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精品文档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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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一、前提问题之一:当我们议论风险时我们在议论什么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兴起，肇始于一个未必明言的基本假定:风险，作为一种“当代的甚至“后当代的、“新的社会事实，其重要性在不断上升，要求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律体系作出适当回应。问题是，脱下语词的时髦外衣，直面事物本身，风险对于行政法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假如没有，为什么值得单列出来专门研究?假如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称之为特殊?这个问题实际涉及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基本定位，即风险行政法研究存在的意义。风险行政，是公共行政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行政法能够讲是一般行政法的一个分支部门。但是这一分支，与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分支，如治安

2、行政法、税务行政法等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大多是将一般行政法原理详细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结果。而风险行政法则集中地对于一般行政法原理提出了上述种种挑战。这些挑战从根本上讲，来源于风险行政法试图回应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当代社会中的风险的某些特性。这就意味着，在进行风险行政法研究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当我们议论风险时我们究竟在议论什么。(一)实在意义上的风险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风险，即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久已有之;人类评估和应对风险的努力，据讲也有数千年历史。但是，“风险这个概念，却迟至中世纪晚期近代化初期才在人类的历史文献中出现，在此之前，人们用“运(气)或“命(运)这样的词来描绘同一现实

3、。追溯这一历史，我们能够发现风险这一概念，从一开场就不仅仅是对现实存在的描绘和确认，而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实存在的态度。“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由于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这是因人类并不自以为能够掌控“命运，但自以为能够管理“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风险概念与当代社会中人类试图掌控将来的态度相关。这种主观评价的转变背后，是当代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实在特征的重大变化。即传统社会的风险，更多来自人类社会之外，如洪灾、干旱等，是从“外部降临到人类身上的;而当代工业社会风险，如交通事故、矿难等，更多内生于人类社会，是人类本身活动的伴随物，用流行的、暗含了价值评断的表达就是:当代工业社会的风险是

4、人类社会进步(十分是以当代科学技术进步为标志)的副作用。使风险概念愈加复杂的是，晚期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又出现了新的特性。在工业社会早期，风险仍被以为是可控的，“一旦发生灾难，消防队赶到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赔偿支付之，因而世界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讲，如商船沉没、交通事故、矿难、失业等，其风险后果能够“靠着事故统计学的帮助，通过概括性解决药方以及被推广的“损害赔偿(moneyfordamages)，通过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遭到控制和处理。但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如核能、化学、生物技术、生态风险等风险，已经无法通过事故统计学和保险制度来处理，由于其后果波及范围在时空上可能无限延展、根本无法确

5、定损害的范围、可能以不可逆转的巨灾为最坏情形，进而是“无法计算、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的。也就是讲，在工业社会早期，风险固然包含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是有限的，意指不利后果的发生毕竟是可能性而不是百分百确定的必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主要但不限于指能够量化方式确定不利后果的详细发生概率，是可确定的、相应地也是可控制的。但工业社会后期，人们发现很多风险，主要是高新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其不确定性程度大大增加，包括但不限于意指不能确定不利后果的可能范围大小、严重程度、详细发生概率等，进而是难以控制的(假如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话)。需要讲明的是，当当代“新风险出现，传统社会的风险并未消失;工业社

6、会晚期的风险出现，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也未消失。这样，概括起来，当代社会中的风险概念，作为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非确定性，有两种类型。一是所谓的“外部风险，即源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实在而与人的决策和行动无关的风险。这种风险中有很多在当代社会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并未完全消失。二是“人为制造意义上的风险，即源于人类决定和行动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亦可称之为人类社会的内生风险。这类风险，在工业社会早期一般被以为是可控的，在工业社会晚期却更多地被以为是不可控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伴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风险。在这里，容易令人混淆的是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传统上不被以为是有风险的事物，到了当代社会却被当成有风

