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母性受难的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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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作品中母性受难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三期鲁迅在杂文（小杂感）中讲:“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母亲形象屡次出如今鲁迅作品中，除了（社戏）、（故土）和（在酒楼上）中的慈母，像（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孤单者）中的祖母，（颓败线的颤抖）中的母亲，尤其是（药）中的两位母亲，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一些不识字的丧夫者、孤单者、迷信者，或者“粗笨女人。她们有的无名，有的无名无姓，是令读者同情的苦难母亲。不过，“同情可能恰恰暴露了读者“革命/启蒙视野下居高临下的立场，以及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这种“当代(进步)的或“人道主义式

2、的解读忽略了本源层面上的“母性存在，遮蔽了母性受难的窘境及其批判性和救赎性。这在研究界对（药）和（祝福）的解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被遗忘的“亲子之爱以往对（药）的主题理解大致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从揭示革命者的悲哀、革命失败的原因，到批判群众愚蠢、寻求现实改造的变化，在这两种本质类似的视野下，小讲中的另一条主线“亲子之爱往往被遗忘和遮蔽了。无论是“革命还是“启蒙的解读都聚焦于把“人血馒头当作“药这一“封建迷信。所以这里的首要问题是怎么看“人血馒头。当读者看到“用人血馒头治病(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已提及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犯人的血舐)，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和“愚蠢，何况这血又来自就义的革命

3、者夏瑜，那么“愚蠢后面又要加上“麻木和“残忍了。事实上，用鲜血治病在中国的民间就像“吃什么补什么一样，没有科学根据，当然是一种“迷信，但鲁迅对这一类民间“迷信并非简单否认了事。在1905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鲁迅把当时的改进人士视为“迷信的种种宗教、民间信仰、神话和神物等等，都看做是“人的一种精神性(尤其是古民的“白心和“神思等想象力)的产物，是“不安物质之生活的“人的“形上需求。如有论者指出的，“鲁迅既不是在近世文明的立场上批判民间信仰，也不是作为传统的维护者将民间信仰实体化、绝对化，他是在反思近世文明的立场上看待民间宗教与迷信的，挖掘其精神情质以作为反思近世文明的思想资源。在鲁迅看来，关

4、键问题不在于“迷信的对与错，而在于信者的态度能否真诚(能否真“信)。像祥林嫂、阿Q、华老栓、华大妈、夏瑜的母亲这样的底层百姓，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迷信的传统中，没有时机领受一种“当代的知识和观念，不会意识到本人的“迷信。但与那些追逐新潮价值、内心不信却又信誓旦旦的“浇季士夫相比，他们最少是真的在“信。迷信的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世界。而那些动辄指斥民众的宗教信仰为“迷信，而本人却不知“正信为何的人(多为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反而是“伪士。鲁迅最后的结论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早期鲁迅的这一宗教和迷信观到后来并没有根本变化。这提醒我们不要囿于“启蒙或“革命视野，在科学(进步、觉悟)迷信(麻木

5、、愚蠢)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理解（药）。二元对立化理解的表现之一就是忽略了（药）中的“血具有双重性，即“革命者之血和父亲母亲与儿子间的“血缘之血。我们往往只瞩目于作为“药的“革命者之血(“人血馒头)，瞩目于革命者之血和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民众之间的错位“血作为(启蒙之)“药最终失效了，是革命者也是群众的悲哀，而忽略了，这“血也是真实的、身体及情感上的“血血缘之“血。它是革命者夏瑜的身体之血，也是痨病患者华小栓的身体之血(痨病的症状之一是咯血)，在血缘的意义上，它关联起两个母亲、两个儿子，体现的是“亲子之爱，即父爱和母爱(在小讲的结尾，母爱又被十分凸显)。 “亲子之爱讲是朱自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

6、代就提出来的。他以为“亲子之爱是（药）的正题旨，革命者的悲哀是小讲的副题旨。后来我们先是将正、副颠倒，再后来就不再提“亲子之爱了。从内容看，“亲子之爱在小讲中是贯穿性的存在。小讲的第一部分写老栓去刑场拿药。无论是老栓去的路上“仿fo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的感受，还是拿到“药之后，“他的精神，如今只在一个包上，仿fo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如今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很多幸福。都以老栓的行动和感受为中心。叙述人对老栓没有挖苦。这里十分要注意的是，一是华老栓(和华大妈)并不知道被处决的是一位革命者(也就是讲，以夏瑜的“

