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谈抗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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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癌症患者谈抗癌-献给患癌的朋友高文彬1976年当我 55岁时,被确诊患晚期肺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3个年头了。很多同志希望我谈一谈和癌症作斗争的经验。经验谈不上,我只能把自己和癌症斗争的经历与体会说一说。如果这对于癌症病友们能够有一些借鉴作用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患了癌症是不幸的, 但也可以转化为有幸。 说不幸大家都能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谈癌色变呢?因为它是“绝症”,特别是晚期癌症,更难挽救。所以说是不幸的。但是我得了晚期肺癌之后,却能够幸存下来,至今已经10 多年了。这岂不是转化为有幸了吗 ?!我是怎样把不幸变为有幸的呢?主要是因为当我得了癌症之后, 在接受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疗过程中,
2、逐渐认识到: 癌症是一种在某种诱因的作用下,人的机体失去平衡, 体内自身细胞的变异而产生的疾病。癌症产生的病程比较长, 治疗的过程也比较长。治癌固然需要好医好药,但良好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凡是得了癌症的人,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 事实上你已经处在和癌症作斗争的第一线,每日。每时,每刻都在和癌症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所以,精神状态就成为特殊重要的因素, “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西医、中医,气功等多方面的治疗,以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思想情绪,都需要患者自己统筹, 调整,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癌症病人就具有双重职责: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我在这 10 余年来与癌症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是本着这
3、个精神,经常和许多患不同类型癌症的病友们接触、联系,交流、互相参谋、激励、借鉴,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这些能够幸存下来的癌症病人,不但能为他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而且我们本身, 就是抗癌战线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成员。因为我们多年来与癌症进行拼搏的经验, 可以为抗癌斗争提供一些可靠的线索以及有价值的根据。这岂不幸哉!由于环境污染的严重, 癌症也日益猖獗起来。 有些地区, 癌症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恶性肿瘤的防治列为重点科研项目。我国也不例外, 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投入了肿瘤的防治和控制的研究工作。但现在对癌症的病因还不十分清楚,还很难做
4、到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据一些大城市对癌症的统计, 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不过百分之几,而晚期病例却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死亡率很高,人们因此往往谈癌色变。据专家推测,人类揭开癌细胞本质的奥秘, 找到治癌的特效办法, 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所以,面对现实,我和许多“战友们”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可以成为现阶段防癌,治癌的有效途径之一,甚或可以成为突破性的试点,至少可以作为开阔视野的参考。下面,我就谈谈自己患癌、抗癌的经历和体会。一、我的抗癌经历(一)不明真相疑虑重重我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弱, 在我发病的前几年, 经常患感冒。一患感冒就转成肺炎,每年好几次,每年好几次,每次都要个把月才能治好。1976年的一天早
5、晨,我突然感到右肋像岔气似的疼痛,就去门诊部做 X光透视,发现右肺中叶不张。 又拍胸片,证明确有问题。接着又到海军总医院做了气管镜,取了活组织,进行病理切片,确诊为右肺中叶腺癌。1976年 8 月 31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了开胸手术。但打开一看,纵隔淋巴、肺的淋巴结已有癌细胞广泛转移。当时医生认为,即使行全肺切除,亦难以彻底,就决定原封不动地“关上”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的领导、家属和医生共同编了个假情况: “良性肿瘤,已切除右肺中叶。由于肿瘤细胞活跃,准备服中药及放疗、化疗”。大家怕我承受不了,统一了口径瞒着我。早在手术前,他们就搞过一次假的诊断报告,把腺癌写成良性肿瘤
