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图景——评鲍德里亚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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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社会科学20132“沉默的大多数：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图景评鲍德里亚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口王晓升摘要：鲍德里亚认为，“沉默的大多数”即大众是一个“黑洞”，那些可以用来体现其特征的东西都被吞噬在这个黑洞中，为此，它无法被定义。其中交流的话语也无法被社会所听到，因为话语也同样被吞噬在这个黑洞中。既然它是黑洞，那么其中不同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对立的团体，也没有任何政治组织能够代表不同的团体。大众把任何话语的交流都转变成为符号奇观，消解其意义。政治家也把政治转变成为游戏。在政治游戏中，人们的投票不过是“获取答案”的体制，而不是人们政治意志的表达。关键词：沉默大多数后现代政治理论民主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

2、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206306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鲍德里亚用“生产的终结”或者“原始积累的终结”来标识这个新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个新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而政治领域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沉默的大多数”。70年代，鲍德里亚在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之下、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对这个新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新的观点。一、沉默的大多数鲍德里亚是在他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框架中理解沉默的大多数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了第三级的仿像(通过模仿而产生的结果)。它区别于第一级仿像和第二级仿像。在第一级仿像中，人们所模仿

3、的是自然现象。比如说，仿大理石。在第二级仿像中，人们所模仿的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人工所设计出来的产品的相互模仿。比如说，机器人就是如此。而第三级模仿是无意义代码的编织。鲍德里亚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暗示着一种符号学的观点。一般来说，符号都包含了三个要素：能指(符号)、所指(意义)和所指的对象。在第一级仿像中，符号的三个要素都是存在的，而在第二级仿像中符号的所指对象消失了，但是所指的意义(比如，机器人不一定要像人，但是功能上却模仿了人)还存在。而在第三级仿像中，符号的所指(意义)也没有了，而只是纯粹的符号。这些纯粹的符号自身没有意义，而只是在一定的结构关系中，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要素，而且其意义也是不确

4、定的。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社会，这些符号就如同人的基因一样。人的生命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上的编码所决定的。同样，社会的特性也是由许多编码所决定的。如果说遗传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的话，那么社会符号的编码也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所决定的。比如，我们的生活中的城市设计、高速公路的设计等，都是一些编码符号。人不过是编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一旦这个编码系统形成了，它就能够自我循环，自我生成。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既然这个社会都是通过符号编码编织起来的，都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建构起来的。这个现实社*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63万方数据湖南社会科学 201

5、3年第2期会中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就难以被区别开来了。迪斯尼是按照人们的想象设计出来的，这是想象的儿童乐园。可是迪斯尼之外的美国社会，它的高速公路、城市广场、购物中心不是设计出来的吗?这也是把想象的东西现实化。这个社会究竟是想象的社会还是现实的社会呢?我们在这里很难区分了。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这是超现实的社会状况。既然这个社会都是设计出来的，从教育系统、医疗系统、政治系统，都是通过符号系统设计出来的，它们都是符号系统，是真实和想象无法区分开来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抗拒机制，或维持自我稳定的机制。比如，当水f-j$件出现的时候，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系统是好的，只是尼克松政

6、府不道德或者不守法。政治系统的存在使人们误以为这个社会系统本身不存在问题。而实际上这个社会本身也是如此这般设计出来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同样，工厂的存在使人们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只是在工厂，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就是类似的大工厂。在(狭义)的工厂中，无论人们如何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比如传统上的罢工等，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系统的控制是一种符号化的控制，这种符号化的控制产生了一种稳定机制。因此，“它就不再留给确定的颠覆任何机会”1。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神话失效了。这就是说，后现代符号化控制的社会中不会出现爆炸性的、颠覆性的革命，而只会出现“内爆”。外爆会使社会彻底崩溃，而

