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科地位（精品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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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音乐学科地位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讲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而，笔者以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讨论。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

2、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由于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

3、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由于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穿插学科，所以它一直遭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入影响。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拟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拟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很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

4、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拟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络，有人以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经过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讲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管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拟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讲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讲研究西方艺术音乐

5、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讲：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阐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讲：“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

6、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遭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遭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讲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迫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欧洲文化中

7、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以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经过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十分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十分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等量齐观。比拟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固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去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拟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

8、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讲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固然不完全一样，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遭到众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以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一样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拟，“必需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复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本人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讲：“正如我们能够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能否

9、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假如讲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涵一切音乐，由于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悟，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当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由于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根据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

10、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怎样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说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构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进而到达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

11、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

12、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构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如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由于“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由于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

13、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能够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十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由于中华民族能够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十分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

14、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拟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

15、，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到达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固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十分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拟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拟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

16、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本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到达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本人的气力，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进而到达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

17、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能够涵盖和包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进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步地确立本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场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场，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

18、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讲：“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好性来讲，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经过，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讲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

19、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本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以为能够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以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

20、“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络，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以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如何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

21、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固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异，“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特别可贵的经历，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而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假如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很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而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

22、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由于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淆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致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适宜。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根据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

23、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适宜。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由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天经地义的事。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化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固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沟通，但沟通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步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络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