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的当代性（精品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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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如今大家经常谈到多元文化的问题。讲起来,我们如今的文化政策比拟开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艺术家的处境都能够讲是相当不错的。在这样一个环境背景下,大家都以为我们的艺术会越来越走向多元。我想这肯定是没错的,但是这个多元究竟是在多大的范围里来讲的呢?故以今天的建筑为例。假如我们单看一条街的建筑,有方盒子大玻璃,也有大屋顶;有花岗岩的,也有琉璃瓦的,甚至还有青砖的;还有些旧的四合院没有拆掉也夹杂在里面。这么局部地看,这一条街上确实是挺多元的。可是假如我们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如今的中国建筑其实是没有任何风格的。从北京到西安再到东北,从南方到中原,除了历史遗留下

2、来的传统建筑之外,所有如今造的建筑物都趋于雷同,尤其是在中小城市,走到哪儿都能见到非常类似的相貌。绍兴新建的街道和西安的都差不多:绿色大玻璃加红色的墙。你讲它是当代的,它却没有当代主义建筑的民主内容,也不是地道的国际主义风格建筑的商业形式。你讲它是后当代的,它却谈不到对当代建筑的改造。这种局部的多元造成整体上的千篇一律和重复,这一点在今天的建筑上比拟明显,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美术界也是存在的。当我们讨论多元的时候,不能不对现代美术中的雷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在我们本人的小圈子里自以为很多元,而放到世界范围里的时候就不能成其为一元了。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元,这一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

3、何一位学者都不得不成认的。但是,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元能否能够站得住?这恐怕就成为一个问题。当今世界日趋全球化,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丧失本人文化的特色,如何才能使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当之无愧地成为一元?文化策略之目的:构筑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特色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宏观的考虑和总体的文化策略。在这个策略中,最基本的应该是强化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我们如今所讲的多元,是个比拟混乱的概念,它往往指的是任意的、没有方向性的、没有主次的多样状态,这样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称之为多元,这只能是对多元的误解。在我看来,一种文化即便是在专业的小范围内,各个小的结点之间也应

4、该有一种构造关系;假使放大一些,在全中国的范围内,那些不同的块面之间也应该有一种构造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构成一个整体。现代中国文化应该有本人的整体性,有本人的中心和主流,这样才能在当今世界文化中具有更为鲜明的相貌,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至于这个构造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我个人以为,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这个构造一定要有我们中国人的整体特色,这一点应该是我们文化策略的目的。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我担忧由于我们强调多元、重视向西方学习,却因而而把我们中国本人的特色给淹没、淡化和肢解了。文化的发展需要解构,但是解构的目的不是肢解,解了还得构,还得建立起我们本人的东西。假如解构之后,

5、我们的东西都没有了,都变成了别人的翻版和拷贝,那么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只能是千篇一律没有特色的重复。总之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文化特色非常重要。这种整体的文化特色的详细构成经过,恐怕相当复杂。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在中国的本土文化当中寻找具有现代意义或将来学意义的生长点,把它们加以培植,构成一种新的构造,它与传统旧有的构造固然有着内在联络,但绝对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由于相对于传统,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构造性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又是从传统本身原有的生长点中发展出来的。就象西方当代主义之于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差异不可谓不大,可是它是它们的子孙,它们是一家人,有明确的血缘关系。而当

6、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移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移植的东西当然能够在中国发展。可如今的问题是,我们本人原有的东西难道就不能繁衍发展吗?为什么别人的文化能往前走,我们中国原有的文化就不能当代化了?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关键是我们原有的中国文化在向当代转向的时候没有转好,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工作仍然值得我们去做。关于怎样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今天发展的生长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班牙建筑家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高迪的建筑我们都很熟悉,代表了西班牙的风格。我在西班牙走一走,转一转,发现高迪确实把西班牙建筑传统中的符号和文脉继承下来了,但他绝不是被动和简

7、单的继承,他的建筑也绝不是传统建筑风格的翻版。高迪的建筑,其基本的思路和西班牙传统风格有密切的关联,象马赛克的拼贴、建筑内外曲线风格和完全的有机形态,还有建筑内部的家具、门窗、装饰部件也都汲取植物、动物形态的造型,这些都能够从西班牙的传统风格中找到,但是高迪把它们加以强化,使之成为“新艺术运动的生长点。高迪不仅是继承了民族的风格,他还创造了民族的风格。由于有了高迪,西班牙的民族风格才变得明确和鲜明了;也正由于如此,高迪成为当时向弥漫世界的工业化风格挑战的西班牙“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甚至时至今日,新一代建筑师为抗衡曼哈顿的国际主义风格,也会将高迪视为本人灵感的源泉。我们中国人今天却不敢象高迪这