7、险的，如贝克所讲的:“今天类似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无害的东西、酒、茶、生面团等等，都变成危险的东西。化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长期毒物。曾经被高度赞扬的财富源泉(原子能、化学、基因技术等等)都转变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第二种是传统上被以为是“外部风险的，到了当代社会被当成是由人为决定和行为所导致的“人为风险，比方在传统社会被以为是“命运安排的某些疾病，到当代却被以为很可能是不良生活习惯所致。事实上，这两种情形均涉及对现实存在的风险之主观认知的变化。(二)建构意义上的风险:风险规制的真正对象风险规制，是人们解决或应对风险问题的一种努力。这就意味着，风险规制，以将风险“问题化为前提。这种“问题化经过，至少

8、涉及了如下不可避免的、却并未得到足够注意的重要问题。首先，并非所有现实存在的风险都会成为风险规制的对象，只要那些“已被认知(recognized)且被认知为重要的风险，才会成为风险规制的对象。这就使得风险规制中的风险，具有了“主观性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可被称为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的结合。如前所述，风险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对风险的态度;而对风险认知的研究更揭示出，20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不止取决于对作为客观实在的风险本身的认知，而且还涉及对已经获得认知的风险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有着明显的个体偏好差异，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到社会构造和文化的影响。使得风险规制任务愈加复

9、杂的是，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本身可以能成为现实风险的来源。这是由于对风险的主观认知，可能符合可以能不符合现实存在;当对风险的主观认知不符合现实存在时，可能夸张可以能缩小了风险所包含的不利后果大小及发生的可能性。无论夸张或缩小，都可能导致“不理性的反响，进而可能导致各种新的不利后果的发生。相对于最初被认知的风险而言，因对风险不理性反响而引发的新风险，可称之为“次阶风险。从这种次阶风险之所以发生源于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来看，它体现了风险主观性维度;但从这种对主观认知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这种认知本身(可能)催生现实的不理性反响来看，它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风险。典型的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在我国引发的抢

10、盐风潮，它充分地讲明了这类因风险认知而引发的社会恐慌本身就是需要应对的、现实存在的风险，风险规制者并不能简单地以其并无可靠根据而不予理会。而且，并非所有被认知为“重大的风险都会被纳入到风险规制的范围之内。某些不利后果极为严重的风险可以能不被以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不利后果发生之可能性的另一面是获得各种收益之可能性。从这种“积极的角度看，风险即(获益的)时机。正是为了强调风险的另一面即时机，有研究者提出，“可接受风险一词本身是引人误解的，由于“严格讲来，谁都不愿意接受风险，我们真正接受的，是以风险为必要条件或必要代价的、可能获得的收益。21这种伴随风险的收益并不一定是物质利益，其中还包括一些为

11、人所珍视的价值，如自由。事实上，正是风险所伴随的不确定性本身使得人的决策和行动“自由本身成为可能，“自由以存在可选择的行为可能性为前提，而选择的可能性包含了风险;在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地方，就没有自由。这就意味着，风险规制的目的从根本上讲不能定位于零风险，由于零风险的世界，即便是可能的，在热爱自由的人们来看，也是不可欲的;并且风险规制经过也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技术经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利益权衡和价值判定问题的政治经过。(三)应用风险概念以此风险概念比照当前的风险行政法研究，能够发现不少随意使用甚至误用风险概念的现象。有一些介入讨论者，只是在外表上议论风险，实际上将其议论的“风险一

12、词换成不那么时髦的“危险或“危害，对其论证也不会有本质性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如布雷耶)，只从现实存在的角度理解风险，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为规制对象的风险所具有的主观建构特征，至于那些更多把关注点放在怎样改善风险规制以便更好地控制当代风险的行政法学者(如孙斯坦)，通常是在“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意义上理解风险，也即只关注“可控的风险或“风险的可控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贝克所谓的“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即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由此避开了下文所述之风险行政法研究的真正困难所在。需要补充的是，法律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若风险的发生与人的决定和行动选择无关，则法律的参与就毫无意义，比方，引发洪水泛滥等风