6、, 各种手续都很完备, 所以我也就确信无疑。 可是从同志们的一些表情、神态和流露出来的情绪中, 我逐渐感到: 自己的病情可能不会像同志们所说的那么好。 为了弄个明白, 当了解我的病情的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反复地向他们追问:手术进行得怎么样?切除了多少?肿瘤有多大?等等。同志们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推说还没有见到医生。 特别是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战友,他同医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的手术情况,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可是当我问起他时,他却装模作样地说:“你看这事,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等我问问看”。这些反常现象,促使我考虑: 他们都是很关心我的同志, 手术以后怎么连情况都不问呢?这可能吗?我又进一步问参加手术的医生:“
7、康主任,我手术已经好几天了,瘤子是什么性质的 ?确诊没有 ?“他先是说: “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是过了几天,再问他时,他却说:“啊呀!我还没看呢,那是黄主任管的,问问黄主任吧!”这就更不合情理了。 做手术的医生, 怎么能不知道情况呢: 这时,我就估计到情况不妙,肯定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心情是最不舒畅的了。 我曾想,反正他们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决定不再询问任何人,自己想办法看病历。这样过了个把月,有一次,我有机会拿到了病历, 一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晚期肺腺癌。这一下,所有一切反常现象都得到了回答,我的思想反倒坦然了。( 二) 面对现实泰然处之后来,在郭林新气功
8、学习班里和病友们交流情况时,每次谈到我看到病历时, 病友们总是急切地追问我:“当时你看到病历上那么写着,是怎么想的?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说实在的,在我看到病历之前,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从同志们, 医生们反常的表情中, 已经觉察到不是好兆头, 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但得的是癌症, 而且很可能比较严重。 但是另一方面, 又有一种侥幸心理和好的愿望,总希望他们说的是实情但是,当我看过病历之后,思想上的种种矛盾状态结束了,心里踏实了。既然是晚期肺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了宽慰自己,有时也想:战争年代曾经多次遇到危险, 身边多少战友牺牲了, 我能够幸存下来,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和亲身参加四化建
9、设,还不是够幸运的吗! 难道没有什么身后之事要安排吗 ?当然有罗,不过不到时候。因为如果需要商量后事,将会造成一种紧张、低沉、悲伤的气氛,对战胜疾病不利。何况人们都瞒着我,还瞒着我的老伴。在这样时刻,绝对不能庸人自扰。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倒是特别需要珍惜这短暂的宝贵时间,要顽强地活着,要向死神挑战。恰在这时,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我想:十年动乱中,我没有被整死,现在身为晚期肺癌患者,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岂不是天大的快事!我确实为此而感到莫大的安慰。同时还想:作为唯物主义者,要面对现实, 生死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也不能束手待毙, 那就横下一条心认真对待就是了,争取
10、来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收听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广播,不论是文艺节目,还是各种揭批材料,我都喜欢听,听了特别开心。这简直成了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心疗”措施!另外,虽然面对厄运,也不能呆在那里熬时间,等待死神的到来。能干点什么,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在治疗过程中反应较重,如头晕、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难受得很。但治疗以外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我就利用这些时间趴在床上写点东西。在探视时间, 我就和前来探视的一些同志谈谈思想,谈谈工作。有时还把有关同志请到病房来解决需要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再就是和病友们下下棋,这就是我当时所想、所做的事情。病友们听我现在讲得很轻
11、松,也许会觉得我是在吹牛吧!不是的,我讲的这一切都是真话。当我清醒地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肺癌时,我不愿意再给亲属和关心我的同志们增加更多的思想负担, 一切痛苦和困难就由我自己承担吧。亲友们既然好心地瞒着我,我也就索性装糊涂。 由于我没有任何反常表现, 所以亲友们也都没有察觉到我已经知道了病情。就连和我朝夕相处的医生,护土也被我蒙在鼓里。以前,我想知道病情,他们不告诉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说什么我就假装信什么 有些同志到医院来看我的时候, 有时谈正事儿, 有时东拉西扯开开玩笑。 事后得知,他们在一边暗自议论:他的病已到这份儿上了,自己还不知道,还那么轻松,那么乐观,还写这个弄那个的,甚至还关
