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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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1912年，民成立后调整中学修学年限、课程设置及教学目的：中学年限由五年调整为四年；废止读经；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不再作为修身的惟一教学内容，修身也不再担当古诗歌的教学任务；民初虽有乐歌课，但任务是“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乐歌先授单音，次授复音及乐器用法”1，也不担当教授古诗歌的功能。课程调整后，中学生是否须要学习经部文献、儒家学说及古诗歌，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这是当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1912-1913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要求中学国文教学任务集中在“通解一般语言文字”与“自由发表思想”上，并以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为协助课程，且不担当

2、清末经学和修身课的任务。1914-1915年，总统袁世凯、教化总长汤化龙在特定教化纲要却规定中学国文教科书“明道统之源流”、“养成政治学问”等。2这体现了政府对于中学国文教学原委要担当何种功能，内部看法并不一样。 一 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除请许国英将林纾、吴曾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出版外，还请许国英编辑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由商务四大“开国元勋”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担当校订。1913年8月，许国英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共四册）起先出版，1914年2月起，许国英为该套教材编注的评注本接连问世。民初崛起的中华书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对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局面。中华书局进入市场的标记是武昌

3、起义后组织人力快速编撰而出的“中华教科书”，刘法曾、姚汉章编辑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四册）作为其中之一，于1912年8月起先出版，这是民初第一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两年后，谢蒙编辑的中学用四册新制国文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后，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本也由朱宝瑜编注，姚汉章、张相校阅出版。这样，在1914年的教科书市场上，至少同时流通着林纾、吴曾祺、许国英、刘法曾、谢蒙编辑的5套中学国文教科书。 林纾、吴曾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以“作文之法”为内容。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亦重“作文之法”。刘法曾、姚汉章说：“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3，许国英也说：“中学国文程度，较高于小

4、学，故宜授以适当之作文法理，”4谢蒙声称其教科书第一册目的在于使学生“习于近世适用文体，能自由发表其思想”。5说明在三位编者眼里，“作文之法”是其考虑的重心。这是跟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像之处，在此不绽开论述。本文重点论述的，是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在重“作文之法”外，还设计了另外的内容，从而跟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区分开来。 林纾、吴曾祺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时，对是否选骈文辞赋，看法尚不一样。六朝文本以骈文辞赋为大宗，林纾所编教科书第九册为六朝文，对此不能回避，但他却多选散文，选骈文辞赋较少，于此也不自信。对这些少量骈文辞赋的顶批，林纾虽也像评点古文一样，经常圈点佳句，点明

5、文章筋节脉络，但重点却在介绍写作背景。选入骈文辞赋，明显跟这套教科书的基调不符，所以先秦两汉部分不选楚辞汉赋。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时严守骈散之别，不仅不选楚辞汉赋，所选六朝文中，也少骈文辞赋。到民国初年，状况大为不同。刘法曾、姚汉章在其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文家自唐代以后，始有骈散之分，追原其溯，固未尝判而为二也。且如选六朝文者，弃其骈而采其散，是买椟而还珠矣。故姚氏姬传之古文辞类纂，其中颇杂骈体，李氏申耆之骈体文钞，其中亦及散文，斯诚通儒之鸿识，大雅之玮裁矣。兹册所登，散文居多，而骈俪之卓著者，亦时时间及之。”这跟吴曾祺的选法就大不一样了。也是从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起先，楚辞正式进

6、入中学国文教科书，屈原国殇湘君湘夫人山鬼渔夫卜居以及宋玉对楚王问都被选入。此外，刘法曾、姚汉章对历代辞赋和骈文也多有选取：汉赋不选，但收班固两都赋序，意在借此简洁介绍这一文类；魏晋南北朝选祢衡鹦鹉赋，鲍照芜城赋，谢庄月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小园赋；初唐选王勃滕王阁序，为此篇首次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许国英说：“卑六朝，薄八代，然其神理渊含，气盛言宜者，卒未尝屏弃，而大雅宏大之文，亦往往于骈俪中得之，兹编不拘成见，骈散兼列，惟仍准浅深递进法。”6因此，许国英不仅选卜居对楚王问，甚至将离骚也录进来，此外还选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与杜牧的阿房宫赋。谢蒙在新制国文教本中说：“夫由今溯汉，所谓文体之变多矣