7、内爆会使系统内部发生混乱，使内部秩序被打破。但是无论怎么混乱，这个社会总是在混乱中继续维持下去。这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中，无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如何混乱，它们都不会崩溃。爆炸性的、颠覆性的革命变革中这里不再可能。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在选举中，在政治报纸上乱象丛生，但是这种乱象正是这个社会的自我稳定的机制，是符号的内爆。而沉默的大多数就是在这样一个符号秩序中的大众。他们都是系统中的许多点。其中的每个人都没有确定的身份，确定的地位，而是处于布朗运动中的混乱人群。这个混乱人群没有名称。我们也不能用某个名称来标识他们。比如，把他们说成是无产阶级、边缘团体等，都是还原论。他说，“大众”不是一

8、个概念，不是用来概括某个社会群体或者某个社会组织的，不能用它来表示阶级、社会关系、权力、地位等。这就是一个流动着的、变化着的群体。他说：“澄清大众这个术语的企图是一种错误这是要给没有意义的东西提供意义。，幻对大众这个术语不能进行规定，因为它没有既定的特性。他说：“大众没有特性、没有谓语、没有性质、没有所指。圳3如果把大众看作是符号的话，那么大众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所指的，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所指。鲍德里亚认为，我们也不能按照社会学的方法把大众理解为统计数据，看作是单个人的相加。大众是不确定的人群，我们无法对它进行统计。既然大众是不确定的人群，没有规定性，或者说，没有规定性就是它的规定性，那么我们就

9、不能对大众进行划分，比如划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划分成中心团体或者边缘团体，划分成为上层人士和下层人士?鲍德里亚认为，这里不存在对立的两极。他说，大众是“中立的东西，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43按照鲍德里亚对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符号统治来分析，大众也是类似于无意义符号的结合体。这个符号的结合体也内爆了。这个内爆了的符号结合体没有任何确定的秩序。这个内爆了的符号结合体如同真空管一样，它会产生一种内聚效应。两极的对立性、内部的分裂性都会由于这种内聚效应而受到破坏。鲍德里亚也把大众比喻成为黑洞：“它是混沌的星云，其不断增长的密度把周围的一切能量和光都吸收进来，并最终收缩到它自身的重力中，这是把社会包

10、裹进来的黑洞。，明鲍德里亚本人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大众的这些特性。按照我的理解，在后现代社会，人的确定身份都被解构了，人和人之间都相互疏离开来了。在工业社会中所存在的利益共同体消失了。现代社会中的大众类似于陌生人的聚集。在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社会骚动中，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把自己的脸蒙起来，然后他们一起打砸商店，焚烧汽车，发泄自己的不满。它们就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谁也不知道其他人是谁。一旦这种聚集出现了，其他人也参与进来。这就是大众所产生的一种内聚效应。一旦内聚效应出现了，大众就成为沉默的大众。这是因为，任何话语都被内聚效应吸收了。鲍德里亚说：内聚效应使“大众内部的意义传播不可能了,E63。在这个大众内

11、部，人们也说话，甚至也被鼓励说话。比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鼓励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大众内部所表达的意见迅速在大众内部消散了。或者说，他们虽然也说话，但是，这只有说话的形式，没有任何意义，不发挥任何作用。鲍德里亚以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后现代社会，人虽然也上教堂，但是，人们对于上帝的观念，对于超越的东西毫无兴趣，人们既不关心罪孽，也不担心拯救。他们既不在乎道德的信条，也不关心宗教信念。他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去教堂，他们在无聊的宗教仪式中度过7。这完全是一种仿真的信仰行动，而他们就是在这种仿真行动中，对宗教的信仰提出挑战。他们用仿真的信仰、无意义的信仰

12、来挑战信仰。这与启蒙所进行的理性的挑战完全不同。在这里，信仰的意义被仿真的行动所消解了。同样的道理，虽然大众在言论自由的政治体系中也说话，但是，这里所说的话是对于政治体系中的话语的无意义仿真。如果说没有神的信仰是无所指对象的信仰，那么没有所指对象的话语，没有意义的话语就等于沉默。大众的政治话语实际上就是仿真的话语，是沉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万方数据哲学政治种沉默也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众对待民主政治所采取的是一种嬉皮士态度，或者说，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他们蔑视社会中流行的各种道德和社会标准，但是，他们又不是公开地与这种道德标准或者社会标准对抗，而是在表