12、心工作,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有时在议论中,有的同志竟难过得掉眼泪。连医生后来也说:我们看过那么多病人,还没有见到过病人瞒着亲属、挚友的,他甚至连医生、护土都能瞒着,这还是头一次。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怕不怕都是那么回事, 又何必要怕呢。 更何况干革命不是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现在面对癌症,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自从我知道病情后,在生活上、情趣上,都没有什么变化。我自己不紧张,别人也就紧张不起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三) 相信医生服从治疗要和疾病作斗争。但是一个病人究竟应该怎样来斗呢?除了不怕这一条以外,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积极求医, 配合治疗。 在我确定作手术的时候,经亲
13、属挚友多方面调查, 了解到解放军总医院以黄孝迈主任为首的胸外科医德、医术、医风皆被患者所称颂,便决定找他们手术。因为我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所以医生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接受。在1976 年 9 月 6 日,即在手术后的第六天, 黄孝迈主任、康礼源副主任就决定请北京市中医医院肿瘤科郁仁存主任会诊,给我服中药。我只知道癌症厉害,至于怎么办,连一点点常识都没有,只有一切听从医生安排。 1976年 9月 16 日11月 11 日做放疗,每星期 5 次,共 8 周 40 次,总量 70戈瑞。1977年 1 月 21 日做化疗,滴注氟尿嘧啶脱氧核苷, 隔日 1 次,每次 1 克,共 40 天,20 克。
14、在做放疗,化疗过程中,我的反应比较厉害。放疗中出现了放射性肺炎,咳嗽得很厉害,晚上不能入睡,痰是白沫。化疗时反应就更严重了,不想吃饭,一顿吃一两。不能睡觉,没有力气,头晕、头疼,下肢浮肿,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肝功也不正常了,白细胞降至3000,问题很多,服对症药物都不起作用。尽管这样,我还是相信医生, 坚持服药治疗, 并积极地进行配合。 同癌症作斗争,这一条是不能忽视的。( 四) 学习气功走出新路尽管反应很厉害, 我还是勉强坚持不躺下, 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在这时,挚友罗明昭同志向我介绍了郭林新气功,说是能治癌,效果很好。开头我不大相信。我对气功不仅素昧乎生,而且还有成见:认为那是
15、歪门邪道,一个唯物主义者, 不能在生死关头做有损 “形象“的事,治不了病,还落个受骗上当,这样的蠢事我不干。同志们还给我介绍偏方、验方,原来他们也是听来的。我拿着有的偏方去请教郁仁存主任时,郁主任说这已是十几年前的办法了,早就不用了。同志们给我介绍的办法很多;我都不急于采用,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要了解医生的行医经历和病人的实践情况。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介绍的什么新药,新疗法,凡是没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相当多的病例检验的, 我一概不用。这并不是我不接受“新鲜事物”,而是由于癌这个病种的特殊性,决定我必须求稳、求准,求真,求实效。对气功治疗,我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我没有接触过气功,要我去贸然
16、接受气功治疗,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由于罗明昭同志对郭林及其用以治癌的气功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她再三要我去学习, 并热情地向我介绍郭林新气功的有关材料和病例。我认真看过以后, 又拿这些材料请教黄孝迈主任。黄主任看过以后说: “看来这还是个出路”。这句话很有分量。它促使我考虑:我虽然不怕死,但不等于不想活;不怕死,也不能等死,而要活,就必须寻求生路。于是,我便决定去学郭林新气功, 实地看看郭林新气功的 “真面目”。 1977年 5月,罗明昭同志领我到龙潭湖公园去见郭林老师。开头,郭林老师对我不大感兴趣,说: “你们这样的人办法多,不肯下功夫,说不定练几天就不练了”。我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17、 既然决定来了, 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前面我说过,气功究竟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把气功想得很神秘。但是,到公园一看,原来就是这样摇摇晃晃,像扭秧歌,又没有扭秧歌好看,我心想,这玩艺儿能治病吗?特别是癌症那么厉害,靠这么扭来扭去, 就能把癌扭好?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可是了解到好多病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有治好的病例,证明气功确实能治癌。最使人信服的是有两例硬皮病人, 经过学郭林新气功, 硬皮变成了正常皮肤,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有了明显改善。还有一例失掉手术机会的胃癌病人,他经过练气功,饭量从每天仅吃二三两主食, 增加到每顿吃半斤。 这不仅鼓舞了病人,连医生也感到惊奇。 后来又听了