7、血做药与他的革命者身份没有关系);二是在叙述人的眼中，老栓与那些“乖僻的、“鬼似的、“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像被捏着脖子的鸭一样的看客(他们也出如今阿Q的行刑现场)有着明显不同(这些看客恰恰是通过华老栓的视角呈现的)。第二部分写小栓吃药。“他(小栓)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目光，都仿fo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安静冷静僻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在这些描绘中能够切实感遭到父爱母爱的存在。这是一个充满关心的家庭场景，没有挖苦性的话语出现。小讲第三部分的主角无疑是康大叔。他一出场就可看出与华家三口的不同

8、(也与茶馆中其别人不同)。康大叔对小栓漫不经心的“一瞥(茶馆内其别人也对小栓的咳嗽不以为意)与华大妈对“痨病的敏感和对儿子的担忧构成潜在的对照。从这里能够看到，同是群众，老栓一家与康大叔不同，与牢头红眼睛阿义不同，与那些刑场的看客不同，也与茶馆里的顾客(驼背、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不同。后面这些“群众也许能够称之为“愚蠢的。不过，小讲的目的并不止于表现和批判“愚蠢。小讲的第四部分最容易引起歧义。立足革命和启蒙视野的解读都被那一圈花环和那一只乌鸦所吸引，而忘了两个悲哀的母亲。假如置诸于“启蒙和“革命的逻辑，那么花环和乌鸦就一定有象征的深意:“花环意谓革命烈士没有被所有的人遗忘，还有人纪念他们(

9、因而革命仍然有希望);而乌鸦，大多数人以为它象征着“革命。乌鸦飞去则否认了夏大妈的“显灵讲，讲明母亲不理解儿子，不理解革命(当然也就不理解“花环的意义)。上述理解将小讲当做象征和寓言来读(所谓“华夏的命运)，而忽略了小讲的现实基础，因而就会出现有论者指出的问题，即“过于关注作品中的象征符号，由于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和象征符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对作品象征内涵的把握很有可能成为研究者对象征符号的个人演绎7。既然花环是作者鲁迅自谓“不恤用了曲笔“平添上去的，它的涵义就未必有我们所讲的那么确定。即便它象征着“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不仅仅指向“革命，也指向对孤苦无援的夏大妈的安慰(同时它又让另一个母亲华大妈

10、感到“缺乏和空虚)。上述理解除了有将象征含义过于“落实之嫌外，还隐含着将革命(启蒙)与“亲子之爱对立的趋势，以为母爱的蒙昧、自私对于革命者和革命是一种束缚和负担。这无疑是受我们的“启蒙/革命视野所限。其实在中国民间，乌鸦既是只不吉祥的鸟，也是一只“神鸟，一只“孝鸟。在鲁迅故土绍兴的目连戏中(它深深地影响了鲁迅)，它被称作“慈乌。日本研究者丸尾常喜就十分注意到在绍兴目连戏（目连救母）中“乌鸦反哺的情节。他把乌鸦看做“固然背负着本身的不孝与母亲的悲哀，但仍坚韧地走向前方的不孝的孝子们的革命意志的象征，所以小讲写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剧性隔绝。二、母性的批判径奔“血的象征意义而

11、去，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更基本的、血缘之“血的存在，使得“亲子之爱要么被遗忘和遮蔽，要么被视为“蒙昧之爱。那么这两种“血，或者讲，“革命、启蒙与“亲子之爱(迷信)是什么关系?无论是朱自清的“正负题旨讲还是丸尾常喜的“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隔绝讲，抑或是后来的“革命/启蒙立场下对民众(包括两个母亲)之愚蠢的批判性解读，都没有去追问这一问题。其实，正是小讲第四部分中两个母亲的表现(稍后会阐述)，让两种“意志、两种主题、两个价值世界产生了内在的关联。这里仅仅用“亲子之爱或者“母爱缺乏以概括两个母亲。由于她们的存在与其讲是体现了某种母爱，不如讲是凸显了“母爱在现实世界被剥夺的命运。但是，即便