13、面上接受这种标准，而实际上把这种道德和社会标准扭曲，是一种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不服从。为此，鲍德里亚说：“大众就像巨大的黑洞那样发挥作用。它无情地把一切接近于它的能量和光束加以扭曲、弯曲和转向：一个内爆的领域，在其中，空间的弯曲加速进行，所有的不同维度都弯曲得返回它们自身，并且卷入消解点，它们所留下的是一个具有吞并潜力的领域。”8。这就是说，虽然也有各种话语在大众中流传，但是流传的意义都发生扭曲了，最终流传的话语甚至成为空洞的符号。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大众就是一个黑洞，所有的话语在这里都发生了扭曲，甚至完全被这个黑洞所吞噬。有意义的符号不可能从这个黑洞中散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是沉默的。这

14、是“沉默的大多数”。二、符号的奇观和政治的衰弱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制度认为，在自由的话语交流领域，人们之间可以就进行理性的交流，从而就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这种交流体现了现代人所具有的“交往理性”的精神。虽然鲍德里亚没有批判过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主要是在90年代提出的，晚于鲍德里亚的这个理论)，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理性交流是不可能的。在大众那里，在公共领域中所流传的那些话语不过是一种符号奇观。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人们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流，但是，无论人们交流的内容是什么，人们都是期待大众对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或者把某些道德的命令传达给大众，使大众得到更完整的信息，更好地被

15、社会化，或者得到更多的文化知识。鲍德里亚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胡说”。在他看来，大众总是会抵制理性交流的绝对命令的。他们被给予了符号，他们崇拜符号，他们玩弄符号，但是，他们对符号的意义漠不关心。他们所制造的就是一个符号的奇观。他说：“信息提供给了他们，他们只需要符号。他们崇拜符号游戏和陈词滥调。只要符号的内容能够转化为一系列奇观，他们就会崇拜o-9比如，20世纪60年代，德国左翼人士、律师夸松在德国被政府以组织恐怖主义的罪行逮捕，后来在萨特等人的影响下被保释出来。之后，他逃到法国。法国巴黎的法院对他进行庭审，以决定是否给他提供政治避难。而在庭审的当天晚上，法国足球队为世界杯入围而进行比赛。在当

16、天，两百万人去看足球了，只有寥寥数百人在法院外游行，要求释放夸松。而60年代正是法国左派激进运动最火热的时候。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火热只不过是一种符号奇观。当真正的政65治左派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关心左派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另一种奇观oiO在后现代社会，政治活动就是这样一种符号奇观。人们在政治活动中所关心的不是政治组织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政治目标是什么，而是谁的口才更好，谁的长相更吸引人。在日本选举中，一些党派甚至推出美女来参与选举。据说，这种选举能够产生奇特的效果。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造政治奇观的活动。如果说一般的大众为政治上的符号奇观喝彩的话，那么许多政治活动家则热衷于制造政治奇观。对

17、于他们来说，政治的信仰和目的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夺取政权，手段就是政治的一切。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就成为政治游戏中的根本原则。这里所出现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仿像，是政治符号，或者说，这是政治活动家所编织出来的政治符号奇观。在这里，政治消解了，政治上的符号奇观出现了，即政治的仿像出现了。为此，鲍德里亚说：“正是在蔑视社会、心理和历史真理的过程中，正是在如此这般地操纵仿像的过程中，政治能量才得以最大化，在这里政治成为游戏，而绝不是给出理由。”113当政治活动家热衷于编织符号奇观的时候，大众也以一种嬉皮士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政治奇观。他们参与，他们喝彩，但这是嬉皮士式的参与和喝彩。他们不计较政治理想和政治