8、样做。中国的建筑传统也有可供现代建筑借鉴的符号和文脉,然而为什么我们出不了高迪?近百年来,我们对传统和本土文化批判与否认得过份,这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使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当中的基因和生成点视而不见,意识不到这些基因和生长点所蕴含的宏大的将来学价值。这里面也有一个自信心的问题:今人对传统文化没有自信心。自信心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化理解之上的,不理解,就不可能有自信心,理解了,才可能有自信心。高迪充分理解本人的传统文化,他为巴塞罗那和加泰隆尼亚灿烂的过去感到自豪,并且怀有振兴昔日光彩的决心和梦想,所以才会有他本人的探索。我们应该建立起这样的自信心,中国当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应

9、该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元。因而,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化应该建构起本人的特色,这个特色不是能够继承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去重新构筑的。“两端深化的学术策略至于怎样强化和建构我们当代文化的整体特色,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对中国传统的深化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局限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这类习惯思维方式当中,而是在与外来体系的并存对照中,用新的思路和方法重新深化地研究传统、分析传统。在这种研究中,传统将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而中国当代文化也将在这种研究中蕴育生成。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当代的深化研究,我们要建立起中国本人的当代文化,就必需要对西方当代有透彻的认识,尤其要了解西方是怎样构成其当代的。也就是讲,不仅要知

10、其然,而且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从他们那里的所以然,能够推演到我们这里的所以然,或者是应该怎样预测和实现这一文化变革。80年代,我曾经提出一个“两端深化的学术策略,即学术上应该向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这两端去深化,这两端同样重要。这一学术策略同我80年代对中国当代化发展的认识有关。当时我预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不会逆转,中国打开了的大门不会重新关闭,而且将会面临越来越大规模的西潮冲击。基于这一认识,我和80年代中期一些激进的青年理论家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们担忧传统继续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阻力,生怕打开的大门会重新关上,所以要在短时期内竭力把门打得更开,让外面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进来。而我当时以为,最大的问题

11、已经不是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传统再也不可能是我们前进的障碍了。相反,我倒是担忧中国的传统会被我们本人中断,我担忧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会失去本人的特色,会失去本人立足的基点。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提出了“两端深化的学术策略。大约在1987年,我曾经想构成一个动议,希望召开有关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会,组织各方文化人士和专家共同商讨和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和长远规划。由于我们国家对文化发展问题只要象“二为、“双百这样的国家政策,却没有关于文化本体发展的总体策略和长远规划。长此以往,一旦中国的经济高度发展起来,具备了文化发展的条件,却会由于对文化发展缺乏总体战略性的考虑而丧失历史的机遇。15年前我之所以提

12、出这个动议,也是基于我对中国将来发展的自信心,我相信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崛起。当时我以为中国已经在走出低谷,2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从如今的情况来看,中国崛起的速度比我15年前估计得还要快。依我个人的感觉,再过20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参加WTO对中国来讲,其意义和当年改革开放一样重大,会促进中国的高速发展。固然这15年来大家的看法冷静得多也客观得多了,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的理解和研究也都在向深处发展,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两端的研究还很不够。比方对传统的研究,尽管在局部的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进展,象董其昌研讨会以及与艺术史相关的考证、辩析等等。但是在艺术家当中,即便是中国画画家对

13、传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缺乏感性的理解和把握。换言之,对传统的感觉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谓对传统的感觉,是对特定的气氛、心态、生活方式的感觉,以及对感觉背后的东西的挖掘,这是详细的学问所不能代替的,也不是文字教科书所能教授的。同齐白石、吴昌硕时代相比,今天我们大家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好象都比以前人懂,但事实上不比以前不会讲的人懂。齐白石不如今人会讲,可他画的味道一点都没错。我们今天丧失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的感悟。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这一端研究的薄弱之处。对西方当代这一端的研究也有很关键的薄弱之处,就是我们还处在尽力要做到知其然的阶段,还没有到达知其所以然这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对于西方当代主义是怎么从

