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小讲(精品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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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分子题材小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当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重冲突、重个性、重悲剧等方面转向了西方,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冲突。而这种中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如今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讲中,这种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构成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直接对抗,由于那时不主张个性的张扬,不主张欲望的宣泄。那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备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外在条件。只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悟以后,才有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知识分子题材以外的小讲中能否也存在这种中心冲突呢?比方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这是除了知识分子题材以外,
2、在中国当代小讲中最有成绩的题材领域。我们看到,在农民题材、乡土题材小讲中的农民,多是辛苦麻木、愚蠢无知的弱者形象,他们往往是被旧的社会制度压扁的、摧毁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无力向整个社会抗争的,他们在传统的、因袭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繁衍着,安于现状,相信命运。偶有一些觉悟与抗争,也多属一种本能的或自发的对抗,是属于初步的觉悟。即便是到了当代文学的后期出现的翻身的新农民形象,作者也只是从阶级的对立、阶级的仇恨来塑造农民,展现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始终没有构成。市民题材与市民形象的塑造在当代小讲史中也是较有成绩的,但市民形象的
3、总体特点是保守、软弱、妥协、因循守旧、维护传统、狡黠圆滑。因而,除少数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构成了个人对抗社会、对抗命运的中心冲突外,多数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冲突只要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讲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现,进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虽有所弱化,但仍然存在,到了1940年代再度构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讲的中心冲突,尽管冲突的内涵与“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寻味的。一、表现形态: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种考验
4、。我们从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中,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冲突的详细表现形态中,能够看清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和人格特征,在这里也就构成了知识者的诸种性格、多种形象:孤单者、软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协者、罗曼谛克者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鲁迅的小讲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也最有价值。鲁迅在他的小讲中率先写出了觉悟的知识者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孤单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属于觉悟的个人之列。惟其最先觉悟,而众人皆醉,所承受的压力最大,遭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致于成为“狂人、“疯子和“受伤的狼,直
5、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鲁迅以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充分地写出了觉悟的、孤单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对峙,最终又都以个人的失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这更折射出社会黑暗的深重,觉悟者战斗的困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入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深入的,解剖是无情的。他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看破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和知识者本性的双重揭示,这使鲁迅和他的作品具有着无边的、深重的孤单感和悲怆感。在个人对抗社会的中心冲突中,除了鲁迅展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以外,其他多数作家则多写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包括家庭对个人的制约,进而展现了知识分子与
6、家庭的冲突。冰心与巴金的小讲较集中地写出了这一点。冰心的(两个家庭)里的陈华民由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留学生,因社会、家庭的困扰,而趋于消极、颓唐,最后郁郁而死。(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载,学习名列前茅,心中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回国。然而,他所看到的却是现实的腐败,社会的动乱和风气的污浊,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最后只能含愤去国。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主人公选择了逃避。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而又擅长幻想的。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中,也写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像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统照的(沉思)以及叶绍钧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写到了理想
7、与现实的对立,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往往把与社会现实对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东西来解决本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可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反而成为本身的“十字架。叶绍钧小讲常见的冲突,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转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知识者个体及其事业、理想构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这使很多知识分子败下阵来,成为妥协者。(城中)中知识者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不料却成为整个社会守旧势力攻击的对象,进而使知识者成为了强弩之末的孤单者、软弱者了。(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因遭到整个社会的制约而归于失败。倪焕之不无感慨地讲:“没有法子,社会是那样的一种社会!任你
8、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会好似一个无赖的流氓,总要出来兜拦,不让你舒舒适服走直径,一定要你去找那弯曲迂远的小路。(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也以个人的方式对抗社会,但同样遭到社会的严酷制约,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文士,在现实社会中不断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隐居。在个人与社会的中心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品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在社会、家庭、舆论、旧势力等等的宏大压力下,总是特别软弱的,他们不敢对抗,或不能对抗,他们得了一种“软骨病,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我们从冰心、庐隐、王统照、郁达夫的作品里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而巴金笔下的周如水(雾)更具有代表性,他徒有“新人其表,却始终为封建道
9、德所钳制,虽醉心于张若兰的东方女性的温淑风韵,但又不能离弃父母为他聘定的旧式发妻,性格优柔寡断,始终龟缩到礼教、良心的盾牌后面,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社会悲剧是和性格悲剧联络在一起的。孤单的个人与世俗社会的对抗,造成年轻的、软弱的知识者的宏大的精神压力,以致出现性格的扭曲与变态。郁达夫通过笔下人物的寻求爱与被爱,通过主人公的性的苦闷和寻求两性关系的知足,将人物精神的孤单推向了极致。黑暗的社会、冷漠的人群、民族的歧视、性的压抑,使脆弱的知识者难以承受,而排挤个人、压迫个人的又不是“他或“她等详细的人,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对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fo是处在鲁迅所讲的“无物之阵,
10、这是更具有悲剧性质的。“社会是改造不好的,与其幻想着将它改造,不如努力着将它破毁!这是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主人公曼英所确定了的思想。她觉得,“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毁坏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于是,她开场向社会报复,“利用着本人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本人的仇恨。这同样是一种变态的对抗。1940年代,由于现实生存的状况,知识者个体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讲的中心问题。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再次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讲的中心冲突并与1920年代遥遥相对。不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讲与192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讲的中心冲突固然