18、目标，他们把自己变成统计数据。这种统计数据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政治观念或者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是因为大众是一个黑洞，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被扭曲了，都被吸收了。他们的思想不能也无法被表达出来。既然他们的思想无法被表达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思想，于是，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们了。他们被代表的可能性不存在了。如果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一种政治符号、比如政治观念，总是指称一定的对象(代表一定阶级)。这个阶级应该是符号的所指。当一个阶级不表达或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念的时候，政治思想符号体系就无法找到他所企图指涉的对象。政治符号的所指不存在了。按照现代

19、主义的政治观念，一个政党或者这个政党的政治理想代表了社会中的一定阶级的政治观念。但是，这种代表的观念中后现代社会中不再可能了。当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还是说，某个政党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这种代表只不过是想象意义上的代表，是投票意义上的代表，而不是政治意志或者政治理想意义上的代表。为此，鲍德里亚说，大众是政治活动中的“想象的参照物”。他说：“沉默的大多数(或大众)是想象的参照物。这不是说它们不存在，而是说，作为他们的代表不再可能了。大众不再是参照物。这是因为，他们不再从属于代表的秩序。他们不表达自己，他们只是被调查。”1幻虽然他们不能被代表，他们既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表达自己，但是一些政

20、治团体总是说，它代万方数据湖南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表了大众，代表了某个阶级。然而人们会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西方大众民主的社会中，某个政党被大众选中，那么这个被选择出来的政党难道不代表大众吗?他们至少代表了其中的大多数。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代表的仿真形式，是纯形式的代表。一个政党为了获得大选就必须考虑到大众。但是他们所考虑的大众不是大众的思想。大众没有思想，也无法表达思想。沉默的大多数对于各个政党来说是统计学上的参照物n引。后现代社会需要这种统计数据，需要这种统计数据来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的仿像。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会容忍“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政治

21、党派会虚张声势地说，如果你们不出来投票，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人们把这种虚张声势的行为儒雅地称为“催票”。由此所催出来的选票，完全是民意的仿像。鲍德里亚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沉默是不可容忍的。这是政治等式中的未知数。这个未知数会消解一切政治等式。所有的人都对它提出质疑，但是都不把它看作是沉默，而总是要它说话。但是大众的沉默力量是不可计量的：实话说，没有任何声纳或者测量可以把它搞清楚，因为它们(声纳和测量引者注)的作用就是把沉默放在括号中，并排除出去。沉默就是要颠覆政治和社会，使它们变成超真实(无法区别真假的模仿引者注)，那种与我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超真实。因为，如果政治力图把大众捡拾起

22、来并放到社会回音箱或者仿真箱(大众传媒或者信息)中，那么大众就会回过头来变成巨大的社会回音箱或者仿真箱。，“1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不会容忍沉默的大多数存在的。他们要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宣传机构把大众调动起来(捡拾起来)，让他们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而大众这时也会参与其中，但是这种蚕与是仿真性的参与，或者说是形式性的参与。大众也会陪着他们一起玩政治游戏。他们一起创造政治奇观。在这里，我们绝不能误解，以为在这里大众受到了政治传媒的操纵。鲍德里亚认为，这里谁也不能操纵谁。他们不过是在一起玩游戏1 5l。三、民主制度中的仿真游戏：猴子在投票这种游戏就是政治上的仿真游戏。鲍德里亚说：“测试和全民公

23、决是最典型的仿真形式。”163那么测试为什么是一种仿真形式呢?在这里，鲍得里亚吸收了本雅明关于测试的说明，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来说明测试的含义。什么叫测试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测试就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向某人提出问题，然后，人们就回答问题。比如，我们给学生考试就是一种测试。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老师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并按照老师的期待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者，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某种疾病，比如糖尿66病。我们就用某种测试尿液的试剂来测试。在这个测试中，我们只能得到一个人有或者没有糖尿病，而不能测试其他毛病。在这种测试中答案是已经被预先规定了的。它只能是有糖尿病或者没有糖尿病。本雅明在一个适当

