无法得知，他是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他所要的“有关资料后才发现这些资料“已成过去时了。不能否认，用21世纪的目光来看，历史音乐学领域中有一部分资料确实已显得陈旧，能够断定“其已成过去时了，但这既不影响也不能阻碍我们去关注更多并未成为“过去时的“相关资料。换言之，值得我们去研读、理解的尚未成为“过去时的西文

26、资料数量要远远大于那些“已成过去时的资料。这就要求我们中国的学者在准备做一项西方音乐研究的专题时，应当尽可能地广泛查阅和研读与此相关的外文文献，知道哪些资料已成“过去时，哪些未成“过去时，哪些专著、文章只需泛读了解，哪些必须精读审思，从中把握相关研究已有成果的来龙去脉和学术语境，并努力找到合适本人探索的学术空间。正由于如此，我们才强调在中国搞西方音乐研究的人更要努力了解西方的学术传统，关注现代西学的学术走向，懂得不同外文资料的学术含量及参考价值，进而进一步明确本人的研究定位，这样才不至于花费了很多力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只是“已成过去时的外文资料。关于“有些外文资料已成过去时的提法，我还想多

27、讲几句。同样由于叶教授在叙述这一“已成过去时的情况时没有注明专指何种文献，所以我尚不知叶教授是如何断定外文资料的“过去时。借此时机，谈一下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音乐学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以及与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自然科学领域，资料或文献的价值体如今很大程度上取决它产生的年代时间。在以逻辑推理和实验检验为主要研究手段的自然科学领域，不断证伪经过中的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在创造每个时代科技文明新成果的同时，也用很快的速度相继淘汰以往的信息，取代或纠正先前有误的认知。因而，在科学观念与技术实践都呈加速态势的自然科学领域尤其处于当今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网络时

28、代，资料的“时效性愈来愈短，很多科技文献的价值也随着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的频繁涌现而遭到挑战并失去原有的意义。然而，人文学科领域内的资料和文献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学科主要关注人与人生的价值及其精神表现，它的基本探究方式是评价性的价值审思与意义诠释。正是由于人生价值的寻觅与精神现象的反思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人文学科的探索自然呈现出不断开掘、持续积累的研究状态，其特殊性质的学术真理浸透于它的探究经过与承载体现。所以，相比拟而言，总体考察下的人文学科的资料、文献的“时效和价值意义显然要比自然科学的更为持久。在历史音乐学领域，尽管有些研究在其他后续新研究的比照下已显现出过时的陈旧状态例如未涉

29、及或根本不知重要手稿、史料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存在，或由于特定时期的认识所限而产生的对音乐家和音乐现象创作经过或作品文本的粗略描绘和浮浅解读但更多的研究则以展示个人视角和时代意向的观察、考虑和论讲表达了音乐学术之学问积淀和探求生成的人文旨趣。历史音乐学近二百多年来所不断积累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这里，我再以于润洋先生的（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举例。观于先生在此书“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西文部分，总共20项文献，其中半个多世纪前196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著作超过一半11项，按序号出版时间顺序排在前三位的三本专著分别出版于1910年1967年重印、1921年与1935年

30、。很显然，于先生并没有由于这三部著作已近“百岁而弃之不用。叶教授显然对外文资料中的英文文献构成也颇有微词，以为其中“更多资料是译介而来的，将其他语种再译成英文，这里有可能已经带上了西方资料收集者译介者的分析判定。还是由于叶教授未对此进行明确讲明例如，详细给出某一部或某几部著作的书名，我就不能确定他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由其他语种翻译成英文的文献在“译介和“分析判定上出现了如何的不该发生的问题。是错译、误读？还是“分析不着边际，“判定呈现偏见？因无法讨论详细英文译著的问题，在此我只能谈谈我知道的情况。从近百年的学术发展来看，西方历史音乐学的“研究主体早已从德国移向了美国。尽管处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