12、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那母性的声音却仍然绵绵不绝。这是一种本能，被动甚至愚蠢，却又是固执、包涵的，这是处于受难中的“母性。正是它，让（祝福）中的“我一个当代知识者不安。与（药）中两个沉默寡言的母亲不同，（祝福）中的母亲祥林嫂以一连串的提问和反复“念叨的方式令人侧目。祥林嫂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被鲁镇的人们最终“弃在尘芥堆中的的最底层的寡妇，却出于信任，向“我一个“出门在外见识多的读书人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人死后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如李欧梵所指出的，“她向我提出的问题固然是从迷信出发的，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而且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构成惊人的比照，由于作为知识

13、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考生死的意义的。这三个问题可谓是“迷信对“启蒙的反问，它超出“科学或者“启蒙/革命话语所能够把握、阐释的范畴，也是人道主义式的同情所不能回答的。不过“祥林嫂之问能否就如研究者们所讲，是关乎“生死意义之问或者“信仰之问，从中可看出祥林嫂的“觉悟有多高，或者信仰有多深?从母性的角度看，祥林嫂更多是作为一个(丧子、丧偶的)母亲和妻子在提问。这是她的亲身之问(死后与家人能否见面)，是忧心的母性在寻求安慰，所以祥林嫂是既希望其有，那样与儿子就能够见面，又害怕其有，那样身体会被锯成两半。不过从她急迫的语气可揣测她希望其有。在这里母爱压倒了恐惧。而“我的落荒而逃应该理解为自以为把握着

14、这个世界的阐释权的启蒙的挫败，可见“我并非一个坚定的启蒙者和无神论者，否则就应该直接给予否认的回答了。他没有办法拯救像祥林嫂这样最底层的无助者，甚至连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安慰都不能给予。启蒙者在母性逼视的目光面前，在母性的受难面前无能为力，这是让“我长久处于“不安当中的根本原因吧。也正由于这种“不安驱使我去追述祥林嫂的生平。在其中，祥林嫂对儿子阿毛之死的“念叨一再出现，驱之不去，纠缠着鲁镇的人们，以及叙述者和读者。“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祥林嫂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诉讲儿子被狼吃掉的经过，最终让鲁镇的人们烦厌得头痛。祥林嫂的“念叨首先是一个母亲对死于狼口的儿子的

15、悲悼;其次，一再的重复表明她想(在本人和鲁镇人面前)继续维持作为“母亲(而非妻子)的身份;第三，它也类似于宗教徒的“忏悔和“告解。不同的是，祥林嫂倾诉的对象不是上帝、神甫或pu萨之类，而是鲁镇的人们。她倾诉的方式不是私密，而是公开的，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公开的告解方式寻求解脱。她就像自觉“有罪的苦役犯，但她的“罪感不是来源于信仰，而是出自母性的天性。和捐门槛一样，一再的重复(告解)也是祥林嫂的赎罪方式。可是鲁镇没有一个类似于神甫的告解对象，也不存在一个让人在罪中复活的上帝。他们先是腻烦、鄙弃了她的告解，又否认了她的捐门槛的赎罪方式。祥林嫂的无法求得救赎，鉴照出“我所代表的启蒙理性的缺失，鲁四老爷

16、所代表的儒家理学和家族制度的缺失，以及鲁镇的“祝福仪式中神性的缺失。鲁镇的人们相信鬼神，注重家族祭祀的仪式，却缺失最关键的本质神性和救赎、爱与怜悯。先后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孤苦无依的母亲，在“祝福的时刻被鲁镇整个地排挤在外，在惶恐和绝望中死去，这是母性的受难，也是“人性的受难。正是借助母性的受难，小讲构筑了一个宏大的悖论和反讽这大概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揭示和批判了中国的人间和地狱，皆不包涵受苦者、绝望者，不能让丧失的母性得到最终安慰。因而小讲的标题“祝福只能从反讽的意义上去理解。更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母性的受难图中，“我与鲁四老爷(及鲁镇的人们)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而当读者亦以为祥林