24、调整了的意义上来使用测试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拍电影的人实际上也是在用摄像机来对演员进行测试。演员只能按照摄像机的角度、光学效果等来进行表演。这就如同老师给学生提问一样，演员就按照这种提问的要求进行回答。当摄影师完成作品之后，导演还要对作品进行剪辑、编排。观众然后从专家的角度再对电影作品进行解读。这种解读就是要首先认同摄像机对于演员形象的光学处理，他们要像摄像机那样对待演员，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式对演员进行测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受到类似的测试，比如，在问卷调查中，调查内容已经预先设计好了。无论有多少不同的答案，这些不同的答案已经被设计好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就是调查人员自己给自己提

25、问，然后又自己回答了。这就是一种符号游戏。这种符号游戏与现实没有关系。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里的符号不指称现实，与现实没有关系。不仅如此，进行调查的人已经预先对于现实进行了剪裁和处理了。这就如同摄像机和摄影师已经对演员进行了测试一样。调查的人也已像摄像机那样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演员”进行过测试了。他已经对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测试了。然后，他又把测试的结果用来测试被调查对象(提出诱导性问题)，调查对象又根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仿真的回答)。这类似于自我提问和自我回答，而不是真正地对现实的提问。然而这又确实是对现实的提问。于是，这种调查的结果比真实的还要真实。比如，我们知道社会中有些人对环境保护

26、不够重视，但是调查问卷给出了“精确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人们在自问自答的符号游戏中得出的超真实的东西，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由此，鲍德里亚说：“问答这种二元图式的泛滥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它粉碎了一切话语，它超越了从此结束的黄金时代里那种能指与所指、代表与被代表的辩证法。这是那些具有功能性所指的物体的终结，这是那种有代表性的代表将获得选票的舆论的终结，这是那种答案在发问的真实发问的终结(这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终结)。这种过程完全被打断了：真与假、真实与想象的矛盾过程在这种剪辑的超现实逻辑中被废除了。”173鲍德里亚认为，西方的民主选举就是这样一种测试，就是一个“获取答案”的大体制1

27、 8|。西方社会中的选举制度如同民意调查工作是类似的。选票就是一张问卷，选民在问卷所提供的选择题中选择答案。在这里，选举机制所提出的问题(选择谁当总统?)就如同本雅明所说的那台摄像机1 9I。当摄像机架设好之后，演员就知道如何表演。摄像机似乎告诉万方数据哲学政治了演员如何对着它演戏。演员也应该懂得如何在摄像机前“抢戏”。人们所提供的问卷或者选票就是类似的摄像机。它不是简单的机器，不是简单的中介，它本身就是信息。比如，摄像机是按照摄像师和导演的要求架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问卷作为一个中介也提供了信息，它是在被加工之后而被提出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在加工了的信息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不是完全中立的中

28、介，而就是信息。它输出信息，然后再回收信息，这就是一种信息的自我生产。这是一种循环性的信息的自我生产。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普选就是一种“问答游戏”。这种问答游戏，在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中被大量使用。民族学家会向土著人提问，土著人给出答案。土著人(假如土著人和现代人有了接触，土著人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会像民族学家所期待的那样回答问题，而民族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按照民族学家对他们的想象来提问的。由此，鲍德里亚说：“人们可以确定，这里有完整的循环性：这些被提问者的表现，永远和问题对他们的想象、对他们的要求一模一样。”2叩于是人种学家按照他们的自我想象而得到了关于土著民的“客观”知识，人种学得到了极大