31、利等国家有着各自深厚的学术积淀，并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美国学界成为整个西方历史音乐学研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气力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学界更与美国学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络。因而，20世纪初至今，历史音乐学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中，用英文撰写非翻译的论文、专著等学术文本成为这一领域内文献构成的主体，“将其他语种再译成英文的资料只占广义“英文文献中的一小部分，绝非“更多！道理很简单，由于在英美音乐学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能流畅地阅读德文文献，其中很多人还具备阅读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能力。所以，除了少数需要十分关注的重要历史文献和一些“经典著作例如拉莫的（和声基本原理），在历史音乐学领域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32、文章只占整个英文文献中的很小比例。另外，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英语作为当今世界学术场域中的“共同语言在集聚多国学者之成果于一体的学术著述论文集中用英文写作和在学术会议中用英语发言已成为学界共知的现象。据我所了解的由其他语种翻译成英文的历史音乐学学术文献，绝大多数都是值得信赖的学术文本，翻译者所奉献的译文本身以及对译本进行学术性解读的注释、导言等都不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即使是有本人的独立见解，也不会发生任意进行偏离译文内容主旨的“分析判定，这是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所遭到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他们必须呈现应有的学术自律，而西方各国重要的出版机构都具备一套对著作和译著进行严格学术把关的编辑审

33、稿制度，这就保证了历史音乐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英文译著的学术质量。叶教授感慨于在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领域里，“既通晓多国西方语言，又能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长期在西方学习与生活过的阅历的学者寥寥无几。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这样的情势不更讲明我们目前的西方音乐史学科的整体实力太弱了吗？尚不能在众多详细的研究领域与西方学界进行同等学术层面的“对话，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在清醒认识到本人的弱势地位的同时，更有意识地去了解学术传统、拓展学术视野。“水平不高警示我们需加倍努力，“外语能力不够提醒我们更要刻苦用功。我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里，已有一批青年学者正

34、以虚心的态度、满腔的热情和兢兢业业的行动为不断提升本人的研究水平而努力学习外语，其中有的人在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法语、英语的基础上，又开场了拉丁文学习的征程。青年学者这种好学精神与一步一个脚印的学术迈进不正是我们学科将来的希望吗？要而言之：我们不能由于西学文献的“无法统计而止步于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我们不能由于一部分外文资料“已成过去时而忽略更多价值尚存的西学积累；我们不能由于极少数可能存在错误的“英文译著而抗拒绝大多数值得信赖的英文版著作和论文；我们不能由于个人外语水平的欠缺而有意避开西学成果去找本人研究的“独特切入点；我们不能用“学术水平不高又没有在西方学习和生活过的阅历这样的托词来成心

35、隔断中国人的研究与西方学术传统及其现代走向的关联。怎样正确对待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外文资料和文献是每位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者都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它不仅影响到研究视野，更反映出学术态度。每一个想要以西方音乐史研究作为专业事业的中国人，都应该沉下心来认真考虑这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它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学术选择、研究路向和将来的事业发展。三、“现代视野、“终极目的及其他叶教授对我文章中提出的“现代视野颇为不满，并质疑这句“泛论性的讲明并无“明确的理论意涵及意义指向，未详细阐释“现代视野的“理论核心、基本属性、在研究中的基本呈现方式等，以及未呈现“现代视野与“国际视野、“西方视野、“中国视野、“全球视野

36、等比拟有哪些异同。叶教授对我所讲的“现代视野这个词语的批评看似指明要点，但实际上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道理，由于叶教授将我提出“现代视野的论讲语境置于一旁，完全把我对涉及研究现状、思潮本质等问题的阐述思路与“现代视野的提法割裂开来，仅以这一词语本身作为对象进行质疑，显然有失公允。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现代视野并非一个抽象概念，所以它不具备所谓的“理论意涵，但它确实有着详细的内容和明确的“意义指向。首先请叶教授再看一下我那篇文章的标题：“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现代视野。我用一目了然的夺目标题来告知我写作该文的选题角度和论讲要点。我从2000年回国任教以来，持续十多年对学科发展密切关注。我以为迈入21世