13、险的太阳黑子运动，就被以为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事，与法律无关。就此而言，当代风险进入法律调整范围的前提是其在概念上被理解为与人的决定和行动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非“人为风险的外部风险被排除在法学的视野之外了，由于“建构意义上的风险告诉我们，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一样可能因人的风险认知和响应行为而引发“次阶风险，进而进入人类行为规范的世界。二、前提问题之二:风险行政法研究的问题与范围(一)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困难所在:无知问题当前风险行政法研究中讨论的很多问题，固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但却并不“独特。比方前面提及的风险规制实际上总是涉及权益权衡的问题，包括这种利益权衡背后更深层次的自由与安全之间

14、的冲突与调和问题，就是广泛存在于整个行政法乃至整个法律领域的问题，而并非为风险行政法所独有。至于在风险行政法学界已经广为人知的议程设置的偶尔性、最后特别之一问题、风险规制活动本身会带来替代性风险、潜在收益丧失甚至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其实可以以理解为是久已有之的、理性决策和利益权衡等公法问题在风险规制领域以新的形式呈现。那么，风险行政法所面对的独特问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无知。风险与不确定性相伴，当代社会中的前述两类风险(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作为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其共同的特性是涉及人类知识的限度。其中，外部风险之所以是风险而不是确定性，是由于人类对社会之外的领域(即自然)的了解在

15、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境中是有限度的。而人为风险之所以是风险而不是确定性，则是由于人对本身和本身所创造的文明(包括极大加强了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科学技术)的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境中是有限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确定性与人的无知严密相关。风险规制和其他传统行政活动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规制者必然遭遇这种无知。由于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讲人类对风险的知识限度，从根本决定了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防备或控制风险同样是不确定的，同样会碰到人类知识的限度，也即无知。换句话讲，在“无知覆盖之处，什么是良好的风险规制活动成为没有答案的问题。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否风险之确定存在时，规制机关若采取行动，可能发现

16、原来高估了风险而犯了“过度规制的错误;若不采取行动，可能又会发现原来低估了风险而犯了“规制缺乏的错误。相应地，这种“无知也使得事先确立适度平衡的规范以指导风险规制活动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由于究竟什么是对风险规制活动本身的适当规范也无答案。而缺乏规范指引，就没有什么阻止风险规制机关“十分热心地推进其规制目的，以致于太多地限制了企业和公民的行动自由;也没有什么能阻止风险规制机关听任风险，“忽视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公益要求。换句话讲，这意味着对风险规制机关的负责任性(accountability)失去了基本的保障，风险规制活动本身就陷入了“失控的世界，由此带来需要应对的“次阶风险。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

17、知的存在，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前述有关本益分析在风险规制领域的适用之争。在风险行政研究领域里，一些本益分析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如下事实:在上述超出人类知识限度的“无知之投射范围之内，不可能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事实上，在这种绝对“无知的范围内，任何严格意义上符合“科学理性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只要没有意识到这一无知问题，或者固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充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会在风险规制领域一味推崇本益分析以及其他任何版本的“专家统治进路。由于这种无知的存在，现代的风险规制活动，不仅无法通过执行立法上确实定规范而合法化，还无法因符合专家的科学“理性而合法化。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无知决定了行政法治的要求在

18、风险行政领域无法以传统方式实现。这，就是风险行政法研究无法真正逃避的难题。(二)风险行政法研究的范围:区分与划界行政法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出于学科本位的考虑习惯，风险行政法研究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假定应对风险的“最佳方式甚至“唯一方式是公共行政和行政法。但事实上，公共行政和行政法既非应对风险的仅有选择，也非在任何情况下的最佳方式。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风险才会成为公共行政/行政法问题?在何种情况下风险才应当被当做公共行政/行政法的问题?这涉及对风险行政法研究范围的边界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行政法并非应对风险的唯一方式。迄今为止，当代社会已经构成了三类相对较为成熟的治理机制形式:政府

