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漱溟的民主思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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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4卷第3期2005年6月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s)V0124 No3Jan,2005浅析梁漱溟的民主思想赵东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摘要: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倡导者,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无视民主的价值。他所否定的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而对于民主的普世性价值,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他是明确予以承认的。他所提出的“人治的多数政治”的模式,是他对中西文化长处所做出的调和。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但梁漱溟在构建这种模式时所采用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却
2、值得我们借鉴。关键词:梁漱溟;民主制度;民主价值;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05)03-0073-05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梁漱溟无疑是一位思想大家,他对东西文化的独特分析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思索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许多思想无论在几十年前还是在新儒学复兴的今天都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启示。由于力量所限,本文无意对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进行总括性的分析,而只想以民主作为切人点,对梁漱溟的民主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成因做一点粗浅的分析。曾经有学者指出,“梁漱溟以前曾经认为,在新的世界文化出现之前,中国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必须全盘
3、接受西方文化,例如接受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到1933年,他决然抛弃了所谓的西洋把戏欧洲的民主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认为它们在中国走不通。”1(啪”在梁漱溟的早期著作中,科学和民主是西方文化长处的体现,是中国文化应该全盘接受的对象,但在后来,梁漱溟却又撰文明确指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走不通,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很容易使人以为梁漱溟最终舍弃了民主而专去走儒学复兴的路。然而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梁漱溟在不同场合下所用的民主,其具体内容指向是不同的,仅从前后的一取一舍就认定梁漱溟最终抛弃了民主,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在梁漱溟早期的思想言论中,民主是以“德谟克拉西”的名称出现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4、时期,“德谟克拉西”只是对Democracy的众多译法之一。Democracy一语于19世纪后半叶传人中国后,曾经产生了许多中文译法,例如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惟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治主义、平民政治等,这些译法有的侧重统治方式,有的侧重权力主体,都有所侧重而无法传达Democracy的全部涵义,因此当时有人指出,Democracy的原意“包含得很广,若要用中国文两三个字,浑括它的全义,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按翻译佛经时“五不翻”中“多涵不翻”的规矩,音译为“德谟克拉西”。2(P17382由于对Democracy理解的多样性,为了便于交流,当时许多人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开始用“德谟克拉西”来代表广泛
5、意义上的民主,用它涵括民主的各个层面。梁漱溟发表他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因而他在这篇演讲中所用的“德谟克拉西”一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是从广义上来意指民主的。通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文,“德谟克拉西”既用来指涉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形式特征,如废除帝制、多数决策、行共和立宪等,也包含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所具有的内容,如崇尚人人平等、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等3泓37叭,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指称。所以,梁漱溟这时所称的“德谟克拉西”,涵括了当时他对西方民主的全部理解,是一个近于全方位的概念。当梁漱溟指出“这两样东西(科学与德谟克拉西引
6、者注)是西方化的特别所在,亦即西方化的长处所在”3(聊时,他实际上收稿日期:20050221作者简介:赵东辉(1980一),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73万方数据江汉大学学报 总第24卷是对他思想观念中那个内涵广泛的西方民主做出了一种全面的承认和肯定。但是,在随后的十几年中,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学术思想的剧烈变动,梁漱溟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1933年,梁漱溟发表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指出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选举、竞选、权力制衡、以法治国等制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生态度相冲突,因此它们在中国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从而彻底摒弃了西方的民主政治道
7、路。显然,这里所说的“民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笼统的“德谟克拉西”了,它指的是作为一种制度和统治形式的西方式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政治理念和价值的民主。梁漱溟曾经指出:“科学和德谟克拉西这两个东西是有绝对价值的,有普遍价值的,不但在此地是真理,掉换个地方还是真理。”4(髓这表明他对民主的普世性价值是认同的。在梁漱溟的思想中,“民主是一种精神,它原从一根本点发展出来,而次第分析之可有五点”即:承认自己亦承认旁人、彼此平等、依理性解决问题、取决多数和尊重个人自由,“民主的涵义,粗举其要似不外此五点”,这五点虽“容易相连而见;但各时各地社会生活却多不同,因而其所表现者就有出入,又非必五点齐备”,“中国人生