7、。词旨所尚，既有不齐，n近学者，遂立骈散之号，分辙异辕，莫相为贯。然明达之士，独窃以为不然。乃若姬传表喻于阴阳，申耆综论于奇偶，自曾涤生犹秉斯义，知二者之一样，非可强殊者矣。”7又说：“诗赋名制极多，不能备选，固仅于第四编中录诗经二篇，及荀卿宋玉诸赋，以略明诗赋之源。”8他不选屈赋，却选宋玉大言赋、小言赋、风赋、钓赋及荀子赋篇，称“赋者，诗之流，宋玉荀卿尚为正体”9；选入一篇张惠言七十三家赋钞书目序，算是介绍这种文体。这就多少带有他自己的眼光了。 选入骈文辞赋，突破了清末林纾、吴曾祺将国文基本等同于古文的局限，但这终归还只是在集部之内扩大范围。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不仅打破骈散界限，还突

8、破集部限制，广泛选入经、史、子部文献。 在中学国文读本中，林纾除左传外，其它经部文献一概不选。吴曾祺在其教科书例言中说：“桐城姚惜抱先生选古文辞类纂，上不及于经，意以经固人人所宜全读，后来曾文正公甚不然之，故选经史杂钞，则各经之文居十之二，今谨窃附姚氏之意，概不之及”。民初状况则完全不同。刘法曾、姚汉章称：“姚氏古文辞类纂，上不及于经，意以经固尽人所宜全读者也，厥后湘乡曾氏甚不然之，故有经史一百零一家杂钞之选，今制学校废止读经，则六经文辞，苟不甄录，则无由肄习，兹编所录，兼收群经，以存国粹。”10四册教科书中，除左传14篇外，还选入诗经8篇，尚书孟子各5篇，周礼礼记檀弓各4篇，论语谷梁传各2篇

9、，公羊传1篇。跟刘法曾、姚汉章观点相像，许国英在其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昔贤选本，如桐城姚氏等例，皆不列经史，其界说在表章古文辞而止耳，兹编主于教科适用，且因今制中小学校废止读经，而经典文辞，有可节取者，按之中学生程度，实多裨益，苟不甄录，末由肄习，故于读本中略及之。”该书将经部文献集中在第四册，十三经除尔雅、孝经外，都有涉及。谢蒙于其教科书第四册从左传选4篇，从周易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各选1篇。可见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跟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不同，除左传外还广泛选入其它经部文献。 除部文献外，先秦诸子和后世理学家之文，也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所录。林纾选文，不及先秦诸子。吴曾祺深好诸子

10、文，但胆怯青年不慎，反受其害，虽“庄列申韩之书，皆文之至者”，却“悉以子家不录”。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则都选入先秦诸子文。刘法曾、姚汉章于其教科书编辑大意中说：“周秦诸子，姚氏不登，然庄列申韩诸子，自成一家学说，文章亦皆卓然独立，爰辑其饶有古趣，而不过于聱牙佶屈者，著于篇。”虽所选极少，仅录庄子马蹄、养生主与逍遥游中部分段落及韩非说难等两家4篇作品，但终归已开中学国文教科书录诸子文章的先例。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兼取“周秦诸子文，以助尚友之兴味”11，范围比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大，不仅选庄子逍遥游、马蹄，韩非说难，还选入列子天瑞、说符（节录），荀子荣辱篇（节录），共6篇。新制国文教本除选庄子天下、

11、韩非说难外，还选荀子劝学篇、管子弟子职，共4篇。 其实，不论是骈体辞赋，还是经史子部文献，曾国藩经史一百零一家杂钞都有选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黎锦熙认为民初属于“曾选标准时期”，是有道理的。但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与经史一百零一家杂钞的区分也是明显的：经史学家及理学家之文，曾国藩几乎不涉猎，却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录入。汉代经学家文，曾国藩仅选许慎说文序，许国英不仅选入说文序，还选入孔安国的尚书序，谢蒙则除前两篇外，增选郑玄诗谱序。宋学家之文，曾国藩不及，其他桐城一系的古文选家，多选入朱熹的通鉴室记之类的杂记体，它体不选，而新制国文教本却选入了朱熹高校章句序、程颐易传序之类能够体现其学术思想的文

