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政策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精品文档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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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刑政策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二期一、实体规范：死刑政策适用的根据与边界绑架罪主要规定在（刑法）第条，十分是该款明确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固然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都属于死刑的执行方式，但是，司法实践中二者还是有着很大区别，司法机关也经常面临着怎样进行选择的难题，检例第号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应当讲，（刑法）第条的规定固然比拟明确，但是，怎样结合详细个案进行展开量刑工作，仍然是该条没有直接交待的问题。从一般法理而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比拟抽象概括的，司法机关需要结合详细案情等多种根据才能最终确定被告人的量刑。而司法政策则

2、是其中重要的参考根据。尤其是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分歧的背景下，司法者对这一敏感的量刑问题作出判决时，需要参照多方面的资料和根据，司法政策在此时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司法机关在刑事审讯中贯彻的主要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出台了专门的文件。这些文件对于司法机关在实践工作中详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详细到检例第号中所涉及的绑架罪来讲，（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体现，必须坚

3、定不移地坚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惧犯罪、犯罪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也已经进行了类似规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重办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成心杀人、成心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重办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在检例第号中，被告人正是施行了绑架行为，并以残忍手段杀害了年幼的被害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以上

4、文件中所确定的倾向，本案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更为可取和适当的结果。当然，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绑架案件中都要判处死刑，毕竟每个刑事案件都有详细案情。在检例第号中，被告人能够如实交代犯罪行为，这也是能够从轻量刑的理由之一。而最终量刑结果确实定需要在多种从重或者从轻情节之间进行综合衡量，对其中不同情节所占比重的不同观点最终可能导致量刑结论的不同，因而，这些结论之间难讲绝对正误之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详细量刑结论上存在何种分歧，这些结论都必须以刑法规范的文义为最大范围。换言之，尽管刑事审讯中能够将司法政策作为重要的参考根据，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并不应当超越刑法规范所确定的范围。只要是在刑法规范所确

5、定范围之内的裁判结果，都符合合法性的底限要求。在此基础上，不同司法机关，尤其是不同等级的司法机关之间对裁判结果所持有的不同意见，其本质主要是对司法政策及其在审讯中作用的理解上有所差异。在发回重审的理由中，“法律适用不当表明的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而不是完全的错误。在不当和错误之间的本质差异，决定着量刑结果能否符合合法性的底限要求。从法律方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政策的实践作用范围以法律规范的文义表述范围为限，本质上体现了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地位。“文义解释优先正是人们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的一种延伸。要想使法律规定发挥作用，必须坚持文义解释方法优先原则，否则法律就难以有规范作用。另外，服从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立

6、法者的权威。立法者运用语词所表述的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定，而且还在语词中表述或赋予了价值与目的。因而人们讨论所谓立法的目的或价值只能在构成法律的语词中去探寻而发现。议会作为集合体，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文义解释优先正是尊重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权威的体现。这一点是当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正是由于我们在探寻法治的实现途径，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才彰显出其存在的必要。借由确定的规范文义，法律才具有可预测性，人们才能够据此构成合理预期，进而决定本身的行为方式。所以，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中的首要方法，其解释范围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射程：只要在该射程内进行选择，司法者才是在法律之内进行裁判，否则，一旦越出雷池，将造成

7、司法的恣意妄为。详细到死刑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来讲，固然对于怎样理解死刑政策这一问题，不同司法机关有着不同回答，但是，所有的意见都以尊重刑法规范的基本文义为前提和基础，在定性上符合合法性的底限要求。简而言之，实体规范所确定的文义，为死刑政策的实践运用划定了解释的外延，这是死刑政策适用的根据和底限。二、诉讼程序：死刑政策适用的对话协商经过固然刑法规范的文义为死刑政策的适用提供了解释范围，但是，结合详细案情来适用死刑政策，仍然没有得到终极意义上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来讲，死刑政策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属于司法者自由裁量的范围，完全通过实体性的规定进行限制是无法全部实现的，毕竟，任何实体性的规定都属于抽象