18、郭林老师讲课,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 从完全不相信,到半信半疑,进而坚信不疑。于是我便下决心坚持学,坚持练。由于我学得快,郭林老师比较满意。我做得认真,又能坚持,她更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又教学“吐音”。“吐音”就是放声喊规定的声音。喊起来不大习惯,也不好听。我想,做行功扭来扭去就够难看的了,现在又教“吐音”,喊得那么难听,真有点不好意思。可郭林老师说这是主要功法。为了治病,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怎么教,我就怎么学,怎么做吧。当时,这种气功还不普及,有的人见了很新鲜,有的人却产生误解。比如我早晨很早到外面做行功, 有人看了便以为这是得了什么魔症。吐音比做行功更难了,当时我还不能远走,只能在院子里做。
19、在院子里吐音很不方便。可吐音又是主要功法,必须做。怎么办呢?我就在室内做。等外面放广播操乐曲时,我就打开窗户放声喊。 邻居听到了, 以为出了什么事, 便跑进来询问。 我就忙着做解释,真不容易啊!开头做行功时, 体力不行,一次只能走二三百步就累了,这离治病的要求远着呢。我就采取“少吃多餐”的办法,每次少练点,每天多做几次,这叫量力而行。但是,还得按要求尽力而为,争取延长时间,提高质量。经过 3 个多月,练功的功目,功时,逐步加到每天早晨除做升降开合、定步风呼吸功目之外,做半小时自然行功,半小时快功,1 小时中度风呼吸法一、二、三步功;上午,吐音 15-20 分钟,自然行功 1 小时,松揉小棍功半
20、小时,午睡前做涌泉按摩 15 分钟;下午,自然行功1 小时,脚棍功 15-20 分钟;晚上,做慢步行功 40-60 分钟,睡觉前做涌泉按摩。这样一来,身体逐步好转,体力、精力都好起来了。饭量一天吃七八两睡眠不仅入睡快,而且睡得踏实。 1977年 4月 30 日出院前后,走路有踩地毯的感觉, 腿脚发麻,便增加了“指针”,按摩的穴位是三阴交,绝骨、阴陵泉,阳陵泉,足三里。经过一段时间,感觉正常了。针对咳嗽,又做“指针”按摩,穴位是列缺、尺泽、肩俞,咳嗽也慢慢缓解了。 半年以后,转氨酶、白细胞正常了, 拍胸片检查, 病情稳定。当然,不舒服的感觉还是经常有的,胸部、腹部、头部经常有不定位、不定时的疼感
21、,但没有出现新问题。由于身体各方面渐渐好转,从1978 年 3 月开始,我就到距离住地较远的北京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去练功。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八九年来,每天3 点起床,4 点外出练功, 8 点 30 分回来,风雨无阻。大雨天,就找个自行车棚在里面练。刮六级以下风, 都在公园练功。 顺风时做风呼吸, 逆风时做自然呼吸 手棍、脚棍、涌泉按摩,分别在中午、下午、晚上做。( 五) 循序渐进恢复工作关于恢复工作问题。开头,我以为根本不可能了。可是总不甘心,很想知道一些情况, 便在不影响组织上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参加有限的一点活动 比如审查节目,不能连续看整场演出,就分两次看。今天看上半场,明天再看下半场
22、。到 1978 年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便能做点调查研究,思考一点问题。有时一次连续降三四个小时的话,也不感到累。到1979 年,健康状况进一步好转,我就正式上班了。( 六) 病情多变慎重处置值得一提的是, 1972年我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电图系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以后几年多次心电图都是这样。当我做气功 3 年之后的1980年又做心电图时,所显示的是大致正常。医生以为是机器有问题,连搬了几次,心电图仍然是正常。本来是针对癌症做气功的,想不到还有意外的收获。1983年体检时,左边锁骨上窝摸到了一个花生米大的淋巴结,医生建议做活检。我想还是请中医、气功师考虑为好。郭林老师检查我的功
23、时、功目,功法都没有问题。又检查饮食,发现问题了。原来我每天早饭吃牛奶、点心都是甜的,吃腻了,便改吃油炸馒头,香脆可口还喜欢吃炒花生米。几乎每天如此。郭林老师听后很不高兴地说: “这些东西都是上火的,不许再吃”,并且调整了功法。我原来每天吐 9 对一高一低为一对 ) 商音和 9 对哈音现在商音不变, 将哈音改成吐27 个高音。行功的速度要比原来稍快一点。原来我做快功一直是每分钟大致70步,70个呼吸 ( 一只脚上完成一吸一呼 ) ,现在加快到 90 步,90 个呼吸。中医是北京市中医医院肿瘤科杨治英大夫接诊,她把中药做了调整,使之更有针对性。两周看一次。经中医、气功、饮食等配合治疗,大约半年左
24、右时间,锁骨上窝淋巴结就逐步地消肿了。但是不久又出现了新问题。一天早晨,在八一湖做快功时,突然出现心动过速,难受得不得了。我便停止练功,坐在那里。我早晨做气功,每个功目之间的休息从来不坐着。 病友们看到我坐下了, 便知道是有问题了, 一摸脉快得数不清。回到门诊部经医生对症治疗, 很快缓解了。 但以后经常出现早搏等难受症状。这种情况出现得很频繁, 必要时就吃点安定片, 吸吸氧气。一直到 1984年 12月初,又服乙胺碘呋酮,脉搏正常了,情况很好。谁知到12 月 14 日,又突然出现心动过缓,脉搏由一分钟跳100 次左右,一下慢到50 多次,感觉更加难受。怕出意外,我便住医院了。但住院以后,却没有
25、出现什么症状,各项检查都没有发现特殊问题。脉搏再没有出现过速或过缓,一昼夜仅有42 次早搏。我便琢磨,为什么正常的心电图又出现过速、早搏、过缓呢?最后终于摸到了原因,是由于出现锁骨上窝淋巴结肿大以后, 我把快功从 70个左右呼吸加快到90 个左右,这样心脏承受不了, 便出现心动过速和早搏。 而以后又因用药不当出现了过缓。于是我便决定将快功再恢复到原来的速度,又加上慢功等功目。 这样心率便再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从做手术到现在 10 多年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几乎是经常出现的。以 1978、1979年的反应为例, 1978 年 3 月,伤口仍有疼痛感,除伤疼感觉外,还有象擀面杖顶在那里似的感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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