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来:国画创作情感融入说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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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玉来:国画创作情感融入说 如果,不,我们还是使用“假如”这个字眼好。因为这与“假设”更直接些。假如一个人没学过怎样使用毛笔,自然他就更不会国画实际操作的技法了。但如果他买来国画的有关技法书籍来大看一番或十番百番的,请问,这时他再将他满脑子的玄的观念使用在国画创作中,能行吗?结果这就不用我来说了。此时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没法实际去操作!因为使用毛笔不单是在理论上明白,实际操作更为重要。世界上有不懂理论写得很好的,但绝无懂理论不会技法写画能入门的。看来艺术创作需要实而屏弃虚。一个画者在进行创作时,必备的几个要素是:手头的笔墨操作技术,头脑中的构图、色彩安排能力。这是一般情况下要想画成一件作品最
2、起码的条件了。手与脑的配合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产生平庸的作品。这是因为我们上面所说的手与脑的配合是画的基本条件,它是可以产生作品,但究竟能产生怎样的作品就难说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仅凭这两样的配合顶多可以产生出具有形式美的工艺品,不可能是具有思想性的艺术作品产生,至于产生伟大的艺术品就更不可能了。由此看来要创作出具有思想性的艺术品仅凭手脑的这种配合还不成。还必须有能指挥以上两种单纯进行技术性描绘的主脑。这就是头脑中的意识。意识主宰绘画者除了形成形式美以外,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形式美以外的内容。艺术家与匠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艺术家需要意识的主宰,而匠人不许要意识来主宰创作。我们知道“一
3、切艺术都是抒情的表现,都是实质和形式婚媾的宁馨儿,有实质而无形式则粗疏,有形式而无实质则空洞。”(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具体到一幅美术作品,如果只有形式美而缺少内容,自然会空洞;而缺少外在的形式美也会远离了美术。形成国画的形式美自然离不开手头功力,但若不使之空洞必不可少的则是在意识的主导下,将画者所表达的内容融进形式美中。为此看来,主导人的意识与艺术家的创作极为密切了。那么服从于意识,被意识融入作品中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画者想表达的主体思想。我们这样说不免太空洞,其实我们常说的借物言情的“情”,托物言志的“志”就是那个“主体思想”。而艺术家与匠人在进行创作时的最大区别,或曰分水岭也就在这里。匠
4、人注重的是工艺性,情志的表达被忽略;艺术家注重情志的表达,工艺性要为情志的表达服务。社会是多元的,它不惟需要具有思想性的艺术品,对于工艺品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因此当我们强调艺术品的思想性时,并不否定工艺品的存在。从美的赏析来说,因为它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品格,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赏析的差异以及对单纯工艺美术的需要,为此,市场的需要也确定了单纯工艺品的价值。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几乎每个书画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摆脱单纯工艺性,进入抒写性灵的艺术创作的品位中。但这确实又并不那么简单易行。“托物言志”虽然道理明白不过了,但具体到实际创作中那个“志”怎样就能够被你选择的“物”表达出来,就很难了。之所以很
5、难,道理有两个。先说其一。孔子曾说过:“法语之言,能不从乎?改之者为贵;巽语之言,能不悦乎?绎之者为贵。”是说:大道理因为具有普遍的规律,谁都认可,但能改正自己不合规矩的,按大道理作的才是最可贵的;用柔和的语气劝说不守规矩者,他都会高兴接受的,但能真正思想自己毛病的才是可贵的。我们说孔子这句话的目的是说,几乎所有的书画者都能接受“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因为这是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是大道理,没有人会认为一件艺术品只有工艺外表内容空洞好。但当他们具体到自己的创作时,却大都将重点放在技法的施展上,懒得在思想性这里下工夫了。因为这确实很难。许多画者在技术上游刃有余,但在抒情达志上却举步维艰。其原因就
6、是被惯性所捆绑。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书画者在本门都是从不会到会的。注意,这里说的“会”针对的是技法而言。在没有掌握技法时,抒情达意尚谈不到。所以大多数书画者养成了一个习惯,即在开笔前所思考的首先是怎样的构图,怎样的形象,并没有首先思考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即他们没有考虑自己将怎样去“以形写心”,怎样才能追求到国画本质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总之,怎样才能作到:表达自己思想,其后才谈得到具体运用什么艺术语言形式,以及如何运用。这里我们不妨举例来说明一下。图1先说古代的,明朝的唐寅有一幅“立石丛卉图”,这幅画画的是一块竖长石头,其前下方土地上生长着几株极为普素的花卉,(图1)整幅画显得十分素。无疑,它体
7、现了作者追求平淡雅洁的思想。画大都追求画面要美丽,即使素雅也需要表现出素中有色,如此才好看。但唐寅此幅画偏偏从素中体现了一种清气,这种逼人的清气肯定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因为此幅作品耐人寻味的审美点就在这股清气上。素雅的寻常花卉比起堂皇绚烂的花卉并没有让人感到猥琐、寒酸,相反,却让人体会到一种凌云的骨气,穷而弥坚的品格。正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歌颂的“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们从作者的题款上找到了答案:杂卉烂春色,孤峰积雨痕。 譬若古贞士,终身伴菜根。原来他描写的是他心目中崇仰的傲骨之士。他以低贱的杂卉与耸立的孤峰为伍,比拟菜根与贫贱但孤傲不群的读书人
8、相伴,实际是抒发了自己“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的不平。这样的抒怀,必然是他提笔抚案时就思考的,之后才会想到用怎样的内容去表达。否则整幅画就不会展现出那种孤高自赏冷视富贵的气息。图2我们再说近代的徐悲鸿“愚公移山”(图2)创作的过程。1939至1940年,徐悲鸿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到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1940年2月,甘地到尼克坦访问泰戈尔,泰戈尔向甘地引见了徐悲鸿。徐悲鸿被为民族独立奋斗的印度灵魂人物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充满激情地开始创作愚公移山,仅草稿就作了30余幅。1941年8月,徐悲鸿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创作了愚公移山。由此可见徐悲鸿在进行创
9、作前,首先是拟订了所要抒发的是不屈不挠抗日情怀,之后再确定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体现这种抗战的决心。至于人物形象那都是在正式动笔前作了大量的准备,之后才谈到画面的具体经营和笔墨的操作。这幅画之所以能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正是因为作者在传说的历史题材中融入了自己的这种情感,使画作摆脱了传说的虚拟,具体的进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为抗日主题服务。我们从此可认识到真正的创作绝不是提笔就来的。一幅艺术作品的产生必须有情感的融入,而且必须是很具体的情感,不能是空泛的、虚拟的。对于某个画者而言,有时他可能专蓍某种物象,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物象对于他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心理意义。比如徐悲鸿一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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