29、的发展。他们是通过对于土著人的调查而获得的客观知识，是科学。西方的民意调查也是如此。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而进行统计调查，人们也从统计调查中获得了想象的结果。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这都是信息和舆论的自我生产。然而，人们会质问：难道人们所得到的调查结果是假的吗?鲍德里亚的回答是：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它超越了真假。这就是仿真，它体现了仿真的固有特点。然而，这种统计调查由于它的“科学性”在许多人的眼中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许多人认为，它是真的，并且比真的还真。于是，鲍德里亚说：“这甚至正是这些模式的力量所在，但这也使它们仅体现了一个种姓或一个群体的偏执狂投射测试的真理。这个种姓和这个群体的人梦想着真实能

30、够奇迹般地符合他们的模式。因此这也就是梦想一种绝对的操纵。-21一些人就相信这种问答模式，相信它是真理。在他们的眼里，现实应该和他们多获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在鲍德里亚看来，这里隐藏着一种企图，一种操纵的企图，这就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出的所谓“科学结果”来操纵舆论，操纵社会。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操纵是困难的。鲍德里亚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所谓的民意调查，只有那些政治阶层的成员才相信民意调查。这些人之所以相信民意调查，“并非因为某种特殊的愚蠢(这也不能排除)，而是因为民意调查和目前的政治运作是同质的。因此，民意调查具有一种真实的策略价值，它按照政治阶层特有的游戏规则，作为这个阶层的调节因素而起作用。

31、”2幻政治群体需要民意调查，它是以民意调查的名义来操纵民意。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不是一些人是否代表人民，而是他们是否能够掌权。对于他们来说，民意调查具有策略的价值，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东西。西方的67普选制度也是一样，这个制度按照它们对选民的想象而提出问题，并从选民那里获得他们所想象的答案。这不过是一种问答游戏。政治集团可以从选民那里得到他们所期待的答案。可是，人们自然会说，从两个不同的党派中选择一个党派，这是选民自由选举的结果。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一种虚假的自由选择。在西方选举民主中最稳定，也是最成熟的选举民主就是两党轮流执政。不过，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过是两个党派垄断了政治权力，“是一个从

32、左派到右派的同质政治阶层的垄断”2 3|。那么为什么左派和右派是同质的政治阶层呢?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由于，一党专政是不稳定的政治形式(政治游戏失去了政治的特点)，而两党政治可以进行信息的反馈。一个政党会攻击另一个政党，而另一个政党会反击。这种攻击和反击形成了信息的反馈机制。通过这种反馈机制，两党之间的政策差距会缩小，甚至雷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政党差别不过是符号上的差别。所以，鲍德里亚说，两党轮流执政，是“两党之间的对立仿真，他们各自目标的吸收，双方任何话语的可转换性”2“。由此，在这里无所谓那个党派代表了那些人的利益，左右不过是名称之间的对立。于是，选民们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应该选择哪个政党

33、呢?从法律上来说，选民的选举是自由的，而实际上“投票变得极其强制。”253这是因为，人们的选举受到了轮流执政的结构约束。人们只能在两个类似的政党中进行选择。于是，这里的投票完全是随机的。或者说，投票行为不是根据自己对于政党的政治意见的判断进行的。对于同样的东西如何判断呢?这种盲目的投票像猴子在投票2 6|。人们的投票变成了纯粹的、无意义的统计现象。或许大众并不知道，自己的投票类似于猴子在投票，或者他们知道。鲍德里亚的理论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就像猴子一样在投票。在他看来，颠覆这种符号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种政治游戏推向极端。或者在他看来，这种猴子投票的游戏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抗议

34、，一种消极抗议。鲍德里亚把大众和政治家一起玩政治游戏的状况称为“超一致”。这种“超级一致”既包含了一致又包含了反抗，或者说，表面上的一致中包含了反抗。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在政治游戏中，大众是一种惰性的参与者，是被迫而无奈地参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误解，以为，政治在这里操纵了大众。在表面上，他们没有抵抗，他们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完全一致。社会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但是，他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无意义的符号游戏，把政治上的选举变成了完全的不确定的游戏，变成了符号奇观。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把这种嬉皮士式的政治游戏玩到极端就可以颠覆这种政治体系。万方数据湖南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四、对鲍德里亚的

