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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讨论摘要本文选择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固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整体而言,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的“倒逼减排效应愈加明显,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倒逼减排效应,但西部地区只要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效应,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关键词环境规制;碳
2、排放;STIPAT;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倒逼减排;差异政策自18世纪的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工业化固然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其代价是能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随着经济规模总量的持续扩大,人类生活和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各类污染物、排放物已经远超过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频现各类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问题。减少碳排放、控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快速提高。改革开放初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犷型增长形式固然对于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使得中
3、国碳排放量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毁坏。(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一直居于全球首位,2015年与2016年是中国自19971998年以来能源消费增速最慢的2年,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仅为1.3%,但中国仍连续第16年成为全球范围内能源消费增速最快的市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为创造宜居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中国政府承诺于2020年之前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为实现这一目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主动控制碳排放,落实减排承诺。在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国际经
4、济复苏乏力的新常态背景下,通过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来实现能源消费构造转变,对于中国产业构造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绿色税收政策是环境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因而围绕绿色税收政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较为少见,而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较多,这类研究主要包括“绿色悖论和“倒逼减排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Sinn(2008)最早提出了“绿色悖论的观点,他以为环境规制并不能有效控制碳排放量,化石能源开采者预期绿色政策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将来收益后,会加速能源的开采,供应的增加会降低能源价格,提高能源需求,
5、环境规制政策最终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造成了更多的碳排放和污染1。Werf和Di-Maria(2012)以为有4种原因可导致“绿色悖论,分别为碳排放成本、所在国家化石能源政策、环境政策执行时滞和全球政策效应。Grafton等人(2012)进一步研究了“绿色悖论的作用机制,同样得出环境规制使得化石能源的开采和使用大幅提升,进而增加了碳排放的结论,这一结论支持了Sinn的观点2。但也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绿色悖论观点,克劳迪娅凯姆弗特(2009)以为“绿色悖论的基础假设并不可靠,化石能源总储量是有限的,并不能无限供应,此外能源需求和价格之间可以能是独立的,两者存在同时上涨的可能性3。“倒逼减排观点则
6、以为成本的提升使得碳排放减少,进而降低了污染。Kathuria(2007)基于印度Gujarant邦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和碳排放之间为负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减少了碳排放4。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大多表明,中国存在“倒逼减排效应,现阶段的环境规制能有效遏制碳排放量。如傅京燕(2009)基于广东省15个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正式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但是人口密度、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却促进碳排放5。许广月(2010)将环境规制设置为虚拟变量,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人均碳排放量6。何小钢和张耀辉(2012)基于STIPAT模型研
7、究了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同样得到了环境规制可减少碳排放的结论7。谭娟(201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政府环境投入是碳排放格兰杰原因的结论,她以为环境规制能够减少碳排放8。徐圆(2014)以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有效治理中国的工业污染,但是正式性环境规制的效果更佳9。张华和魏晓平(2014)基于两步GMM方法得出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10。路正南和冯阳(2016)通过引入竞争平衡模型也得到了环境规制同碳排放之间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存在能够减少碳排放的最优环
8、境规制水平11。王旻(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拐点前环境规制呈现“绿色悖论效应,拐点后环境规制则呈现“倒逼减排效应12。但也有部分研究以为中国的环境规制对于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明显或者在部分地区并不明显。如彭星等人(2013)使用污染物治理费用作为环境规制指标,并进一步考虑和排除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构造差异的影响,最终得出了环境规制对于减少碳排放效果不显著的结论13。柴泽阳等人(2016)基于2003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动态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中部地区
9、环境规制固然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但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于减少碳排放的“倒逼减排并不显著14。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都围绕环境规制究竟对碳排放产生何种影响展开,较少关心环境规制的不同成分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也鲜有关于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区域差异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把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分别讨论不同统计口径下的减排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1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测算1.1环境规制估算方法本文以环境规制类相关税收作为环境规制指标,为分析不同口径环境规制统计方法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将环境规制类税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环境规制税收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且环保功能强
10、的税收品种。由于中国并没有名义上的环境保护税,因而本文把具有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环境功能,且能将外部负效应内部化的排污费作为狭义环境规制替代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狭义环境规制指标=排污费/(总税收+排污费)广义环境规制税收是指税收政策本身,虽具备一定的环境保护功能,但其征收目的并非为了保护环境。本文根据邓晓兰等人(2013)的研究方法15,把具有绿色性质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狭义环境规制指标的排污费之和定义为广义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广义环境规制指标=(7个绿色性质税收+排污费)/(总税收+排污费)1.2环境规制计算结果使
11、用前文方法计算得到中国20012016年的狭义及广义环境规制指数,得到结果图1(左纵轴为狭义环境规制指数,右纵轴为广义环境规制。2模型与变量2.1模型选择IPAT模型以其构造简单、易于操作的特点,成为分析环境影响因素的重要量化模型,并在能源与生态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2变量选择各变量的详细描绘及数据来源如下。被解释变量:人均碳排放量(CE)。本文选择佟昕等人(2015)的方法,根据一次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系数加权计算得到中国各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16。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指数(E)。使用前文计算得到的狭义环境规制指数(NE)和广义环境规制指数(GE)分别作为环境规制指数。主要控制变量:总人口数