14、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一路走过来的,其内在的逻辑性究竟是什么缺乏研究,同对中国传统一样对西方当代也缺乏感悟,所以不能区分中国当代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差异,无法确立中国当代艺术本人的道路。由于我们对这两端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目前我们在强调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特色时,恐怕还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全球化与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我注意到全球化所蕴含着的悖论:一方面,一种强大的普遍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本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当代性形式,并无疑将要取代原有的对峙局面。我相信,在西方文化势不可挡地涌入的经过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会被激发起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基因和生长点以构筑中国

15、新的现代文化构造的热情。当然,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经过,它本身也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这个经过讲不定又是一个2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我们国家就会对本人的文化有迫切的要求。在中国走向一个经济强国的经过中,必将会产生重新确立本人的文化大国的地位的愿望:要求我们国家文化得到整个世界的重视,要求建立我们本人明确的相貌、我们本人的构造和成就。这就关涉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怎样建构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主义的背后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西方艺术在过去100年当中一步一步逻辑地推衍而来的构造。目前,这种构造已经成为全世界评价艺术的标准了,它也转变为一个价值体系。回过头来看我们本人,我

16、们古老的大传统中的那套价值体系早已被我们扔掉了,象“神韵、“意境之类的价值标准,好象套在哪儿都不好用,在当代语境当中一讲就显得很陈旧。这套东西显然不管用了。而我们在当代构成的小传统中的那套价值体系,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它的极端“红光亮,也都不起作用了。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去借用西方的价值体系,以创意和创新作为本人的价值衡量标准。可是这是别人的价值体系,它到底具有多大的普世性还是个问号。我们如今不问它的普世性怎样,先拿来用了再讲。眼前既然没有别的好用,这样也未尝不可,至少解决了目前没有东西能够衡量的窘境。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有的西方学者把全球化描绘为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

17、、全球化社会的变化经过,照此讲法,500年之后全世界的艺术标准或许会共用同一价值体系也未可知。可是,我更愿意将全球化理解为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互相强化的社会转型,在这之中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具有意义。就好象是把无数的细线纺织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纺织品,一旦纺织在一起,每一根细线只要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具有价值和意义,而这块“全球化之布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和诸多文明互相联合、长期演进的结果。我以为,每一个国家或文化都有权利对当代性作出本人的解释,并在全球秩序中去实现它。究竟什么是中国的当代性?中国在近现生的宏大变化,无论是与西方有关还是无关,都是中国的当代性变革。促成这一系列变革的种种因素,无论

18、是外来的还是我们本身的,都是当代性的因素,都属于当代性研究的范围。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同于西方,反映这一变革的艺术作品与西方的现代艺术也不会一样,中国艺术家的思路也不会与西方艺术家完全一致。举个详细的例子,象袁运生先生,他在美国十几年之后,非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究竟怎么做,我想可能他也不一定很明确。但是他有这样强烈的愿望就非常重要,他的愿望本身就具有价值。由于这是在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愿望,这个愿望针对的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它就是中国所处的现代语境的产物,所以袁先生的这个愿望本身就是中国艺术当代性的体现。袁先生有一句话:“我们到底是跟还是不跟?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

19、特征,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中国艺术的当代性。在中国,真正具有当代性的艺术问题不是去割肉,而是问出“跟还是不跟的人的思维状态。这种状态充分地象征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我们大家对这种状态都很熟悉,就是大家都有一点清楚,但又有一点盲目,可是心里很着急,好象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非做不可。这种状态正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当代变革的大形势,给中国艺术家所构成的压力。我们能否回答“跟还是不跟这个问题,在根本上还要看我们能否建立起中国本人的艺术价值体系。假如能建立起来,我们就能够不跟;假如建立不起来,我们只好跟着。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跟还是不跟似乎只是个人怎样选择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来讲,却是我们有没

20、有决心、有没有自信心建立起本人的价值体系的问题。我曾经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里长久地坐着,看着他们的当代艺术作品,脑子里想着我们中国艺术本人的事情:西方人各种各样的花样都做过了,他们唯独进入不了的东西就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价值体系。我觉得这个西方难以进入的领域,不仅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层次和思维层次,而且它是最具将来学价值的文化构造。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极有可能是从这里走出来。所以假如我们中国人不能重建当代艺术价值体系,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做了,那么世界上就只要西方当代主义这一个价值体系。日本人在强化本人文化的特色方面做得比我们好,构成了本人的味道,但是他们没能建立起本人精深庞大、能够与西方当代主义相抗衡的价值体系。我们中国人假如想要建立本人的价值体系,真是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具有大智慧、大气魄和大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