12、章。清朝考据家之文，曾国藩不涉及，林纾、吴曾祺在国文教科书中予以痛斥，新制国文教本却选入了戴震与方希原书这样能体现考据家“论文主旨”12的文章。谢蒙选这篇文章，说明其国文教科书选文已经摆脱清代文坛的派系之争。谢蒙还选入其他两类文章：一是介绍舆地方志之文，如何景明武功县志序、吕温地质图序；一是探讨哲学命题之文，像刘禹锡天论、刘峻辨命论、李康运命论。前者为桐城一系选家所不及，后者仅曾国藩选入少量几篇。 此外，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大都选录古诗。清代古文选本，绝大多数不及诗歌，仅梅曾亮古文词略例外。古文词略全书24卷，后4卷为诗歌，“取王渔阳古诗选为鹄而汰其大半，于李杜韩之五古，则增入之”13。古文词略

13、这一创例不获时人认可。在古文词略的多种翻刻本中，多略去后4卷。光绪二十五年成都志古堂古文词略刊本删去后4卷的理由是：“梅本原有古诗四卷，盖取渔洋本而增减之，亦约姚选古文之例也，然古诗佳本极多，渔洋之书亦不繁重，学者似宜目睹全豹，今暂从略”，事实上是为了保持古文选本的纯净性。林纾和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也不选古诗。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除新制国文教本不选诗歌外，刘法曾、姚汉章、许国英都让其教科书担当讲授古诗歌的功能。刘法曾、姚汉章在其教科书中“略择闻名之诗歌附焉，大领先近体而后古风，取其声律和顺，易学易解，其在三代以下六朝以前之古诗，有篇幅短而词义浅，足以起学人之情趣者，又多录于编，不拘

14、成例，盖亦由浅入深之意云耳。”14许国英所编教科书“每册列入数首，不拘时代派别，虽三代以来汉魏六朝之诗，但词义浅显，情韵并佳者，无不采录，各次于文辞之后。”15 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收入经部文、先秦诸子文、历代诗歌及经史学家甚至理学家文，是否还只是以文章本身的好坏为标准，以“作文之法”为主导内容？这通过编者们对经史子部文献及古诗歌的评注处理上透露出部分信息来。 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选入诗歌是因为：“诗歌者，古人所以涵养性情，宣导血气，不仅作文字美术品观也”16。观其对所选诗歌的评价，“涵养性情”当特有所指。如评刘邦的大风歌为“尚武精神，悔过思想，言下跃然”，评杜甫前后出塞为“饶有尚武精神”

15、，评琅琊王歌辞为“读之增长爱国观念”，评陆游示儿为“爱国思想，临殁不懈，可敬可悲”。刘姚于其所选经部文章，大都有文末总评。如称论语先进篇中曾点言志一段“是后人兰亭集序之滥觞”，评论语微子篇中子路遇丈人一段“为桃花源蓝本”，此两处是考察文章源流。谷梁传郑伯克段于鄢后加评语为“层层书法，总用一甚字”，左传子产坏郑馆垣被评为“通体以备字作主，文笔恢奇恣肆”，此两处是揭示文章义法。考察文章源流和揭示文章义法都是古文评的方式，当为指导“作文之法”。此外的评点，更多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发觉”古代中国，比附当下，点明其教化意义。评左传驹支不屈于晋为“理直词婉，能赋诗言志，不图春秋世外族文化之开通如此”，

16、从左传卫后使宁俞来聘中表现出的“古时中国使车一行，繁称典礼，宾筵一设，备载歌诗”，赞美其“开化之早”，这两处是“发觉”古代中国。在周易系辞传后评：“庄子云：圣人师万物，天下事不外能自得师耳，泰西独创家因苹果坠地而悟吸力，因壶水沸腾而悟气学，何尝不由善师得来，大易此文开古今人学问不浅”，则多少有点比附西学的意味。蔡元培在对于教化方针之看法（1912年4月）中，以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世界观为五项革新的教化宗旨，并将其安排于各科教学，认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一百零一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