37、纪的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教学“正面临着强劲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学科领域的思潮演变与研究视域的转型，也来自于研究主体即学者本身的姿态定位与深化学问肌体的文化考虑。为此，我们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涉及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硕博论文、科研定位、翻译选题等各方面的学科建设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基本核心是，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和对待西方的音乐学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西方音乐史研究及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建立之后，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本人都一直在考虑和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十几年来，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进步，也受惠于网络时代提供的发达资讯。

38、我们有了更多的时机、更好的途径去接触中国之外的西方音乐研究的情状。但是，我们能否已真正进入了在深层次上了解西方音乐学术的阶段？我的回答是：尚未真正进入。我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回答是有针对性的。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我国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场关注并积极引介女性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修辞学这样体现批评意识的新思路、新方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对学术新潮的兴趣和热情却遮蔽了我们对西方音乐学术传统仍然认识浅薄的状态。其二，当我们正在努力去体悟西方音乐学术的脉动并以此来促进我们的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时，一种强调民族性“主体意识的学术路向又让学科内部对西学的认识再起波涛。鉴于此，我在为（音乐研究）笔

39、谈专栏“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将来之路所写的专稿中，从“学术传统与“现代视野两个方面来集中阐述对西方音乐学术脉络之认识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是学术脉络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呈现和意义所指，又构成互相贯穿、前后关联的思潮流变和文脉演进，浸透其中的是文化的底蕴与精神的承载。所以，我以为关注西学的最新进展，不能替代对西方学术传统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更深化地了解西方历史音乐学的丰厚积淀，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近三十年来以“新音乐学NewMusicology为学术主潮的西学动向及其文化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文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表达对西方历史音乐学传统的理解并再思实

40、证主义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传承中的人文价值。同样，我在文中将对应传统透视的现代审思以“现代视野这样一个词语来表述，强调对现代西方音乐学术思潮的考察中应以更广阔的视域来认识其中的多元化态势和感悟“后新音乐学的学术反思及研究成果。我文章中例举了与“多元化态势和“后新音乐学相关的几项代表性研究成果，目的是要讲明：当我们被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所吸引时，不能忽略在现代西方仍有以传统的史学方法探索音乐历史、细读作品文本、审视风格流变的力作；而且我坚信，影响学科发展的真正的学术积淀主要来自不断深化的专题性个案研究，而不是广泛概讲的宏观考察或远离本体的方法论辩。正是在这样的论讲语境中，我提出并强调了“现代视野的

41、重要性，并将它与“学术传统并列审视。“现代视野不是一种抽象言讲，它确实能够视作一种“泛论，但它绝非脱离实际的空泛话语，由于它不仅呈现对西学走向的感悟，而且提出对我们本人学科发展的反思。它所具有的“意义指向自然反映出我个人的学术态度和选择。十分要指出的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现代视野和其他学者在不同场合所讲的“国际视野、“全球视野甚至“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等与叶教授倡导的“中国视野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中的多种“视野基本上都是特定讨论语境中针对相关对象所言的详细的观察角度，而后者的“中国视野则是一种呈现“主体意识的抽象概念，尽管我们尚不完全清楚它作为抽象概念存在的真正含义，但它承载着倡导者努力构建理论

42、体系的学术抱负则是明晰可辨的。尽管叶教授讲“中国视野是一种手段、方法、思维方式，但只要认真读过叶教授有关“中国视野观的文章的人都明白，叶教授对“中国视野的执著探索和大力宣扬远不只是对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论的兴趣，它显然浸透着作者追求西方音乐研究之“中华特点的理想和企盼“拥有话语权的诉求。叶教授期望对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本人的创造性奉献，对此我表示尊重和敬仰。但是，任何对人类文化建设有奉献的“创造性探索不能仅仅以“设想或主观想象的方式存在，它所包含“意义指向的“理论意涵必须在实践中经受考验，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音乐学领域的“学术设想。换言之，“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只要经过详细研究实践的检视