17、嫂“无知/愚蠢，不耐烦甚至取笑祥林嫂的一再“唠叨时，我们也与鲁镇的人们一样，在祥林嫂的母性的“绝望中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或者当我们仅仅把祥林嫂视为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所谓“夫权、族权、神权、政权下的“牺牲品，并予以同情时，我们也仍然遮蔽了祥林嫂之母性“受难的尖锐批判意义。三、母性的救赎丸尾常喜讲:“为了万人之生而宁可一人赴死的夏瑜的意志，与为了小栓的生命而罄其所有的老栓的意志，本来能够作为共通的东西严密地结合起来。可是，在这个舞台上，二者却决不相触，各自散发着孤单的光，一起为某种强暴之力所扼杀。可是由于母性的存在，隔绝的二者有了交集。而（祝福）中母性的受难在揭示了“人吃人的世界的真相一个缺乏爱、怜

18、悯与救赎的世界的同时，也把这个世界撕开了一个裂口，人吃人的循环因而有被打破的可能。这能够讲，母性的受难既是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又是对它的救赎。由于在苦难的深处，“人性总会与“神性相通。不止一个研究者指出（药）中夏瑜牺牲与耶稣受难之间的关联:“耶稣也好，夏瑜也好，他们首先觉悟，甘愿牺牲，人格高尚，却无法避免本身的牺牲也被误解的悲剧命运。也有人瞩目其差异性，以为夏瑜作为革命者的牺牲中看不到神性。耶稣之血救赎了众人，成为救赎众生的灵药，而夏瑜的血则没有。（药）中有一个“人子受难的形式，但与（s经）中的耶稣受难有本质区别:“夏瑜的牺牲没有从任何意义上得到认可。作为人子一代的鲁迅对本人在中国进行启蒙革命的

19、意义产生了彻底的质疑，并伴随着深深的悲凉。以上都是从夏瑜、耶稣牺牲与受难的结果而论。李欧梵则指出，“在这篇小讲的象征性框架中，怜悯的举动给牺牲的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在遭到肉体虐待时仍然给予怜悯，这种举动显然遭到耶稣基督的启发然而，他与耶稣不同，他没有上帝作为更高的权威，最终的意义问题不可能得自任何超验的来源。这便是鲁迅人道主义的最后悲剧。确实，假如只着眼于夏瑜与耶稣的牺牲，那么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两人流血的目的不同，结果不同，尤其是夏瑜的牺牲中没有救赎的希望(而耶稣经过牺牲后的“复活成全了救赎)。这是“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的区别。但是当我们的目光不受“启蒙/革命或“人道主义框架的约束

20、时，反而可能发现母性受难与耶稣受难之间的内在相通。在（药）中，它集中地体如今小讲的第四部分。这部分首先是通过华大妈的视野呈现，花环出现时两个母亲的视野开场融合。假如一开场两个母亲还是被一条区分死者身份的小路隔开的话，那么华大妈出于关心，跨过小路安慰夏大妈，就意味着她们之间由于儿子之死而打破界线。很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加，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讲，“我们还是回去罢。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渐渐地走了。嘴里喃喃自语的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

21、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如作者自谓，（药）的这个结尾有些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鬼气。如前所述，不管花环和乌鸦是不是象征革命，它们对于悲哀的母性都是一种安慰。不过，（药）的深入之处恰恰在于，那“铁铸一般的乌鸦最终违逆了夏大妈的意愿，没有飞上夏瑜的坟头，而是“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表明鲁迅在这里并没有以“母性替代“革命，“革命仍然在迷信的母亲们的理解之外，也没有以“革命去否认“母性，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在“革命与“母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假如讲小讲写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剧性隔绝，那么两个母亲的共同悲哀就

22、已经穿越了这一“隔绝;假如我们不将两个儿子作一种革命愚蠢的价值上的对立，那么两个母亲的爱就不会由于儿子们身份(革命者、启蒙者群众、被启蒙者)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相反，这种悲哀的爱泯灭了身份与价值之差，超越了革命群众、觉悟愚蠢的区分。两个丧子的老母亲带着对儿子的悲悼相伴离开坟场，先觉的革命者(夏瑜)和愚蠢的群众(华小栓)的“死由于两个母亲的“悲悼(爱)而消泯了价值高低的区分，呈现为共同的人性。在母亲们无言的、悲悼的“爱中我们不是感遭到某种母性的“神性吗?如此，那挫身而去的乌鸦将两个母亲的视野引向那“远处的天空，就不再是虚无，也不是那么“阴冷，而是一个在母亲们的理解之外，却隐含着既是革命的，也是母