8、规定，只要借助于司法者的主观能动才能与详细案情相结合。“刑事裁判的构成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事实上，起决定作用往往不是法律的外在标准，而是裁判者的内心标准。但存在于内心的标准，既无法完全统一，也无法准确测量。此时，要恰当适用死刑政策，还需要程序上完善相关的限制措施，检例第号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该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抗诉和再审，最终确定了判决结论。固然该结论在实体意义上与一审结论基本一样，都判处被告人死刑，外表上看似乎没有突破，但是，正是由于经过了多个司法程序，才使得最终的结论愈加合法、合理，符合目前的死刑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诉讼经过中，各方介入人的程序权利都得到了充分表达，例如检察机关的法

9、律监督权、被告人的上诉权和被害人一方的申述权等等。能够讲，诉讼程序的运行从外部保障了死刑政策在检例第号中得到了贯彻，这一点尤其体如今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诉理由之中。这些理由包括：被告人绑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定案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能够构成完好的证据体系。二审讯决确有错误，由于其所根据的两个事实认定上的疑点，都能够最终被排除。被告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对其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点表如今：被告人精心预谋，主观恶性极大；被告人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二审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不被被害人家属和当地群众接受。基于以上几

10、个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比拟充分的抗诉理由，并被最终判决结论所接受和支持。由此可见，诉讼程序的运行使得各方介入者都能够表达本人的意见，尤其是司法机关能够利用正式程序制度针对死刑政策的适用问题展开对话和沟通。相比而言，实体层面上的刑法规范仅能提供适用死刑政策的范围，这种规制方式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利用诉讼程序却能够展开愈加细致而全面的协商活动，从法律方法的角度来讲，其本质就是法律解释共同体针对同一案件的对话经过。由于法律解释在司法经过中的广泛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解释共同体具有大致一样的含义和范围。“法律家的主观判定必须经受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批评和监督，必须迎接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性判定的

11、挑战和第三者的择优选择，因而，客观而正确的法律决定终将在主观与主观的碰撞砥砺经过中出现。换言之，诉讼程序的运行由个案引发，同时也给法律解释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进行对话协商的场域，最终的判决就是法律解释共同体之间“主体间性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制定和施行都充满了不同主体的主观色彩，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并非司法经过和结果的本质属性，法律适用中所谓的客观性本质上就是法律解释共同体进行对话协商的结果，也即“主体间性。“对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形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而，法律就会表现为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客观、非个人化。同理，解释之客观性是以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解释共同体为前提的。面对着当下中国的法

12、治进程，我们能够看到，构建法律解释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已经成为普遍呼唤，但是，利益上的分裂阻碍着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构成。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出于职业上的共同利益，从最低限度开场建构法律解释共同体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对社会热门案件的评论，就需要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充分利用时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认甚至相互轻视。而目前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则为法律解释共同体进行对话和协商又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契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能够通过研习指导性案例，获知进行对话和协商的规范行为形式，并将其贯彻于本人的实践工作之中。长此以往，有效的沟通和沟通有助于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构成，毕竟，各个司

13、法机关之间有着类似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都以法律为业。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化，愈加深化的沟通和沟通逐步成为必需，反过来又会互相促进业务能力的提高，发挥司法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最终构成各方主体的良性循环互动。“重实体，轻程序一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痼疾，也已经有很多学者设计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其实际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司法活动中任意偏离、回避甚至歪曲程序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而以检例第号为代表的指导性案例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由于指导性案例在司法机关中具有直接的正式效力，能够催促司法机关认真履行司法程序。经过了多重司法程序的检例第号为类似案件的处理不仅提供了实体样板，而且也成为其后案件的

14、程序标杆，能够凸显出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程序的运行能够更有效地保证众多司法机关对适用死刑政策表达意见，实现一种“兼听则明的效果，其保障效果和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实体规范。三、整体融贯：死刑政策适用的综合标准与指向从前文的分析中能够看到，实体规范和诉讼程序都能够推动死刑政策的准确适用。但是，这些途径仍然无法从终极意义上保证该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适当运用。原因就在于，任何司法政策都是司法机关最终进行判定时的参考根据，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该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自由裁量的问题，这种自由心证只要外部监督，并无绝对约束。作为司法政策的一种，死刑政策也是如此。即