17、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9月，教化部公布教化宗旨，要求“注意道德教化，以实利教化，更以军国民教化辅之，更以美感教化完成其道德”17，不久后出版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在诗歌、经部文章后所下的“爱国”、“尚武”等评语，明显是为了附和教化总长的教化观念。跟刘法曾、姚汉章相像，许国英以诗歌为“古人所谓涵养性情”者，选诗目的在于“节宣堙郁”。18谢蒙明确声称：“文章有形式之美，有内容之美，形式之美在辞藻，内容之美在义理”，第四册多选“内容之美在义理”一类的文章，对此的说明是：“夫学者于是将进于成学，不行不明著述之大原，及古所以立言之道，泽之经子，参之史志，博观于后来，则可以整其流变，知其所归也，正

18、朝夕者视北辰，决不嫌疑者视圣人，岂惟文焉，抑理义之府也”19，所谓“著述之大原”，“古所以立言之道”，背后涉及整个中华文明史，当然不是“文”能包括的，更不用说“作文之法”了。20 其实，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者大都明确表示，他们设计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内容并非仅为“作文之法”。刘法曾、姚汉章在说明他们收进经部文章之缘由时说得明白，目的是为“存国粹”21。许国英在其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编辑大意中强调授以“作文法理”后，笔锋一转，“且使略知本国古今文章轨范，以期共保国粹”22。谢蒙的见解与此相像：“凡文章有形式之美，有内容之美，形式之美在辞藻，内容之美在义理”，“第四册期极内容之大观，庶符德智兼启之

19、方，以冀文质并茂之效”。谢蒙兼重“文”“质”，表明其选文也不以“作文之法”为唯一目的，而他所谓的“极内容之大观”，跟刘许等人的“存国粹”实质相同，都要通过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学生接触传统文化典籍。“存国粹”正是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不分骈散，广收经部文、先秦诸子文、历代诗歌及经史学家甚至理学家文之缘由所在，其所体现的当然既不是“曾选标准”，更不是“姚选标准”了。 二 这一时期值得留意的还有长沙宏文图书社1914年出版、刘宗向编辑的四册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编者刘宗向在该书叙例中说：“仆前在高校时，已发此编之想，毕业以后，教授各校，始事采择，积四五年，旨趣屡易，稿亦数更，今遂奋成之”，23看来此书编辑过

20、程并不顺畅。据湖南省志人物志介绍，“刘宗向，字寅先，号盅园，宁乡县城人。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于小吏家庭。1904年入明德中学速成师范科。毕业后考入京师高校堂，1908年毕业，得官内阁中书，后调学部”，辛亥革命后回乡，“1913年（民国2年）与黎锦熙、徐特立、杨昌济、陈天倪等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编印中小学教科书。”24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当属其编印的“中小学教科书”之一。 湖南省志人物志评价刘宗向说：“精研经史，探程朱理学之精微，尤擅长桐城派古文”。在给弟子罗书慎的信函中，刘宗向将千年学术思想归结到曾国藩，说他“既治方、姚之文术，亦涉乾嘉之藩篱，而躬行一以程、朱为的。值异教之猖狂，倡率友生，用

21、理学于事功，卫孔孟之名教。千年之间，一人而已。”25看来，以曾国藩为榜样，刘宗向试图将乾嘉考据、桐城古文、程朱理学结合起来，而一归于躬行实践。突破门户派别之见，将传统文化资源整合为一，事实上体现了清末以来，在国力日蹙的形势下，士大夫深深的紧急感及希图救亡的努力。这从中等学校国文读本里也表现了出来。 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共4册，1914年4至7月出版。分甲乙二集：甲集三卷，合为第一册；后三册由乙集十二卷，别录二卷组成。刘宗向将“古文”选在其次、三册。其次册为乙集一至三卷，另附诗词一卷，第三册为乙集四至六卷，另附古体诗一卷。 乙集一卷选清文31篇，属桐城一系的仅8篇。另选阮元、汪中、李兆洛、孙星衍、章