35、几点评论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和政治行为的非政治化。对于这种新的政治现象，现代性的政治理论无法给出有效的解释，而鲍德里亚的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这种新现象。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治是经济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斗争就是为了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利益之间的斗争。人们为了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就不得不结合起来，组成团体，壮大自己的力量。由此，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但是，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这种政治理论已经过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的基础一一经济被动摇了。在工业化社会，工人要努力增加自己的收入，而资本家则

36、努力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和资本家必然会为经济利益而进行斗争。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生产已经终结了”r2“，或者说，人们不再需要为获得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而努力奋斗了。工人阶级即使不工作也能够获得政治工资(失业救济金)。人们这个时候再去工作不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符号性的消费(更多的名牌，更多的化妆品，甚至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消费)。因此，在这个时候，为生存而斗争的经济紧迫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人们团结在一起为了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紧迫性不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其他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就凸显出来了。仅仅按照经济的标准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减少了，阶级的概念在这

37、里不适用了，利益团体的概念也被动摇了。所有的人都成为分散的个体。这些分散的个体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大众)。对于这一群人，人们不能用“工人阶级”、“边缘团体”来命名它。它没有名称，没有谓语，没有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它说成是“黑洞”是有道理的，因为所有能够表现其特征的东西都被它吸收到它的内部了。我们应该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这种趋势，但是鲍德里亚似乎把这种趋势推向了极端。虽然工人阶级没有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紧迫性了，虽然许多人的经济活动与自己的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无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为经济利益而斗争了。只要我们注意最近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受到财政紧

38、缩政策影响的人所进行的街头抗议。只要人们还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要一个社会仍然需要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活动，那么人们就必然要关心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的投票行为就不可能68完全是猴子投票(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在现代西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出现了，为了满足不同的利益，各种政治党派为了获得政权就要力图满足这些不同群体的政治利益，甚至满足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为此，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玩弄政治符号，把许多政治的诺言变成空洞的符号，他们拼凑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奇观。许多公民对于这种政治奇观也习以为常，而以嬉皮士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政治奇观，这些况是存在的。但

39、是，我们却不能由此而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这种嬉皮士。一大批沉默的公民是存在的，虽未必是大多数。他们出于自己的生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还是会对于社会中的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提出问题的。难道这大众传媒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仿真的社会问题吗?难道大众所关注的女性权利的问题，边缘团体的同等身份的问题都是假问题吗?鲍德里亚完全否定了公民自由讨论的可能性。这似乎走到了极端。我们承认在社会中确实有一批不明就里的人会鹦鹉学舌，或者明眼人会故意玩弄政治符号。这往往使人无法对于真假话语、真假讨论产生怀疑。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排除真实讨论的可能性。如果这种真实讨论的可能性被排除了，那么鲍德里亚本人的讨论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如

40、果他的讨论是假的?那么他是在故意欺骗读者。如果他是真的，那么他的行动就与自己的言论完全相悖。人们把这种行动与言论相悖的情况称为“施为性矛盾”。鲍德里亚在一定程度上就陷入了这种施为性矛盾中。鲍德里亚对于问卷调查的分析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从人具有模仿能力的角度来批判问卷调查，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从实证主义批判的角度来说明其中的缺陷，确实表明它具有政治操作工具的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研究中，人们在问卷调查中，越来越注意防止“诱导性问题”，愈来愈注意人所具有的仿真能力，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问题。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行问卷调查，但是却又不能迷信问卷调查。鲍德里亚的问题恰恰是把这种情况推向了极端，彻底否定了问卷的作用。注释：11617181920212223242526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9、9192、93、89、96、94、95、98、99、98、99页。234567E89101112131415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and Paul Virilio，1983，P5，P5，P6，P4，P6，P7，P9，P10，P1213，P16，P20，p20，P29，P2927参见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一部分。责任编辑：孟桢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