19、、市场和社会。理论上，可以通过这三种形式实现对风险问题的处理。其中，政府机制的特色是命令和层级控制，市场机制的特色在于个体化和自由竞争，社会机制的主要特色在于自愿协作。这三种机制中，政府和市场形式发展较为成熟，处于行政法核心地带的是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则在传统上被以为是私法的领地，原则上被排除在行政法疆域之外。至于社会机制，包括了多种多样并不统一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公共治理形式，处于公法和私法的穿插地带。行政法学上的公共行政，既包括了属于政治国家领域里的政府行政，也包括了属于市民社会领域里的社会公行政。另一方面，公共行政/行政法也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对风险的“最好方式。事实

20、上，“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是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经历。一般而言，只要个人风险行为的后果归于行动者本身，则风险的存在本身一般并不会成为法律问题，如个人之间的愿赌服输以及市场主体的投资风险。只要当个体的风险行为之不利后果“外部化而影响到别人时，才会成为法律问题，例如，交通事故的发生损害别人的人身安全。即便出现了风险“外部化，也不一定需要公共行政和行政法的规制，由于当风险能够并无困难地归于个人时，侵权法和债法往往是使风险之外部性“内部化的更好选择。那么，通过公共行政/行政法方式规制风险的根据究竟是什么?规制风险的努力背后，是对安全的需求。自近代国家出现以来，公共行政的安全职能就定位在保障“公共安全，而

21、非“个体化的“安全。在个体化意义上，遭到法律保障的，更多的是自由，而非安全。通过公共行政/行政法方式规制风险的根据也在此:只要当风险威胁到公共安全时，才有必要以公共行政/行政法的方式予以应对。有研究者宣称:“谁提到规制，谁就已经预设了归责主体的去个体化，在这个意义上，认定“风险行政法的任务只能是对不确定的盖然性进行个体归责，进而得出行政法面对风险难有作为的结论，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公共行政和行政法的性质。借用研究者对公共风险与个人风险的区分，能够讲，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关注公共风险，而非私人风险。其中，所谓“私人风险，指“那些分散制造、地方化的、可受个人控制的风险。而所谓“公共风险，指那些“集中或者批

22、量生产、广为流通，且绝大部分都是处在单个风险承受者理解和控制之外、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如生态风险就是典型的公共风险:它起源于大范围、多主体、长期累积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活动，危及的是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的自然基础这一集体利益。贝克等风险社会理论家们所十分强调的当代社会风险在生产上的系统性和影响上的全球性，亦可纳入公共行政及行政法所强调的“公共性。一旦采取着眼于公共性的视角，就能愈加明晰地认识到:“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归入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哪怕设备运营商再怎样细心慎重，技术本身可以能是危险的。效应关联已经摧毁了一切个体的行为奉献。这其实也是贝克所谓“有组织不负责任所揭示的:

23、对那些已经成为公共风险的当代风险，个体化应对方案已经捉襟见肘了，公共风险需要集体的应对方案。广义的公共行政，能够成为种种不同形式的集体应对方案(包括政府规制和社会行政)的一个方便的统称。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风险社会中，上述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区分界限趋于模糊，由于传统上被归入“私人风险的，可能单纯因其不利后果在时空上的延展，而危及公众的安全，如私人经营的核电厂，因安全管理失误而导致的核泄漏风险;本来“分散制造的风险，可以能产生“超出个体控制的、影响广泛的严重后果，例如，我国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就是起源于特定化工厂爆炸这一“个别事件。还有大量的风险活动，能够同时以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的形式存在。如汽

24、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既有出现交通事故的私人风险，也有尾气排放造成大气污染的公共风险。三、结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风险已经成为“科研界、产业界和公共政策领域里的重要主题，从理论上明晰风险行政法相关讨论的前提实属必要。风险规制的特殊困难，被很多行政法研究者描绘为“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decisionunderuncertainty)。这并非错误的描绘，但止步于此还不够确切。由于这种描绘没有回答，“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这一自古有之的常见现象何以在现代成为行政法问题;更没有回答，为何已经成为行政法问题的风险规制难以求解。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尝试厘清风险概念、风险行政法研究的特殊困难及其范围等前提问题，希望有助于相关研究和讨论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