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协作机制建构研究-精品文档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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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预防协作机制建构研究摘要:后当代风险社会的异质性、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单个组织仅靠本身的有限资源难以应对复杂的犯罪问题。刑罚威慑预防、康复治疗预防、情境犯罪预防、综合犯罪预防等传统犯罪预防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当代化的要求。大数据时代为多部门一体化犯罪预防协作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机遇,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化犯罪预防体制机制改革,用数据预警、用数据预测、用数据预防的精准预防方式,无疑将进一步推进犯罪预防体系和预防能力的当代化。关键词:国家治理;犯罪预防;预防体系;预防能力党的报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代化。1(P28)这既要求更新并树立新的理念,又要求不断推
2、进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还要不断丰富和完善体系,提高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十分是在大数据和网络新媒体时代,协同和创新已经成为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正所谓“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当代化,2(P1)用数据讲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经成为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正确并高效利用大数据的有利条件,也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不断提高治理体系和能力当代化的必然要求。犯罪预防研究领域对于犯罪预防体系和预防能力当代化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侧重于对社会协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讨论,但仅凭这些理论还不够,各类犯罪预防措施最终能否显现出成效,离不开数据驱动的预防协作体系和预防能力的提升。因
3、而,在国家治理当代化的背景下来讨论大数据时代犯罪预防协作机制的建构和预防能力的建设,对推进犯罪精准预防具有重要意义。一、认知与反思:人类对犯罪预防实现途径的积极探索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把犯罪视为恶。马克思曾讲过,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违法犯罪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犯罪问题始终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课题。预防、控制、减少犯罪,或许将伴随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刑罚威慑预防形式古典犯罪学派着重于个人自由意志、理性选择、法律条文、政府构造及人权。该学派以为,犯罪是个人自由意志及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经过犯罪危险的衡量、经济效益的评
4、估后,所采取的理性行为。因而,古典主义学派主张凭借刑罚确实定性与惩罚措施的严厉性来吓阻有犯罪倾向的犯罪人,进而到达预防越轨、违法、犯罪的目的。古典学派主张管理型的犯罪防控形式。国家的职权就是在其领土的范围内向社会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提供法律、秩序和犯罪控制等制度性的安排与实践。古典学派的主张也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的犯罪防控形式。通过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三个阶段,到达对再犯的预防和对一般潜在犯罪人的威慑。古典学派的主张还是一种科层制的专家治理形式。它是一个横向互相分工合作、纵向等级化管理的生硬式构造。(二)康复治疗预防形式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19世纪中后期,犯罪率持续飙升,人们对刑
5、罚威慑预防刑事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其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实证主义学派着重于犯罪行为的生理、生物及社会成因的研究,古典犯罪学派被实证主义犯罪原因理论所取代。实证主义犯罪学派以为,无论是离经叛道者、犯罪者,还是正常的守法者,他们的行为均由其外在的客观环境与条件或内在的主观倾向与条件所决定。因而,人类的行为是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测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有效控制的。实证主义学派犯罪预防理论有两个部分。一是生物、心理矫治预防形式。在具有封闭性和强迫性特征的罪犯矫治机构中,对各类犯罪人通过收留教育、职业训练、生活指导、宗教教导等措施和手段,改变犯罪人的偏差、违法和犯罪行为,帮助其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二是社
6、会学预防形式或肃清病源预防形式。犯罪的产生遭到很多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找到犯罪背后的社会病理因素或群体性病理因素,并对这些社会或群体病理因素加以纠正、改善,如完善家庭功能、加强学校教育、净化群众媒体、进行就业辅导及休闲活动规划,等等,将犯罪人置于社区、机构或家庭中,加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而到达犯罪矫治的目的。(三)情境犯罪预防形式无论是刑罚威慑预防还是康复治疗预防,都有一个预置的前提性假定,即犯罪人与正常人存在一些差异,即存在所谓的基因缺陷的违法者和人格缺陷的违法者、智力缺陷的违法者、社会化程度低的违法犯罪者。英国内政部的评论人员以为,早期的犯罪预防理论固执于犯罪病因的探索,但气质型或
7、者社会构造方面的条件不应该是产生犯罪问题的唯一原因。4(P76)以“犯罪原因探究为中心的犯罪分析形式很难对犯罪预防起到精准的效果,不仅犯罪原因的研究一直处于众讲纷纭、多论并存的状况,而且犯罪学家往往以为犯罪主要是由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引起,警察对犯罪的干涉微缺乏道。因而,即便弄清了犯罪原因,警察也无助于控制犯罪。“原因是构造性和难以改变的,但“条件是可控的和容易改变的。由此犯罪预防所关注的焦点,从对犯罪人个体的矫正转向对犯罪行为所产生直接环境的改善。情境犯罪预防形式以为,混乱无序的空间环境对犯罪有诱发和催化作用,大部分的犯罪集中在少数的特定地点和可预测的时间内,所以在犯罪防控实践中兴