8、活上自有其民主精神通常之说中国无民主,盖指其缺乏第四第五两点,即:遇事召开会议取决多数之习惯制度未立;划清群己权界人己权界之习惯制度未立。”“中国非无民主,但没有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5嗍埘2所以,梁漱溟所否定的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并不是指民主的全部内涵,而是指中国缺乏但西方行之的第四第五两点制度。正像他所指出的那样,民主本身的价值是普遍的、绝对的,但各时各地的社会生活多有不同,民主的表现形式也应有所不同。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行不通,因而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但是中国人既然自有其民主精神,则以中国文化为本,使中西文化实现一种调和而产生新型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就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种信念,梁
9、漱溟在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中,把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想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治的多数政治”或“多数政治的人治”。所谓多数政治,指的是“团体中的多数份子对团体事情能把力气用进去,能用心思智慧去想”,而且这种参与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这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特点,也是西方文化的长处;而人治则是指尊贤尚智,“不以74死板的法为最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最高”,是不同于西方以国家宪法为最高的法治的,比较符合儒家“尚贤尊师”的传统。很明显,梁漱溟设想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就是他对中西文化具体事实的一种调和,这也正印证了他在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但是,在梁漱溟看来“既最合于中国古人的理想,又不违背民治精神”的这种“人治的多数政治
10、”模式(嘲2以93,却有着严重的内在逻辑冲突:多数政治要求团体中的分子对公共事务为有力的参与,但这种参与的积极性必须有多数人的意见不被压制,对公共事务有最终的决定权来激励和保持,而所谓的尊师尚贤却把公共事务的决定权赋予了少数精英。这样,一旦多数人的意见同圣贤的主张发生冲突,按这种制度设计,多数人的意见必然地要被压制、被否定,如此一来,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如何保持?在中西文化之间,梁漱溟把中国文化作为根本,那么在人治与多数政治之间,更为重要的自然就是人治了。这样,“人治的多数政治”所导向的,就只能是多数服从少数的政治服从,这不但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就是同广泛民主的真义,恐怕也有所背离。应该说
11、,当梁漱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承认“德谟克拉西”是西方文化的两大异彩之一的时候,民主在他脑中还只是一个笼统的含混的概念,随着他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和现实政治实践的发展,他才将民主的精神同西方的民主制度区分开来并最终认定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决定把民主的精神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一种适于中国的新型政治模式。这种拣择和取舍,自然不是时的决定,而是由梁漱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固有的思想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处于不断加深的态势之中,亡国灭种的压力促使人们把救亡作为一切运动的最终目标指向,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被引入
12、和践行的,从光绪年问的戊戌维新、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直到民国时期所推行的多党政治、国会内阁等无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人们相信,民主政治的实现将会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并进而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梁漱溟最初也抱有这种信念并因此而热心于这些运动。他曾说自己“在万方数据2005年第3期 赵东辉:浅析梁漱溟的民主思想清季则期望着开国会,在民元则期望着有政党内阁;民二以后则痛心约法的破坏,主张护法;并期望联省自治;无非是在梦想这种制度的成功而已。”7蹦5然而戊戌维新旋踵而败,君主立宪化为泡影,中华民国开国会、定约法,最后却被袁世凯利用来搞独裁专制、帝制自为,临时约法也成了各路军阀竞相争夺
13、的可为自己增添合法性的护身符,民主政治的种种制度在这里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道具,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仍是独裁专制、武人政治的戏码。对于民主政治,梁漱溟“极期望它成功,而总不见它成功,并且愈趋愈远。”儿腭“十数年政局之纷扰,政象之浊糟”迫使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不得成功之故进行思索,而这种思索就构成了他后来舍弃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外部肇因。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文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认同。在他以“意欲”(will)为“一本源泉”所构设的文化参照系中,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被看作是三种具有不同根本精神的文化路向:“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
14、(嘲,“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嘲引,这三种文化态度、生活样式恰好对应于人生的三种问题,即人对物的关系问题、人对人的关系问题、人对因果必至之势的关系问题。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向前要求、改造局面的,恰好适于解决人对物的关系问题;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适于解决人对人的关系问题,而秉持消极地转身向后要求的态度的印度文化则适于解决第三类问题。同时,人生三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也是有一个次第井然的顺序的:首先是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其次是人同“有情的他心”的关系,再次是面对因果必至之势的人的情志的宁静,因此,按照本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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