12、量(P),使用各地区常住人口进行描绘。经济发展水平(A),使用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描绘。能源强度(T),使用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进行描绘,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城镇化水平(U),使用各省份城镇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同总人口数量之比进行描绘。产业构造(IS),第三产业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污染程度较低的行业,使用第三产业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描绘。对外开放度(OPEN),使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描绘。选择20012016年作为本文考察期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
13、统计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样本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使用Stata软件完成。3实证分析3.1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狭义和广义视角本文样本的时间维度小于截面维度,属于短面板数据。鉴于短面板数据的本身特征以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系统广义矩模型(SYSGMM)进行估计。并进一步通过A检验来验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使用Sargan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设定的有效性。基于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视角,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结果如表1,能够看出各方程中的A(1)检验结果均小于0.05,A(2)检验结果均大于0.1,由此可知,各方程的残差项都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和二阶序列不
14、相关,本文模型设定具备一定的合理性,Sargan检验结果均大于0.1,这意味着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具备一定的有效性。环境规制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方程中,滞后一期碳排放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惯性。两个方程中,环境规制系数分别为0.563和0.35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指数每提高1%,碳排放分别减少0.563%和0.351%。总体而言,我国施行的环境规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两个模型中环境规制平方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意味着无论狭义视角的环境规制,还是广义视角的环境规制,均和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于碳排
15、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在倒U型的上升阶段,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碳排放会增加,在此阶段,“绿色悖论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在倒U型的下降阶段,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碳排放会减少,在此阶段,“倒逼减排效应处于主导地位。从以上结果来看,整体而言,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倒逼减排效应。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1)两个方程中人口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口规模能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人口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能源,使得碳排放增加。人口的快速增长还会对自然环境产生毁灭性的毁坏,使生态环境对于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降低,大气中的碳含量增加;(2)经济发展水安然平静能源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
16、和单位GDP能耗能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固然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但整体而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的增加都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加;(3)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化能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的进程通常伴随人口的聚集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因而对于能源的消耗增加,碳排放也随之上升;(4)两个方程中产业构造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产业构造能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这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能够降低碳排放,这是由于第三产业多为服务产业,相对于生产型产业,对于能源的消耗大大降低;(
17、5)对外开放的系数显著为负,对外贸易能够抑制碳排放,通过对外贸易能够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历,对于降低碳排放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三产业和对外开放对于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也为今后中国完成减少碳排放目的指明了方向,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对外开放,鼓励引进高技术产业。3.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区域差异性中国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能否存在异质性,根据统计年鉴的标准,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将各地区数据分别代入方程2,并基于SYSGMM方法进行估计。4结论与建
18、议为分析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否减少了碳排放,本文基于20012016年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以排污费作为狭义环境规制替代指标,以具有绿色性质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排污费之和作为广义环境规制替代指标,计算了环境规制指数,并基于SYSGMM方法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出下面结论:(1)考察期内,中国的狭义环境规制指数震荡下降,但广义环境规制指数获得较大提升;(2)整体而言,中国环境规制和碳排放之间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占主导地位,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均能有效抑制碳排放;(3)环境
19、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均能有效抑制碳排放,但在西部地区,狭义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广义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不明显;(4)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城镇化水平对于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构造和对外开放对于碳排放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施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地政府不应过分担忧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根据本身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施行环境规制政策,最终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2)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中国于2020年完成降低碳排放目的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各地区,尤其是广义环境规制效果较差的西部地区,仍需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通过环境规制有效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实现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产业构造和技术水平均有所差异,因而选择的环境规制工具也应有所不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由于产业构造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可通过刺激企业进行生产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来减少碳排放,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西部地区,可重点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构造来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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