22、学诚、张惠言之文共12篇。阮元等人，除张惠言后来习古文外，多为经史学者，并大多推崇骈文。该卷前8篇，除梅曾亮书棚民事为古文家所熟识外，余下各篇或探讨农事，或探讨工艺，或探讨习俗。目的在经世致用，而非文章义法。同样，卷二选宋元明文15篇，欧阳曾王三苏文仅4篇。值得留意的是，该卷选入了戴侗六书故序、顾炎武方音、与叶书，此三篇属学者之文；此外尚选有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晚明时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著作，其序文并不以文见长，此文不仅历代古文选本所不及，就是同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未有选入者。卷三选唐文，除陆贽等人的4篇文章外，其余都为韩柳文。四五六卷选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多选贾晁马

23、班之文，不及辞赋，大体跟古文辞类纂标准相像，但其选入的王充论衡两篇，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则决不会入桐城古文选家法眼。 由此可见，刘宗向完全突破古文藩篱：一方面不排斥桐城古文，另一方面则大量选入学术文章及有关民生日用之文。刘宗向特殊注意“学”对于“文”的重要性，他在叙例中说：“班氏有言，古之学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又曰，禄利之路然也。学兴于斯，文兴于斯”，故多选探讨农事工艺之作及学术文章。虽中等学校国文读本也选唐宋八大家之作，但于三苏父子，H选苏轼志林鲁隐公一篇。三苏父子经论史论策论，为历代古文选家所青睐，但因其所论跟

24、历史事实多有不符，历来就有不少指责。刘宗向基本不选三苏父子之文，出于如下考虑：“自汉以还，群流持论，条理日疏，说多疑似，勿可董理，极于三苏父子，号为驰骋曲折，穷究笔势，而贼真弥盛，流波风扇，被于人人，间或吐词，尽乖轨则，渐及后生，虽入科学，犹难治疗。”其实不仅三苏父子，就是后世经论史论，刘宗向也很少选取，“诚欲扫蔽景之翳，树立诚之鹄，则后世论文，不得率取。”就是甲卷的十多篇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刘宗向也特意声明这些文章不能作为作文范文，奉劝老师“勿轻以论题课士”。不取三苏父子之作，其实跟多取学术文与经世之作一样，是为了强调“学”对于“文”的重要性，“文与学术相表里：南北末叶，欧苏流派，由学敝也

25、；周秦以上，文质相宣，学之盛也。六艺九流，国之菁英，虽非远志之士，要当略有诵习。”26刘宗向强调“六艺”为“学”之基，为“文”之基，但重点强调的是“六艺”与“学”，于“文”很少着力。 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甲集第三卷题为“古代文”，126篇，全选先秦两汉魏晋文献。从檀弓、三传、诗经等始，荀韩庄列、国语、国策、新序、说苑甚至佛经，都有涉猎。檀弓中的几篇文章，侧重丧礼；于荀韩庄列等子部文献，则选寓言故事；其它选文，却看不出一贯的线索。刘宗向在叙例中认为此卷目的，是对“古代群籍”“尝鼎一脔”27。其实不仅甲集第三卷涉猎“古代群籍”，第四册的目的也是如此。第四册包括乙集七至十二卷：乙集七选“尚书左传国语国策

26、之文，都十首”；乙集八选“周易、尔雅、公羊、谷梁、周礼、礼记之文，都二十二首”；乙集九选“晚周诸子之文，都一十四首”；乙集十选“秦文”五篇，出自吕氏春秋及李斯之手；乙集十一选“诗经楚辞之文，都一十首”；乙集十二为“古代文附录”四篇，选彭祖摄生养性论及佛经三篇。第四册事实上是甲集第三卷的扩充，主要是对经、子二部古文献“尝鼎一脔”。虽也以“文”为最终目的，但只是“生而俊朗者”才能“进与言文”，对于一般学生，“守是集”就足够了。将学“文”的学生限定为“生而俊朗者”，并推向乙卷，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文”在乙卷的位置并不突出。所以刘宗向实际取消了“文”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核心位置，当然不以详细的“作文