8、起情境犯罪预防、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防卫空间设计等预防设计方案。英国建筑设计安全计划(SBD)施行后,各类投机犯罪活动明显减少,盗窃减少了80%。5(P218)但是,情境犯罪预防一直遭到学界的严厉批评,如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其对犯罪历史、犯罪心理、犯罪认知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如研究对象的缺失,把关注点仅仅局限于街头犯罪,遗忘或忽略了家庭暴力、法人犯罪、白领犯罪,以及对权利持有者犯罪的漠视等。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也遭到了被害人责任理论的广泛非难,情境预防理论以为杀人、伤害、熟人强奸等犯罪,被害人在犯罪经过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目的加固、控制接触、出入检查、技术监控等技术手段,将加速社区凝聚力
9、的下降,同时易对社区居民人身权利造成损害,最终走向“堡垒社会。(四)综合犯罪预防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派现实主义理论、共进和保守理论、右派现实主义犯罪学理论的兴起,促使犯罪预防决策价值取向的定位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开场了多方位、多对象、分目的、分阶段、分步骤的综合犯罪预防形式。比拟有代表性的有从环境设计、犯罪高发区和高发群体、刑罚层面的美国三级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情境,以犯罪发展阶段的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为横向维度,划分九个阶段进行防控的荷兰二元形式。考察中国的犯罪预防实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对犯罪预防的基本形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融打击、防备、教育、管理、建设、改
10、造为一体,以宏观预防和微观预防为主要内容,通过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预防、减少和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自1991年施行以来,固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但是犯罪数量却一直在增加。据学者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增长了2.6倍,而刑事案件立案率却增长了7.48倍。6(P3)为了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挥最大效能,中国学者张玮建议通过立法来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施行体制;学者宋浩波以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详细应以公安机关或其他具有详细执法功能的机构为基础,联合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群众进行系统建设。7(P389)
11、二、甄别与取舍:后当代性风险社会的犯罪预防形式转型英国犯罪学家戈登休斯在考察刑罚威慑预防、康复治疗预防、情境犯罪预防、综合犯罪预防等理论之后,在(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当代)一书中,他超越技术评价范式的视角,利用后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与社群主义分析,将犯罪预防置于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制度中重新进行诠释,为我们重新审视犯罪预防策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以为,后当代性社会一个主要的变化是信任与风险环境的更迭以及本体不安全感的增加。后当代社会与风险共生共存,犯罪不再被以为是异常社会现象,正好像是交通事故一样的常见性社会风险。后当代性风险社会理论似
12、乎显现出远离犯罪预防的尝试,正在转变为风险管理形式。“超越预防并非是摒弃预防,而是在风险社会中,我们要监测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或使风险损失最小化。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当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区域构造、城乡构造、空间构造、组织构造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社会的同质性进一步消解,异质性持续增加,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这些都迫切要求犯罪预防体系和预防能力研究的立场、进路、方法、视角发生相应的改变。(一)变“单打独斗为“多方共治犯罪深受政
13、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影响,关系复杂、牵涉面广,仅靠公安机关一方的气力,成本高、见效慢。尤其在当前网络电信诈骗、食品药品安全、毁坏生态环境等犯罪领域,市场、社会与政府几乎具有同等的治理能力。信息即权利,数据即气力。美国交通运输部门与Inrix等公司合作,通过GPS装置传输的数据和信号,适时提醒司机注意路况险情。2006年,美国警务人员把20多年的交通事故数据和犯罪数据整合,通过GIS制图和空间分析发现二者发生的地点有惊人的重叠。美国国家司法援助局、国家司法研究所和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犯罪和交通安全工作组,开展联合治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犯罪分子犯罪新技
14、术日新月异,新手段不断翻新,最终伤害的是“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及相关组织。预防犯罪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合作与介入。面对侵财犯罪多发、暴恐犯罪频发的严峻现实,公安机关强有力的预防和打击虽然不可或缺,但市场和社会气力的积极介入也不可或缺。只要坚持犯罪预防共治思维,让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气力之间构成最佳合力,构筑多元共治的预防形式,才能实现精准预防犯罪的目的。坚持多元共治思维,打响犯罪预防的“人民战争,是实现善治的优选途径。(二)变“打击导向为“预防导向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入的变化,境内外因素互相交织、传统非传统安全因素互相交织、现实虚拟社会互相交织、敌我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
15、织,“四个互相交织的特点日趋突出。德国尔里希贝克教授曾坦率地讲,现代中国社会因宏大的社会变迁正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8(P4445)面对日益严重的犯罪形势,长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研究上。重刑主义如同猛药,可能会解一时之痛,但不能消灭犯罪,甚至可能会加重病症。美国行政学家奥斯本和盖布勒也以为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9(P164)因而,必须彻底破除“重打击、轻预防的惯性思维,牢固树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理念,始终把工作基点放在有效预防上,加强研判和预警,提升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三)变“关注案件为“关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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