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历史浅谈反腐的经验教训.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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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清代历史浅谈反腐的经验教训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为普遍的大王朝，这与低薪制不无关系。 低薪制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除汉初和宋朝中后期以外，中国历史上的俸禄水平一直较低，许多时候不足官员的生活日用。早在东汉时就有人议论过这种状况：夫选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也就是说，当官的人，家里都很穷。国家设的俸禄又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那么他们不得不营私。这是给天下善人君子故意设下陷阱啊。 清沿明制，文官俸银标准水平很低。自一品到九品至末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 180 两，二品 155 两，三品130两，四品105

2、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清代白银按购买力换算成今天的币值，一两约换得二百元人民币。堂堂一品高官，年工资只有三万六千元人民币，七品处级干部则只有九千元钱，这哪里够花。清代没有公车公房制度，买车买房买官服都要官员自己花钱。清代又没有双职工，这点工资要全家老小花用，根本不够。 雍正时期，考虑到地方官办公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 100 倍左右，知府增长了 10-30 倍。知县也增长了 9-50 倍，其养廉银最低 400 两，最高达 2259 两。这一度

3、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但是随着雍正到嘉庆年间的物价上涨，这些养廉银又不够用了。 清代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 清代官员俸禄体系的突出特点是薪俸缺乏制度化、标准化安排，整体设计中目光短浅，惰性严重，习惯拆东墙补西墙，以临时安排代替长远打算，结果越来越偏离合理方向。借用张鸣的话来说，就是补丁机制。 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为求省费、省事，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早在康熙年间，俸薄禄微、廉吏难支的情况就已经十分明显。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虚一实两手 ：虚的一手是提倡理学，表彰清官。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他反复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宜知足，理应洁己守分，洁己操

4、躬臣子之义，悖入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 应该说，这种思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很有市场，也是低薪制得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比如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庭玉就大义凛然地说，俸禄水平与廉政毫无关系 ：人之贪廉 ,有天性。贪者 , 虽加俸而亦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廉政建设唯一的可靠保证。 这种省事精神被大多数君主发扬光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官员的薪俸水平过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除了雍正皇帝一人在制度上进行过大刀阔斧的养廉银改革外，其他帝王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以敷衍为主要对策。道光皇帝的名言是守成帝王们心理的最好阐

5、释 ：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通过对清代历史的回顾，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 第一是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没有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官纪败坏 , 贪污成风。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薪俸越低的时代，贪污越普遍。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都以吏治败坏著名，这与他们的低薪制设计显然不无关系。而有宋一代，官员薪俸水平较高，官风也相对较好。这是宋代开国者的有意设计。 第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吏治清明的保证。 从制度设计上看，清代有覆盖全体官员的监察机制。中央有都察院，地方

6、的监察职能则由督抚代行。 但问题是，这套监察机制运行效果不佳。有清一代的贪污大案，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朝廷的制度设计在很多大案中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康熙年间尚书齐世武、布政使伍实等多名大员集体贪污案是由两位官员之妻到京城控告，原任陕西宁州知州，大计参革姚弘烈妻孙氏，叩阍控告原任甘肃布政使觉罗伍实、庆阳府知府陈弘道等勒索银两，又原任庆阳府知府陈弘道妻王氏，叩阍控告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将氏夫严刑拷讯，引发社会轰动和皇帝关注，才得以查办。 第三，在现代背景下，解决廉政问题，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一途，依靠人治和权宜之计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毫无真正解决的可能。换句话说，从现代眼光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从现实财政需要出发，细化财政支出，以此为基础，制定现实合理动态透明的财政收入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从根本上规范财政运行机制。第 4 页 共 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