43、和验证，才能让我们明白它的学术可信度与存在意义。叶教授之“中国视野观的学术底蕴无疑是他对西方音乐研究之“中华特点的向往和追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清楚地表达了对所谓“中华特点的不同理解，并由此提出了我个人对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之终极目的的考虑：“将西方音乐这种艺术现象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来对待，以客观的态度与主动的选择来探寻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艺术蕴意与文化特征，努力在深层次上理解其精神内涵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叶教授在脱离整体语境的情况下，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思维逻辑来否认我所讲的“终极目的的存在。他以为“在当下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关键是要及时回答理论探索经过中提出的新问题、新思路，应付和

44、解决理论探索中可能碰到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并在探索经过中不断寻找破解问题的方法，而且在这一经过，永远没有终止。叶教授还不得要领地引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西方哲学研究者陈伯海的话语以为西方哲学及其研究“永远行进在途中，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前进、变化的行动经过，由此“促成人类考虑的方式愈益向前发展，以便讲明“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全面发展也是与时俱进的、永无止境的。思路明晰的人都能看明白，叶教授如此的征引论讲和逻辑推论根本挂不上讨论主题及问题本质，由于他混淆了讨论命题中的两个概念“目的目的与“经过的区别。这两者的逻辑关联是后者的展现成为前者实现的必要条件经过通向目的。我们从来都不反对学术研究的“

45、与时俱进，也做好准备面对漫长探索经过中将会出现的新问题包括“各种深层次问题、新困难，更对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学术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仰。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所讲的“永无止境，实际上是指学者在探索经过中体现的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这怎么能与通过学术探索这一详细经过来到达期望实现的“终极目的混为一谈呢？换个角度讲，正是由于存在着一个令人向往并值得追求的终极目的，这种坚持不懈的探究和永不停息的追求才显现出经过中的生命光彩和精神闪耀。另外，叶教授将陈伯海对哲学之特色的阐发来印证历史音乐学研究的“永无止境显然不妥当。“哲学是对人生基本问题、根本问题的根本考虑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这样

46、的思考如影随行地永远跟着我们，永远需要解答，但永远不可能会有一个最终的讲法。我们不能讲其他学科比方历史学或音乐学所关注的问题也都具有好像哲学问题的这种“根本性特质。因而，哲学所独具的这种“永无止境以及对其的理解并不能用于历史音乐学中。我以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会考虑本人研究工作的目的，探索的进行、事业的展开总应该有一个目的：关注当下目前的某项详细研究能够叫做“最近目的，设想或规划将来的研究远景不妨称为“长远目的，而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应该理解为在一定高度上对事业展开之最终目的深层体悟。我能够想象，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征途上，叶教授的“最近目的甚至“长远目的仍然是对他所界定为“一种手段、方法、思维

47、方式的“中国视野展开进一步的探索。我很想知道，除了这些所谓“方法论的考虑，叶教授对于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终极目的或最终目的这样真正的“深层次问题中国人到底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音乐又有着如何的独到见解和明确释义。四、“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设想之后怎样实践通常来讲，某种理论的构建都是为了指导相关的研究实践，假如该理论的信奉者尤其是该理论的“创立者拿不出符合其理论要旨并具有学术讲服力的实际研究成果，那么这种理论的价值及其存在意义都将面临质疑。坦率而言，叶教授倡导的“中国视野观最令我产生怀疑的是它在详细研究实践中的“可行性，这也是我不赞同这种观念及其“理论设想的主要原因。针对我的质疑，叶教授在其新作的

48、第二部分中，通过四个方面的阐述来解释其“中国视野观在研究实践中的“可行性。我认真学习之后，仍然觉得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讨论。下面我按叶教授在此部分的叙述顺序并抄录他所给出的带有“小标题性质的提示性文字，发表一下我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看法。1.关于“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西方音乐叶教授在这一方面的独特考虑主要体如今运用儒家文化的理念来阐述西方音乐的一些现象。叶教授指出：“以中国哲学的中庸思想来解读西方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审美意蕴时，我们就会发现，西方19世纪民族主义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中和美的元素。令人遗憾的是，叶教授在这里并没有例举展示“中和美的详细音乐作品，也未告诉我们究竟还有哪些阐发此意的详细的研究成果论文或专著，所以我们无法真正了解这样的“中和美究竟体如今哪位属于“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的作曲家的创作中，这种独特的蕴意又到底怎样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