11、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在内涵上又稍有不同,1920年代的“社会往往更具有抽象性,它不一定指某一详细的制度,或某一详细的政权的核心人物,而是多指更为广阔的宇宙、世界、现实,它往往是黑暗、反动、世俗,残忍、险恶的代名词。1940年代的社会更有详细性,它往往和国统区、陷落区、解放区等的特定现象相联络,往往是指某一详细的制度、政权、统治或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巴金的(寒夜)意在揭示知识分子小人物、小家庭在旧时代、旧社会的命运,假如他们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败的、反动的社会,他们或许能生活得很好,是残酷的社会,把小人物挤扁了,压碎了。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写个人对
12、抗那个恶魔般的社会,暴露了罪恶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胡去恶是个人对抗社会的“于连式的人物,为了实现个人的发展,知足本人的欲望,不择手段地向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由于气力的悬殊,这种对抗终以悲剧而告终。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194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讲中还体现为个人与都市社会的冲突,个人对都市生活现实的厌倦。王西彦的(乡下朋友)、(病人)、(寻梦者)等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些知识者眼中,都市就是罪恶,都市里的人几乎就是寄生虫,而田园生活则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农民是最可尊敬的劳动者。他们在都市里生活,感遭到本人分明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海,所以,明智之举就是逃离,把乡下当作本人的避难所,这实际
13、上是知识者对冲突的一种回避,一种精神的妥协。(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也深切地感遭到在本人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上,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蒋纯祖是在动乱中成长,在孤单中生存的,他憎恨本人所处的苦闷的现实生活,于是,他逃走、他漂泊、他漂泊,他在内心强烈地做着工作,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要死才是真实的。他曾想到自杀,似乎不怕死,也就什么都不惧怕了。但他终究还是个软弱者,在这个冷酷、可怕的世界面前,他还是倒下去了,从此不再起来了,社会的悲剧也同时表现为性格的悲剧。二、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认“个人在西方文学中,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小讲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小讲和浪漫小讲,以致到后来批判现实主义
14、小讲,是不乏对对抗社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肯定的,也曾昭示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胜利。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社会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对个性主义立场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使中国当代文学难以产生“拜伦式的英雄,而对于“于连式的个人对抗社会的人物也多持否认的态度。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讲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走过的是从发现“个人到否认“个人的发展历程。诚如郁达夫所讲,“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如今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P5)。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尊重
15、,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在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根据西方当代哲学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只要每一个个体的欲望得以知足,目的得以实现,个性得以尊重,能力得以发挥,才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而只要孤单的个体才是真正的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讲在它的发轫阶段就写出了这种孤单的个体,这些个体经常被整个社会视为“极端,视为“疯子,视为脱离实际者。他们要遭到整个社会的制约,甚至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因而,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发现了个体的孤单,郁达夫发现了个体的被压抑,郭沫若发现了个体的漂泊,叶绍钧则发现了个体的卑琐和不幸。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讲都写
16、到了主人公和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是,即便在这时,作家对个性的张扬也是有所保留的,在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纵欲与禁欲、利己与利他等等的二律背反中,往往肯定后者,以后者为本位,批评前者,指出前者的局限性。鲁迅曾一再讲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本人。郁达夫则着重表现知识者的孱弱和精神畸变。他的创作本来最具有“自我主义、“个性主义色彩,但假如我们把他的小讲连贯起来加以考察,就能够看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在“个人与“社会这一对矛盾中,他是由“向个人转向了“向社会的。这也就是讲“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固然发现了“个人,但还没有构成像西方那样的“个人本位论。在中国,崇尚个性的价值观念,始终没有构成。“五四以后发现了个
17、人,但很快又被否认个人所代替。随着思想革命的潮落和政治革命的潮起,随着启蒙的消隐和救亡的高涨,知识分子很快由个人本位转向了社会本位,政治革命成为第一要务,解放社会成为直接体现,而思想的革命,文化的冲突则退居其次。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亭子间,置身于十字街头,成为革命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最强音,“革命成为知识分子作品的关键词。这时期的作品多写知识分子怎样寻找正确的人生道路,或者干脆写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在这一经过中又是怎样克制个人主义,克制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的。茅盾的(虹)、洪灵菲的(转变)、华汉的(转换)、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无不昭示着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知识分子只要选择革命才不至于成为时代
18、的落伍者。抗战以及其后的194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讲在很大程度上又重返了个人对抗社会的问题上去,在此基础上,也注意展现个人与人民的关系。由于战争使“人与“社会不可避免地联络在一起,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了一块儿,个体与群体、知识者与民众的关联突出起来。怎样克制个体而适应集体、怎样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摆在知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这种融入经常是以牺牲个人、牺牲个人的情感和意志作为代价的。个体越发渺小、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在医院中)里的陆萍要实现与世俗民众的融合,就必须削平个性棱角;(丽萍的烦恼)中的丽萍要与工农兵结合,就必须放弃个性情感;(一个人的烦恼)、(困兽记)、
19、(故土)、(财主底儿女们)等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也都暗含着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与民众如何结合的问题。总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讲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认“个人,从对个性主义的肯定,到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否认,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国当代文学是由西方文学的宏大影响而催生的,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以及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心态上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与西方文学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中国是社会本位论。而西方是个人本位论,从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开场就竭力赞美个人英雄主义,中世纪有英雄史诗,到了文艺复兴,伴随着人的发
20、现、人文主义思潮而诞生了人的文学时代。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高贵、人的理性的气力得到了高度重视。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则将人的自由看成其精华,注重发挥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内宇宙的潜力与作用,个性自由获得极度扩张。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全方位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同时,把人的自我解放发展为平民的解放,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左拉、莫泊桑、福楼拜、托尔斯泰、易卜生、司汤达、契诃夫等著名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了深度描写。到了20世纪的西方当代主义文学,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则全面展示了人与客观世界的极不协调,揭示了人在现实处境下的荒唐感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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