23、性(爱)的希望与安慰的所在。可见，在（药）中，“革命与“母性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却并非对立。对于现实中的“母爱，鲁迅不是一般地肯定或否认。生活中的鲁迅是一个孝子，鲁迅的婚姻是迁就了慈祥的、作为家长的母亲的意志，这使得鲁迅对于母爱有着某种反思。在（伪自由书前记）里鲁迅讲:“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或许倒成为愈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在给赵其文的信中讲:“感谢，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毁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由于感谢他的爱，只能不照本人所

24、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由于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本人，至少是一部分我以为绝望而对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对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谢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从这些话中可见鲁迅对母爱的深思。鲁迅的深入和复杂之处在于他将母爱放在母性的受难中，放在与“革命(启蒙)/“迷信、“当代/“传统的张力中来描写。假如讲以往我们站在“革命(启蒙)或“当代(科学)的立场遮蔽了母性，那么如今我们能够立足母性受难的立场返观“革命(启蒙)与“当代(科学):（药）与（祝福）中母性的受难，透露出一个比启蒙、革命、当代

25、更原初的价值和一个更深邃、更本源的世界的存在，而正由于有此一世界的支撑，革命者的牺牲才更显其悲凉意味和悲悯性。“前当代的母性世界看起来并不理解革命者牺牲的意义(即所谓“隔绝)，却以本人爱的受难包涵和安慰了革命者和革命，而在（祝福）中，带给那被狼吞噬了的儿子的安慰的，也只要孤苦无依的母性的“念叨。这就是母性的气力，一种弱者的“无力之力。或者讲，正由于其脆弱、无用(无效)、被动，才更凸显其气力通过受难与悲悼的方式。这与耶稣自愿钉十字架而死所带来的神性的“救赎有着本质的相通:都源于“爱的受难，都超越了种种界线与隔绝而通向“无限，都是对“强暴之力的批判，也都通过对“死的最终安慰而呈现出某种救赎性和超越

26、性，一种是宗教性的，一种是非宗教性的。这正是卡夫卡所讲的，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的体现。结语:阿长的魂灵如木山英雄所讲，寡妇形象、奴隶是鲁迅构筑中国像的唯一基本实体，“民众之悲惨与痛苦的纪念碑。在鲁迅那里，悲惨与痛苦的母亲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是批判与救赎的资源:她们首先构成对现实的否认和批判。其次，作为沉默和失声的女性，她们无法解脱的“苦难本身提出了对“革命与“启蒙的反思与质疑。第三，无论是革命者夏瑜还是普通群众小栓、阿毛，他们的“死在母性的悲戚与悲悼中有了内在关联。母性的悲戚、悲悼(“念叨)亦成为儿子之“死的终极安慰，“死因而有了救赎的可能。而革命者的“血(死)能否成为真正的“药，取决于

27、我们能否把小栓(和阿毛)包括在死者之中，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母性受难的意义，否则就会像鲁迅讲的:“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最后想到的死者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阿长与（药）中的夏大妈、华大妈和祥林嫂一样，无名无姓，也同样迷信。青年守寡的阿长没有做母亲的时机，作为保姆充当了我母亲的角色(我叫她“阿妈)，将母性完全转移到我身上。不识字的阿长并不知道“三哼经(山海经)是啥东西，但阿长的母性世界与（山海经）的世界神话传讲、民间信仰(迷信)的世界是同源的，由于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丰富、博大、神奇又不乏苦难的世界吸引了我，却是我难以把握和言讲，也无力改变的。所以我只能“祷告(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可谓绝无仅有)“仁厚黑暗的地母来安慰这个像地母一样的女性。像鲁迅这样“无所信的启蒙者和革命者，也许只要通过写作铭记母性的受难与悲戚，铭记对受难母性的亏欠和安慰，来寻求自我救赎。受难的母性因而成为鲁迅文学之“罪与救赎主题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