15、便有相关的司法文件也难以真正起到规制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以上规定中，无论是“罪行极其严重，还是“统一裁判标准，都缺少明确的、能够直接操作的细节规定。质言之，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仍然是高度抽象概括的，不能直接代替详细司法者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因

16、而，要保证死刑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还需要有综合性的评价标准和目的指向，融贯性或者融贯关系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融贯性是法律方法论的重要论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下面几个方面：逻辑上是一致的；它说明了一种高度的或然性的一致性；它说明了很多在信念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对较强的推论性联络；它是相对统一的；它几乎没有包含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它提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它必须包含把一种高度的可靠性归因于数量合理的认识上自发信念的法律。简而言之，融贯性强调的是各个命题之间没有矛盾，和谐共存，互相支持，共同指向于同一结论。融贯性在司法领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判决结论的构成都需要多种理由的支持，这些

17、理由之间应当知足融贯性的要求。只要全部判决理由都能够支持最终结论，而且这些判决理由之间没有矛盾、互相融洽，最终的判决结论才能够经得起琢磨和质疑，才是知足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高质量判决。这一点对于死刑政策的实践运用也是同样道理，无论是判决死刑还是死缓，都需要有充分的、知足融贯性要求的判决理由。就检例第号而言，从死缓到死刑的改判也获得了符合融贯性的判决理由的支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怎样把握从重和从轻，对司法者来讲是宏大的挑战，尤其是在适用死刑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内容非常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

18、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重办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则愈加详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损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常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详细情况详细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以上两个文件都对适用死刑政策时从严把握也即倾向于死刑立即执行给出了不少的考量因素。

19、假如以此为标准和根据分析案情，所有的详细结论都构成了融贯关系，共同指向于同一判决结论，那么，该判决结论就得到了证立，检例第号的详细案情分析也正是符合了以上融贯性的要求。例如，就社会危害性而言，本案中的被告人在未讹诈钱财的情况下以残忍手段杀害未成年的被害人，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宏大痛苦，对社会造成了宏大危害；被告人长期游手好闲，对本次犯罪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在主观上的恶意是特别明显的；该案在当地产生了相当影响，尤其是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初次改判为死缓之后，当地群众和被害人家属都非常不满，强烈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这几个方面都是从重处理的情节，而案件的基本情况中几乎没有从轻情节。换言之

20、，多种理由都指向于从重适用死刑政策，也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些理由体现了融贯关系，为最终判决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得到了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最终认可和肯定。与检例第号相比，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则出现了从死刑改判为死缓的案例，其考量因素也包括以上几个方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号和号都是成心杀人案件，其中都有大量的从轻情节，包括案件的发生是因恋爱婚姻引发的矛盾，犯罪人平常表现良好，犯罪人归案后坦白悔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等等。这些从轻量刑情节与案件中的从重情节并没有构成指向于死刑立即执行的融贯关系，因而，以上两个案件最终判决为死缓并限制减刑。通过最高人民检

21、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性案例能够看到，适用死刑政策的考量因素能够大致确定，假如案情分析结论构成了指向于从重处理的融贯关系，那么，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结果就有了充分根据；反之，最终的判决便更倾向于死缓。总之，司法政策怎样在法律实践工作中适用，需要多方面的考量和分析，死刑政策尤其如此。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以检例第号为代表的指导性案例能够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适用死刑政策上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根据。随着指导性案例日益增加，司法机关对这些代表性案例研习也应不断加强，最终能够提升整个法律解释共同体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在中华特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司法领域遭到越来越多关注的背景下，法律职业群体能力的提升对于推进中国法治进程走向细致和深化，是特别有益的，这也是研习指导性案例的重要实践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