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非典”高考加分(共5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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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质疑“非典”高考加分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今年的高考与往年相比有两个不同：其一是时间上的改变。考生难熬的“黑色月”提前为“黑色的六月”；其二是高考面临着“非典”的考验。虽然这个令人恐惧的恶魔在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去日不多，但其垂死的挣扎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们对以往熟视无睹的群体医护人员肃然起敬。在没有硝烟的抗击“非典”战场上，他们用生命与看不见的病毒搏杀。危难见英雄，媒体及国人毫不吝啬地将感激之情、赞美之情、崇敬之情向这些战斗在抗“非典”第一线的战士抛洒。毋庸置疑，这些特殊时期舍生忘死的医护人员让我们由衷地感

2、动。多少次，我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这些知难而进、尽职尽责的医护人员是病魔肆虐时期最可爱的人。这些白衣天使冒着生命风险在拯救着更多的生命，他们的确伟大。 为了表达对白衣天使的感激及崇敬之情，人们想出很多的办法。各级领导的慰问、媒体的宣传、捐钱捐物提高医护人员的生活待遇及改善工作环境，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去帮助照料他们无法顾及的家人。各大学也不甘落后，竞相推出抗“非典”医护人员的子女优先录取的政策，以表达高等院校这个遭受“非典”威胁最大的群体对抗“非典”医务人员的一种补偿及敬意。这一切都来得非常自然，甚至此类补偿与奋战在生死之间战士的奉献相比微不足道。这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对英雄壮举的一种本能反应，且这

3、种做法具有“羊群效应”。一旦有人示范，便会引起他人身不由己的追随，因为理性的行为主体不愿意让社会公众认为自己对英雄壮举无动于衷。 然而，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第一章使用了“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这样醒目的标题，职业的冷静让我感到高等院校对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在高考中优先录取及加分的做法有诸多问题。首先，医护人员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分工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岗位，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医护人员的任务是救死扶伤，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市场经济中决策主体是个人，他们选择了医护行业，就选择了与死神相伴的风险。不确定性的存在，使这种风险时大

4、时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实施签约后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临阵逃脱是个别职业道德不佳的医护人员的选择。我们对坚守阵地的医护人员的崇敬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职业的忠诚，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规则中没有违约，尽管信守合约的成本极其昂贵。其次，天使各有颜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分工合作制度安排，决定了天使有各种颜色。在不同的岗位尽职尽责的个人都是为他人谋幸福的天使。保家卫国的军人是绿色的天使；熊熊烈火中的消防人员是红色的天使；地下挖煤的工人是黑色的天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黄色的天使；传播知识发明创造的教育及科技人员是蓝色的天使。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突如其来的

5、风险降临在哪一拨天使的头上。行行业业的工作者都有机会成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子女高考加分，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森林大火时为消防人员的子女加分；在煤矿爆炸时，为遇难矿工的子女加分；在洪水泛滥时，为受灾农民的子女加分？要知道他们都是在坚守自己的职位、为他人谋福利时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为白衣天使的子女加分，不为同样承担生命风险的其它颜色天使的子女加分，难道天使也分尊卑？ 第三，这种做法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不对称。在医疗市场上，医护人员是医疗服务的生产者，患者是医疗服务的消费者。突如其来的“非典”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承担着死亡风险。医生是在预期之内，在其生产过程中，在谋生的岗位上承

6、担了死亡的风险。消费者是在预期之外，在消费其它商品的过程中遭受了无妄之灾。特别是许多患者是在医院消费其它医疗服务时被感染上了“非典”。付费的消费者与收费的生产者相比，感染上“非典”更加倒霉。为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上的医护人员的子女加分，是否应该考虑为感染“非典”的患者子女加分，他们是公共卫生环境恶化，甚至是某家医院过失过错的受害者。仅对遭遇风险的生产者实施特殊补偿是否对这些无辜受害的消费者不公？ 第四，界定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费用昂贵。奋战在抗“非典”一线上的人员不仅限于医务工作者。120救护车上的司机，在“非典”病区打扫卫生的工人承受着同样的风险。此外，一线与二线医护人员的界限并不清

7、晰。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信息不对称，让高校对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考生进行家长是否是抗“非典”一线人员的信息的收集及判定其成本太高。如，让北京的一所高校去了解远在甘肃某考生的家长信息只能依赖学生的档案及相关部门的证明，这就留下很大的寻租空间。甄别边界清晰的考生民族、侨属及地区信息真伪尚有漏洞，准确地甄别边界模糊的考生家长是否为抗“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信息几乎不可能。信号甄别的困难会使制度产生变异，抗“非典”一线医护人员子女加分大而化之为医护人员子女加分。 最后，我们要反思高考制度的终极目标。高考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制定一个标准，从而筛选出高等教育的合格对象。由于教育具有连续性及稀缺性，只有合格甚至优秀的高

8、中生（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才有资格及能力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高考制度的核心测度标准只有两个：即学生的品行及学识。由于中学生中品行不端者极其稀少，因此实际的测度标准只有一个，即学生的学识水平。尽管考分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识水平，但毕竟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关性。为了节约考核学识水平的成本，制度选择了考核与学识水平高度相关的学分水平，所以现阶段考分仍然是传递学生学识水平最清晰可靠的信号。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竞争准则是“价高者得”，高考的竞争准则是“分高者得”。越来越多的与学生品行及学识无关的刚性辅助标准的掺入，削弱了高考制度的学识筛选功能。任何在高考中实施的政策均是为某类考生显性或隐

9、性的加分。民族加分、体育加分、侨民加分、烈属加分、再加上地区障碍仍然是奉行“分高者得”的竞争准则，只不过是“此分”已非“彼分”，竞争准则变了味。类似抗“非典”医护人员的子女加分这种弹性较大的临时标准，使高考的竞争准则在噪音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变数，制度变数的增加扰乱了人们的预期，茫茫然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此外，由于“人们总是对激励做出反应”，高考中的优惠政策会激发人们展开学生品行及学识之外的竞争，那是一种负和博弈，社会将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假民族、假华侨、假国家级的运动员及高考移民倾向是寻租及腐败的温床，受到污染的高等教育市场已不是一片净土。我期望高考制度回归它成本最低的简单规则；我期待在高考面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人平等。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