27、之法”为目的。 乙集十二卷与甲集第三卷之文，部分也为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所及，但该教科书开首的甲集前两卷，却体现刘宗向选文的独到之处，为其它教科书所不及。对于甲集前两卷的编辑目的，刘宗向在叙例中说：“甲集之文，一岁而毕，其前后二卷为近代文，专重厉行明史，立文之本也。夫文人无行，古昔所訾，矧于今人，皮傅西语，伪说滋繁，纵欲败度，见谓贤哲，无与遏流，奚文之尚？至于史者，国之金汤，国人明史，则亡灭之难，虽亡，有复机。己族之屡兴，希腊之复国，远近有征矣。四邻交侵，颠覆在睫，自迷本源，奚以待后，先是二端，凡以矫俗矣。古人载道之训，或疑修身历史，各已成科，不悟寓之于文，重以浸润，则奏效倍焉矣。”在刘宗向看来

28、，“文至劣”缘于行“卑鄙”，“文”以“躬行实践”为基础，“躬行实践”首在“厉行明史”。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甲集第一卷仅选文8篇，第一篇为顾炎武的奖廉耻，中间几篇谈孝悌，最终一篇是王安石的伤仲永，意在劝学。其次卷题为“近代文”，共109篇，从郑樵通志三皇纪中的黄帝开国到魏源国初东南靖海纪，实际将中国历史演绎一遍。选文大都来自通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等史书中某一段落。内容侧重三方面：一是跟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像选自通鉴汉纪中的使刘敬和亲匈奴武帝遣张骞使月氏，新唐书西域列传中的波斯，新唐书东夷列传中的日本；二是历代风俗信仰的变迁，像通鉴汉纪的论东汉教化风俗，通鉴宋纪的论魏主崇信道教；三是

29、易代之际的史事，像通鉴汉纪的王莽篡汉，续资治通鉴元纪中的杀文天祥，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中的思宗殉国。此外还选有学者的史论或文人感叹兴亡之诗词，其中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占了大半，文人诗词中又以清初文人感叹明亡之作为多。综上所述，此两卷的内容，在于教育学生懂廉耻，知孝悌，尤其是通过学习中国历史来培育学生的民族情感。 无论是重视“厉行明史”，是要求于“古代群籍”“尝鼎一脔”，还是强调“文与学术相表里”，中等学校国文读本都不以教授详细的“作文之法”为目标。其实，在当时的刘宗向看来，比起详细的“作文之法”，在刘宗向看来，“弁髦国俗，鄙夷宗祖，自恶其族”28，才是中学国文所要直面的问题。“幽情思古”、“发

30、为闳著”才是中学国文教学的最终目的。从叙例来看，刘宗向有“亡国”的巨大忧虑，而他觉得能够反抗这种危急的：是“厉行明史”“幽情思古”、“躬行实践”，是对于传统思想学术源流、对于“六艺”都有所了解。于这些有所得后，才谈得上“文”。将“文”推向将来再解决，事实上否定了“文”作为中学国文的核心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1教化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舒新城中国近代教化史资料（中），人民教化出版社，11011年。第524页。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化史史料（上）。人民教化出版社，11011年。第257页。 310141621、姚汉章：编辑例言，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 461

31、1151822许国英：编辑大意，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7版。 5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7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89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指责史（下），南昌：一百零一花文艺出版社，11019年，第394页。 13梅曾亮：凡例，古文词略，北京：学部图书局，1908年。 17教化宗旨（元年九月初二日部令其次号），教化部编纂处月刊第1册，1913年2月。 19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四册）。 20但评注者朱宝瑜好像没有深化领悟谢蒙的

32、意思，其对诸文的评点，仍多从“古文义法”的角度切入。 23刘宗向：叙例，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第一册），长沙宏文图书出版社，1914年4月。 2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11015年。 25刘宗向：与罗生书慎书四，刘宗向先生遗著选，湖南高校长沙校友会，11012年，第16页。 262728刘宗向：叙例，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第一册）。 第18页 共18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第 18 页 共 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